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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可以说，他们认识我们这些党徒，问我们这些人在一起行动，要干什么——以这样的方式干扰党徒的活动很正常，随时都这么做。这样，党徒们就不会怀疑有人告密，而又可能干扰他们，使他们取消谋杀。
基尼要尽快建立一支监视组。我要尽快乘飞机赶到迈阿密。这个局面很难预料会有什么结果。监视组可能盯住我们，也可能跟踪不到。跟随勒菲蒂的人个个都带有枪，执行开枪的任务有可能落到我的头上。如果监视组没有跟踪到我们，我们去干谋杀，开枪的任务由我来执行——我可怎么办呢？我从来没有面临过这种形势。
但是，在很久以前，我曾经想过，一旦面临这种可能出现的形势，我就自己做出一个决定：不论纪律怎么要求，如果对象是歹徒，在他和我之间，只能是他死。
我给罗西打了电话，把情况向他做了说明：我要乘飞机到迈阿密，他要把大车开到迈阿密，把汽车留给我用。然后，他再乘飞机返回到坦帕。
现在我不得不把情况告诉家里：我不能参加女儿的坚信礼活动。家里将有一屋子的亲戚和朋友，亲戚们来自各地。就是我妻子也不知道，我现在卷进布拿诺家族的风波已有多深。
我先要向妻子说明情况：我接到了电话，要我立即赶到迈阿密。我没有对她说明详细情况，因为我不想给她增加顾虑，她本来就已经够担心的了。但是，她听到了我和特工基尼的谈话，因此知道歹徒要我去杀什么人。
我对她说：我涉及到的这件事非常重要，我一定要去，因为有人的生命处在危险之中。我们只要有可能就要阻止谋杀发生。这次行动中，有许多人在对我抱着希望——这是老生常谈。除此以外，我能劝她的就是要她别担心。在这样的时刻、谈这样的事．我一向连话都说不好。
她既愤怒又害怕，对我大声吵嚷、哭哭啼啼。她恨联邦调查局，怎么能把我放在那样的位置上？谁去那儿保护我？为什么要我去干而不是别人？为什么不叫没有老婆孩子的人去干？她浑身在哆嗦。
自从车祸以来，这是她情绪最低落的时候。
我最小的女儿这年14岁。我和她坐在一起，对她说：我不能参加她的坚信礼庆祝活动，因为我工作中有事要干，我有责任去工作，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她哭着说：“爸爸，我希望你别走，因为对我来说这是有特别意义的日子。”
当时她说，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要是走，她会发狂的；不过至少还有爷爷在她身边保护她。
我要立刻赶到机场，我实在别无选择。
我到了迈阿密，驾着罗西送过来的汽车，开往福特·劳得戴尔机场，按规定，再过5分钟勒菲蒂乘坐的飞机就要到达。飞机到了，人们一个个地出了机场。我没有见到勒菲蒂，什么人也没见到。
我给在布鲁克林的孙尼打了电话。“怎么回事，孙尼？他们一个也没有来呀。”
“我们取消了。”
“你说的取消是什么意思？”
“你给另一个伙计打电话，他会向你解释的。”
“他在哪儿？”
“他在家，多尼。”
我驾车回到了荷里得的寓所里，肚里的火气三天两夜也没法消除。我女儿在举行坚信礼，我都没有参加，而谋杀一事却完全是无稽之谈。
我给勒菲蒂打了电话，他对我说：他去了机场，又应要求回到了孙尼那里。孙尼说取消了。他说：“因为太晚了，没来得及告诉你，因为你已经开车出了坦帕。”
本来的谋杀对象是腓利·鲁克。他们取消了计划，因为腓利是一个人来的。他们想把3个副官集中在一起干。如果一次干一个这个做法不明智。
“对不起，朋友，”勒菲蒂说。
“这没什么。怎么搞的，你也没能和我通一下气，竟然发生这种事。”
“我知道，就这样吧。”
“顺便问一下，如果有这事，会成功吧，对不对？”
“这事儿我不能说。”
“我只是说——”
“不，这事儿我不能说。如果他们要我干，你知道……。”
“勒菲蒂，下一次叫我干什么可不要说：‘你不一定非干不可’这样的话。我们要有什么事要干，我就干。不要有这种感觉：我会不干什么事。”
“不过，你有选择的余地。”
“有什么选择？我们在一起干嘛。我可不想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安托尼·菲什先生·拉比托”是个胖乎乎的老练党徒，身高大约5英尺9，体重250磅，一脸的肌肉。他曾经营过海味食品饭店。他是个单身汉，在曼哈顿东五十三大街411号有个寓所。其他的党徒常常带着女朋友到他寓所里逗留一两个小时。他是孙尼的朋友。孙尼说：当你处在，比如说，打仗的时候，你在街道上有事情要干，那么你和拉比托这样的伙计有接触，和他在一起，总是有好处。
流产的谋杀两天过去以后，这天是4月13日，勒菲蒂给我打来了电话。
“多尼，注意听我说，好好听。我要和人出门，连电话也不能打。如果一切进展很顺利的话，你在纽约就是响当当的了。懂吗？”
“是，我懂。”
“你不懂什么意思。”
“我刚刚说懂，你就——”
“这次出门可能要两个星期，也可能很短。这是我出门前最后一次对你说话了，马上我就要上车。不要给另一个人打电话。”
“好的，不给任何人打电话。”
他只要我给一个人打电话，那就是露易斯。他要我一天给她打两次，以免她有什么问题。一次打电话在下午6点，即她下班回家的时候；另一次在晚上11点，她睡觉的时候。还要我给她1，000美元，作为她生活费用。
“你务必要帮我的忙，尽量别走远，这样一旦真有什么事，我们可以知道在哪儿和你联系。换句话说，比如我有事要用一下俱乐部。明白吗？”
“明白。”
“因为我要出街道搞工作。”
我提醒了在纽约的案件特工杰里·罗尔。一个监视组看到了勒菲蒂和露易斯离开了寓所，上了车，开往拉比托的住所大楼。勒菲蒂提着棕色纸袋下了车，进了拉比托寓所。露易斯开车走了。
一直等了5天，勒菲蒂才有电话来。我终于了解到：他们的会谈让我过了关。
“我刚刚从布鲁克林回来，”勒菲蒂说，“一切都很好，我们没事，我们胜利了。”
“好呀，太好了。”
“可是，这些狗娘养的，一个个都在饮酒作乐。他们以为我的力量削弱了，你知道吗？我什么时候有损失？这帮混蛋弄得我精疲力竭。因此，个个都在庆功。”
“他们是疯了还是怎么的？”
“连迈克·沙贝拉也是。他不知道我了解情况。他还在说：‘真可惜。不过我接受了他妻子的珠宝。’”
勒菲蒂把他妻子的珠宝作为抵押贷款。
“他会大吃一惊吧，唔？”我问。
“真想不到，这些混帐。等我明天和布拉克斯坦再谈。他知道他们以为我的力量削弱了，但是，他不知道这事儿已经到了何种程度。”
布拉克斯坦就是孙尼·布拉克。
勒菲蒂说：“他们不知道，再过一两个月，他们自己会大大吃惊的。我把消息告诉你，朋友。谁也不会再找你麻烦。等那人一出来，你就会是好样的。”
“啊，是吗？”
“我始终和你在一起。说来实在令人惊讶，他也站在你这一边。”
“是布拉克斯坦？”
“是他。”
“真好。”
“由于我这一个星期做了努力，到今天晚上，你的情况大大地好多了。”
“比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好多了，是吗？”
“局势的变化是没有完了的时候，我不能说得太详细。现在你到处转转，你想打谁的嘴巴，你就打好了。打谁都行，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
“打谁都行？”
“对，打谁都行。我到了你那里，你打了谁就把他指给我看。多尼，你现在可真让人刮目相看啊。布拉克斯坦那股高兴劲儿就别提了。”
他要我在迈阿密那里接他。在那里他可以把会谈的结果情况向我作更多的介绍。
“帮我一个忙，”他说，“叫托尼给我带一条领带，一件衬衫。不能穿得像宾夕法尼亚州的乡巴佬，我要穿得笔挺笔挺的。”
他让露易斯接过电话。
“你好，多尼，明天打算干什么？”
“像往常一样过星期天。”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晚餐吃点什么？”
“还不知道呢。”
“明天是复活节呀。”
“我知道。可是，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朋友再在一起过复活节呀，你知道吗？”
“啊，我们来安排。”
我对最近一些电话的内容开始作一番思考。如果勒菲蒂或孙尼再把事情凑到了一起会出现什么情况？在P．J．克拉克饭店那一回，我和拉里·基顿在一起的时候，拉里被人识别出来，暴露了特工的身份，这事有人告诉了勒菲蒂；什么时候他们会得到芝加哥党徒的消息，说托尼·坎特是个特工呢？回头再想一下，在布鲁克林的吉里店铺里，我曾经逮捕的那个家伙会怎么样呢？他会不会在大街上碰到我把我认出来呢？还有代号ABSCAM行动中的那艘船，目前又有罗基这件事。
在党徒里，正是亲密的朋友会杀掉你。我成天和勒菲蒂待在旅馆里，一天24小时不离，稍有一点疏忽就会被觉察。我好比在枪林弹雨之中，时刻要巧妙地躲开。
我和罗西在迈阿密机场接到了勒菲蒂。在谈判中，墨拉及其一伙失利，我很顺利。
“事情了结了，”勒菲蒂说，“不再谈了。他们失败，到处都是失败。纽约、迈阿密、芝加哥——到处都失败。注意罗，我花了5天时间，干了我该干的事，就是为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