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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版。他写过一本《不文集》，里面全是性谜语和黄段子。别人越是骂他荼毒青年，他就越起劲，还四处向人自称“不文霑”。
黄霑这一辈子都在和他脑海中的正统派作战，与蔡澜等典型港式文化人一起，大声疾呼“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而且得存得好存得妙。隐隐然有遥向竹林七贤致意、远接晚明文人作风传统之势，他强调作人主要是存真，宁为真小人，莫做伪君子。然而什么才算作“真”呢？既然毫不保留地宣泄七情六欲就是真，那么好的文化必然是满足人之七情六欲的文化商品了，不曲折不做作，痛痛快快爽一下就好，爽过了就再来一个。所以一首接一首的流行歌，一部接一部的通俗电视电影，都是真文化。这些文化商品又因为直接而必然是大众喜闻乐见的，故此流行与否，大众欢迎与否，自然是好文化的判准。黄霑所以喜欢在文章里举妇人能解的白居易和万古常青的《红楼梦》为例，是因为它们符合他好作品必然流行、而最流行的就最经典的观点。故在辩护流行歌曲时，他爱说贝多芬和莫扎特就是旧日的流行音乐。虽然不符实情，但这种论调在香港报纸专栏之间颇为流行，从者甚众。
爱上大众，而且要求大众也爱你，到头来总是桩叫人伤感的单恋
黄霑身处被认为“文化沙漠”的香港，一直以蔑视“世俗观点”的姿态吊诡地去迎合市场，用反抗“正统文化”的表演去证明香港才是个有真文化好文化的地方。我猜这也就是他到了晚年还要跑去念博士的原因，因为他要以香港流行文化教父的身份亲自去写一篇研究粤语流行曲的论文，把他贡献了一生的东西带进学术殿堂。据说他上课非常认真，早到迟退，书读得比大部分年轻同学还努力。读到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经典批判时，他怀疑阿多诺（Theorde Adorno）有没有真正听过他渺视的流行歌；念到现代文化研究替文化商品翻身的案例，他很高兴地觉得吾道不孤大有可为。
可是，也就是黄霑读研究院拿博士学位、写专栏吹捧流行文化这种举动出卖了他的矛盾。一个真正全心全意靠做广告搞销售维生的人，又何必靠什么劳什子论文去证明自己？一个一头栽在流行音乐工业的创作机器，又何苦去用白居易来合法化这台机器的运转？说到底他还是个旧文人，一个陷身在一日不写稿不写歌就三餐不继的现代商业社会里的文人，所以才总是要以狂生的姿势去唤起大家记忆里的非正统古人，所以才总是要口诛笔伐道貌岸然的假道学与老学究。他永远无法说明的，是为什么他一方面那么尊敬其实没有多少人真正读过的饶宗颐，另一面那么喜欢嘲笑写书没人买的自赏孤芳。更可怜的是在香港这个地方，他其实不用花太大力气，就彻底征服了香港人和他想象中的道统。《不文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销售纪录证明了香港人其实保守不到哪里，用不着他那么费劲。在他心爱的广东话占据了文化主流之后，他的战斗就像唐吉诃德对着风车舞剑一般，寂寞、徒然，也难免可笑。那孤傲的“沧海一声笑”，洒脱的“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香港人连欢迎都还来不及，又哪谈得上要相送呢？
爱上大众，而且要求大众也爱你，到头来总是桩叫人伤感的单恋。因为大众总是那么捉摸不定，追他们的心要比追日还难。经过黄霑的熏陶，香港人的精神“真”得不得了。报纸再黄再血腥都不打紧，它真。歌星再不懂唱歌也没关系，他们的可爱样貌是那么地“真”。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十年，黄霑居然教训人了，说时下的歌手唱歌没技巧，说如今的报纸没格调。但是黄老师，他们都是“真”的呀，要不怎么会那么受到市场欢迎？难道Twins就不是明日的莫扎特吗？这可都是您老人家教的呢。于是黄霑也在这滔天巨浪之中被卷得奔流而去了，他的歌他的广告都成了经典，经典也就是不再流行只堪回忆的意思。曾经红遍港台的《楚留香》，如今迷容祖儿的小伙子或许以为是古人的老词，看不懂。
所以那一次读书讲座，黄霑应该懊恼，以他的名气都填不满一个区区三百座位的演讲厅。黄霑说：“现在的香港人真反智。”当时我就了解到，黄霑的时代早就结束了，早在他去世之前。
创建时间：2005…3…17 上一页 目录页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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