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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时候我把父亲当做偶像。但是，到16岁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就开始在心理上彼此干仗了，形势发展越来越糟糕，因为一种亲情关系即将丢失，我们彼此开始对骂。自从我25岁以后，我和艾尔又成为最亲密的朋友了。
作为加内特公司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我父亲是一个绝对的成功人士。但是，作为我们家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呢？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父亲？作为这位公司征服者的儿子长大成人是什么滋味？
在我的少年时代，我在他身上看不到一丝好处。他看起来漠不关心，总在生气，脾气很坏，让人摸不着头脑，而且总是吓死人的样子。17岁的时候，我打起行李包上大学，当时的结论是，再也不会靠近艾尔这个人了。他会死的（当时他已经47岁），我也会悲哀──很短暂的一阵子──事情不过如此，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我不喜欢我们家的一切都围绕着艾尔转，大家走路都像在踩蛋壳，因为我们谁也不知道他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情绪，也不知道什么样的事情会惹他恼火。艾尔在公司的梯子上越跑越高，我也越发不喜欢必须跟妹妹一起出席公司的种种社交活动，而且得装出像政客的完美后代的样子。那是一个压制别人而且十分严酷的父亲，他为我们提供了物质上的奇迹，但又制造出情感上的沙漠，因此我感觉，守着这样一个父亲，我永远也不会找到自我。
这与我小时候的情形很不一样，老照片和母亲的回忆可以提供逼真的情形，证实当年我和艾尔之间的关系：
？3岁的时候，在父母水气蒙蒙的浴室里，我专心地看着艾尔刮脸，我也用自己的塑料玩具刮胡刀在自己的脸上刮。
？4岁的时候，我跟在艾尔身后用玩具剪草机剪草，当时，他在迈阿密酷热的阳光下汗流浃背地剪草坪，用的是手推的人工剪草机。
？5岁的时候，在后院里过星期天，艾尔坐在院子里用打字机为《迈阿密论坛报》打新闻报道，我也坐在旁边敲打锡制的玩具打字机。
从偶像崇拜到仇恨
是什么东西使我童年的偶像崇拜变成了少年时期的仇恨的？直到成年以后，我才看出自己仇恨艾尔的根本原因：当父亲的把职业生涯放在家庭前面，结果深深地伤害了一个少年的心。回首往事，我现在明白，艾尔在公司权力阶梯上攀登是有代价的，他步法不稳，风险太大，他当时一定希望自己家里不要出事，哪怕后来没有做到。我现在可以明白，艾尔小时候没有父亲，一切都不牢靠，这也是他缺少一张图纸，不知道如何将我带大的原因。
但在少年时期，我只知道自己感觉痛苦。原因并不重要，下面是我少年时期的一些情景：
？14岁那年，我和邻家的一个小孩子没有联系好，他本来答应在假期替我为150位订户送报纸的，结果，却没有去送。我记得艾尔当时大发雷霆，他愤怒地喊叫着：“该死，世界上没有多少人一辈子会有两次机会，他们没有炒掉你就算你走运了。”
我本来需要同情，结果反倒感觉自己像是个一无用处的废物。我一脸泪水，而且心里气得不行，觉得艾尔根本都不关心我，他只在乎别人会在公司里说他，以为老板的儿子办砸了事情会让他丢脸。
？15岁那年，11月份一个下雪的星期天，是我第一次约会以后的第一个早晨，不自觉就走进了父亲的私人办公室，由于爱得心切，心里又不知道早晨9点就打电话再次约会是不是太早了一点。在我们家，星期天是家人团聚的日子。但是，父亲正在忙他的工作，他抬起头来，用厌恶的口气说：“小伙子啊，你来得不是时候。”我本来是想同他分享我的快乐的。结果，我夹着尾巴脚步沉重地离开了，发现男人之间不能在情感的事情上陷得太深。
餐桌上的仪式最能说明我家的问题。我家的餐桌是战场。在越南战争期间，我嘲笑艾尔，说：“我打赌你肯定为能够称自己是美国人而骄傲。”我乐于赞成一位专栏作家给加内特公司贴的标签，说加内特公司办的是“一堆狗屁报纸”。1968年，我得知艾尔正在掂量尼克松和汉弗雷竞选总统时的立场问题，我大肆宣传简·麦卡锡的赞扬话。麦卡锡失势以后，我又开始说乔治·华莱士的好话。我的立场并不重要，只要是与艾尔相反的就行。
另外一些时候，我只用单音节的字眼回答他的提问，哼哼哈哈的，或者学约翰·怀因的样子说话。他在公司里干了一整天的活，回家之后我又来给他添麻烦。但是，我觉得他也在让我的日子难过。我感觉我们生活在冰冷和隔膜的气氛中，缺少的是温情、信任、自然和接受。我也许是在以自己的方式给这个冰冷的家带来一些热量，由于我并不知道如何才能带来温暖，结果就把次等的东西带来了：摩擦。
离家上大学的那一年，父母在26年的婚姻之后离婚，奇怪的是，离婚使我离父亲更近了，同时又更远了。
离婚期间，我正在艾尔在佛罗里达创立的报纸《今日报》当实习记者。艾尔从纽约打来电话，说他需要谈一下，之后就飞来见我，我对他要说的话一点线索也没有。
一个行将破碎的家
第二天早餐的时候，艾尔把消息告诉我了。我还记得他阴沉而又平淡的声音：“你妈妈和我已经决定离婚。没有争吵，没有人特别烦，没有人砸东西。我们两个人都想过自己的生活，都想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但是，如果这事对你或简来说是一个问题，那我们就不离婚。”
我极其流利地回答说：“这不是个问题。我希望你去做对你最为有益的任何事情。”
我们两个人都撒了谎，这些谎言埋下了艾尔和我关系恶化的种子。我们的谎言并不是恶意的，我们都在尽最大努力对付那场噩梦。艾尔撒谎的地方是，他说没有人特别烦。我母亲伤心欲绝，而且，不管简和我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都会离婚的。
我说一点问题也没有的时候也撒了谎。那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我的家就在我眼前破碎了。但是，我坐在汽车旅馆的早餐桌上，对面就是那个我从十几岁起就开始反抗的人，当时我惊呆了，因为我说了什么错话，可能会一辈子永远失去父亲。如果父母要分开，我准备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父亲。
离婚之后的影响持续了多年。我跟艾尔吃饭的次数很少，如果在一起吃饭，又有了产生争执的新话题：艾尔对洛莱塔的处理。我争执说，他应该给她更多生活费。让我惊讶的是，他真给了。
父亲开始公开追求一位穿白裤子和西装的艳丽的州议员罗里·威尔逊的时候，我变得极其愤怒。1973年新年夜晚，他们在海滩上搞日出婚礼，我脸不刮就跑去了（“我开始留胡子了。”我对他们说），还穿一件运动衫，一头乱发。我本来想表示更强烈的抗议，根本就不去的，但是，我母亲却一定要我去一下。
我跟艾尔和罗里吃饭的时候，总会无事争吵起来。我讽刺罗里，就如同以前我讽刺艾尔一样，说“所有政客都是腐败的。”艾尔跟我有多年的争吵经验，而罗里不一样，她无一例外总是中我的圈套，之后就哭起来。7年以后他们离婚了，我感到受了维护，因为我又把老爸赢回来了。
约在我26岁生日的时候，艾尔和我之间的争吵又一次发生转变，这一次是朝好的方向转化。艾尔感觉更有信心了，更牢固地掌握了加内特公司主席和首席执行官的大权。我也“发现”自己在不断地看心理治疗方面的书，一方面进行电休克治疗，一方面接受相互作用分析，还看很多自助书，我找到了面对父亲的勇气和工具。
第一次是在佛罗里达可可阿海滩上一次私密的父子晚餐。我已经为此预演了好几天，我准备告诉艾尔，说他经常不在家，他多变的情绪，还有他很容易发脾气，这些都伤害了我，并且使我难堪。我还准备告诉他说我爱他，并且要原谅他。我照做了，他也在听。自从我还是个孩子以来，那是我们第一次说爱着对方。
第二件事情是两天发后发生的。我很晚回家，锁上门，拿了去我卧室的保安钥匙。第二天早晨11点起来，我愉快地四处走动，准备吃早餐，结果发现狂怒的艾尔。他找不到保安钥匙，无法到秘书办公室去做他早晨的工作。我说对不起，他就开始狂吼了。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只看着他吼，我没有顶嘴，也没有跑走。这事让我大吃一惊，他也是一样。他拿起钥匙，一声不吭就走了。
两个小时后，他来找我，差不多就要哭出声来，自责地说：“我缺少体贴，我道歉。”放错了钥匙的事件帮助我们找到了彼此相处的钥匙，我们的关系从那以后就更好了。这件事情让我站在不同角度来看待艾尔和早年的那些日子。
艾尔的软肋公开了
我开始回忆艾尔对我好的时候：还在小联盟队的时候，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教练。我养的一条快乐的小狗斯马基死后，他在早餐桌上差不多要流出泪来地祈祷。
随着时间的推移，艾尔的这一类软肋越来越多地公开化了。1979年，他母亲86岁时过世，此后，每每谈起她来，他就止不住要流泪。1982年，《今日美国》启动后，他跟我和妹妹说，有几十家报纸都在抄袭《今日美国》的样板，边说边忍住幸福的泪水。1986年，艾尔的软肋完全露出来了，当时，他在加内特公司的年度大会上宣布准备退休，并且交出首席执行官的职位，结果让所有人大吃一惊。他的表情和声音夹杂着骄傲和悲伤，差不多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15岁的时候，艾尔在医院动了一次很危险的手术，想矫正心室纤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