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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陶希圣先生对于中国社会有极深刻的认识，他的学问很是广博，他应用各种社会科学的政治学经济学的知识，来研究中国社会，所以成就最大……虽然他的研究还是草创的，但已替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打下了相当的基础。”
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发布了43名国民党战犯的名单，陶希圣名列第41位。蒋介石战败以后，陶希圣随之去了台湾，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1968年，陶希圣以《中央日报》董事长身份退休，1988年在台北逝世。
近几十年来，国内可以见到的陶希圣著作只有薄薄一册《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这是他30岁时出版的作品。他的四卷本煌煌七十余万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都没有重版过。这种待遇与他三十、四十年代在学界产生过的巨大影响实在是不大相称的。
陶希圣生于1899年，名汇曾，字希圣，湖北黄冈人。父亲陶炯照，前清秀才。1903年的时候，清政府第一次举行“经济”特科考试，梁士诒第一，杨度第二，陶炯照亦榜上有名。可是慈禧厌恶梁士诒的名字“梁头康尾”（康有为又名祖诒），将他除名。受梁的株连，陶炯照及这一榜上的其他考生的功名全部作废。
陶炯照去河南谋职，陶希圣亦跟随父亲去了河南，先是进旅汴中学，成为清末第一代的中学生。当时陶希圣的学习科目包括算学、英文、历史、地理等，属于最新式的教育。随后，他又先后就读于河南省立第一中学、武昌外国语专门学校等，成绩一直很优秀。
1915年初春，陶希圣在国会议员汤贯如、北京大学总务长舒先生帮助下，投考北大预科并被录取，同年进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师从沈尹默、沈兼士等先生。陶希圣后来回忆说，进入北大预科以后，逐渐受到章太炎一脉学风的影响，开始老老实实读书。黄侃、朱希祖等章氏弟子不教预科，学生对他们只能远远观望。在预科期间，陶希圣读宋明两代的学案特别有心得，逐渐去掉少年的“骄傲”，开始真正的“苦读”。
1918年，陶希圣转入法科系学习。根据他的回忆，这段时间里他的学习兴趣主要分成两方面，一方面是学习日本人的民商法；另一方面则是从“共学社”（梁启超、张东荪、蒋百里等人组织）这样的地方购买新书籍，开阔眼界。他先后读了克鲁泡特金《互助论》，考茨基《阶级斗争》，拉马克的《生物学》等著作。从专业来看，陶希圣一直对家庭法有兴趣。中国的社会结构如费孝通所概括的那样，是从家庭到宗族到社会，与西方颇有不同。陶希圣通过学习西方社会学的方法和中国历史，逐渐明确了自己的分析框架。日后他陆续出版的著作如《亲属法大纲》《中国社会现象拾零》《婚姻与家族》等，以及翻译的奥本海默《国家论》，都与他思考的起点分不开。
大学四年级的时候，陶希圣买到两本书，他认为它们对他后来的思维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本是英文书，梅因的《古代法》。另一本是国学书，清代胡培晕著的《仪礼正义》。前者让陶希圣明白，西方法律与东方法律在根本逻辑上存在不同。后者则使陶希圣领悟，研习古籍，必定要先了解古代的政治和社会基本制度。而古籍中也保存了大量古代制度的线索，值得我们花大力气发掘整理。
总的来说，陶希圣读书时在政治上不算很活跃。他也参加了五四运动，但卷入不深，也没有加入任何左翼的社团组织。1922年，陶希圣从北大毕业，先是在安徽省立法政学校做教师，随后去了上海，进入商务印书馆。
二十年代初期，商务印书馆人才济济。曾在馆内任职的著名学者就有郑振铎、周予同、李石岑、杨端六、唐钺、竺可桢、周鲠生、顾颉刚等等。陶希圣在商务印书馆里慢慢读书积累，同时开始在《东方杂志》这样的大杂志上发表文章，偶尔也在大学里兼一些课。
五卅惨案发生后，陶希圣被上海学生联合会聘为法律顾问。商务印书馆也开展罢工运动，陶希圣又被聘为商务印书馆三所一处罢工最高委员会顾问，并参加上海学术界十人联署的宣言，对英国巡捕枪杀民众的惨案表示抗议。
二十年代中期以后，陶希圣的影响在逐渐扩大。他在上海法政专科学校兼职讲授“亲属法”，同时在东吴大学讲授政治学。又应商务印书馆之邀，完成了《亲属法大纲》，可是未能出版。出于生活和政治上的考虑，陶希圣在1927年初接受武汉军事政治学校的聘书，辞去商务印书馆的编务之职，赴武汉任教，职位是中校政治教官。到了武汉，他又在武汉大学兼任政治法律教授，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各国革命史”、“无产阶级政党史”以及“帝国主义侵华史”等课程。从这时起，陶希圣结识了汪精卫、周佛海等一批朋友，逐渐卷入政治。
1927年4月，发生了“四一二事变”，紧接着是五月份的北伐。武汉北伐军政府下令，军政学校师生与农民运动讲习所师生合并为中央独立师，与叶挺率领的十一师会合，陶希圣任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军法处处长，兼任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政工人员训练委员会常务委员。北伐很快失利，陶所倾向的国民党改组派在政治上完全处于劣势。陶希圣心灰意冷，躲到武汉福寿庵里读《资治通鉴》。他对国民革命失去信心，遂又回到上海。
接下去的两三年里，陶希圣主要靠卖文来维持生活。有时也在复旦大学、暨南大学或者中国公学兼些课，但写作占据了他绝大部分时间，与政治保持一段距离。《新生命》月刊与他关系最密切。其妻万冰如在自传《逃难与思归》中回忆，“新生命月刊每一期都登他的文章，另外好几家书店杂志要他的稿子，他卖稿子运气很好，可以先拿稿费，也可以送现洋取稿。”陶在上面先后发表了“从中国社会史上观察中国国民党”和“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等名篇。1929年，陶希圣在《新生命》杂志上的文章结集《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出版，顿时成为畅销书，在以后的几年里印了八版，销量数万。这本书的出版也标志着关于“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的“社会史论战”正式拉开了帏幕。
在这段时间里，陶希圣连着出版了《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中国封建社会史》《中国社会现象拾零》等书，成为国内很有影响的社会学和政治学学者。上海市国民党党部向当时的中央党部检举陶希圣“颇有讽刺及批评现实政教之长篇与短文”，“言论种种非法及违纪之处”。故而到了1930年底，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聘请陶希圣为法学院教授，陶希圣立即接受，从此他又回到了学院。
陶希圣在南京中央大学法学院任教一个学期后，接了北大的聘书，赴北京大学法学院任政治系教授。此时，所谓的社会史论战正在进入高潮阶段，王礼锡公开撰文“挑战”陶希圣。陶希圣后来在北大七年的教学生涯，都和这场争论紧紧缠绕在一起。
三十年代初陶希圣再次面对的北大，已经不是五四时期的北大。章太炎留下的学术传统，到了三十年代已经变成政治保守的同义词。另一些左翼学生则空前激进，不愿意做些扎实的研究工作，还在课堂上起哄捣乱。随着社会主义思想的普及，课堂内外都在争论当下中国社会的性质。支持左翼的学者有号称“干部派”的黄松龄、马哲民等，认为当前中国社会性质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支持右翼的学者有号称“反对派”的刘侃元等，认为当前中国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社会”。反对派往往在课堂上受到学生的嘲笑，非常艰难。
陶希圣自认左右两派都不是，他的观点是，“中国封建制度已衰，封建势力犹存，而中国社会的两大阶层应当是士大夫与农民”。陶不但想避免直接的争论，还想矫正北大的学风，于是决定组织一些学生做些社会史、经济史的整理工作。这些工作既有学理上的价值，也可以为社会史论战提供一些学术支持。
他于1932年8月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这篇文章中袒露了心迹，“我还有两个希望，敢在这儿提出：一、唯物史观固然和经验一元论不同，但决不抹杀历史的事实。我希望论中国社会史的人不要为公式而牺牲材料。二、论战已有四年之久，现在应当是逐时代详加考察的时期。我希望有志于此者多多从事于详细的研究。我四年来犯了冒失的毛病，现已自悔。但我四年前冒失下手发表论文，是因为那时很少人注意这种研究。现在见解已多，如再以冒失的精神多提意见，反把理论战线混乱。我希望短篇论文减少，多来几部大书，把唯物史观的中国史在学术界打一个强固的根基。我自己决没有丝毫的自负，说自己业有如何的成绩。我希望自己能够继续研究，把四年来的见地一起清算。我希望大家于‘破’中来‘立’。只有‘立’才可以把战线以外的多元论或虚无论者打翻。”
一开始，陶希圣想到的是编书。他在来北京之前，已经完成了《西汉经济史》，后来收入何炳松丰编的《中国历史从书》。到了北大以后．他就牵头成立“经济史研究室”，先后发现和培养出武仙卿、鞠清远、沈巨尘、连士升和全汉升等一批年轻学子，展开合作研究。当时他定下的研究计划是，“整理唐代和唐代以后的经济社会史料”，几年里就产出大批成果。
年轻学生刘道元写出《两宋田赋制度》，全汉升写出《中国行会制度史》，陶希圣借用自己的关系帮他们联系出版。1934年，陶希圣与武仙卿合著的《南北朝经济史》出版；1935年，陶希圣与鞠清远合著的《唐代经济史》出版；1936年，陶希圣与沈巨尘合著的《秦汉政治制度》出版。出版社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