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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曼接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工作5个月后我就认识他了。我和他以及另外10多名客人参加过扬&鲁比堪姆公司主席艾德·雷举办的一次聚会，11月25日在“21”俱乐部共进晚餐，当晚，次重量级拳击手苏加·雷·里奥纳德和罗伯特·杜兰为这个级别的名号进行第二场比赛。
晚餐后我们步行到无线电城音乐厅，通过闭路电视看那场比赛。打到第8场，杜兰坐在凳子上不起身，我们就回到“21”俱乐部，庆祝苏加·雷获胜。
睡前喝饮料的时候，我和凯伊·格雷汉姆跟惠曼坐在一起。我试着谈起媒体业务上的事情。他很逗人喜欢，也容易接近。他一点不懂得他管理的那家公司，也不懂我们很感兴趣的业务。
惠曼临时在联合国广场弄了一套公寓，凯伊去纽约的时候也在那边住一阵子。他们两个人都需要搭车回家，因为几个小时前就已经让各自的司机回去了。有些首席执行官经常干这一类的傻事，这样他们以后就可以吹嘘，说自己如何在为公司省钱。
只要有助于把工作更轻松有效地做完，我从来都不会因为多用了轿车或其他的什么事情而感到内疚。这个政策在那个晚上又起作用了。我主动提议送惠曼和凯伊回家，这样我们就有机会再私下里谈一谈业务上的事情。这也有助于让惠曼记住我。
第二天，我在一次报界会议上看到凯伊，她大谈惠曼如何迷人，如何有趣。她根本没有提到她所注意到的惠曼迷人的一面在于社交活动，而不是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业务上，也不是在媒体业务方面。
第二天我跟惠曼打了例行的招呼，并建议我们保持联系。
惠曼很客气地作答。在接下来的4年半里，我们两个时不时见面，有时候是社交场所，有时候是媒体界的会议。
我一直忙着让《今日美国》起飞的事情，他也在忙着清除公司内外敌手的事情。但是，我十分关注他的活动，远远超过他对我的活动的关注程度。
泰德·特纳：一个难缠的家伙
1985年4月，泰德主动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提出收购邀约。机会终于来了。加内特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也正好在那段时间召开，在那次股东大会上，我们批准了修改次要法规的提案，作为防止收购行为的防范措施。
尽管第二大股东强烈反对我们这么做，但我们还是做了，因此，我们就登了整版广告，对自己大肆赞扬一通，同时也让收购高手和偷窃公司的人别起歪心思。
我给惠曼寄了一封信，把整版广告也附在里面。“里面的一些内容也许有助于击败特纳，”我写道，“而且，如果我们能够在别的任何方面帮上什么忙，捎个口信给我，或者给我打电话。”
3天之后，回信寄到。惠曼对我表示衷心感谢：“下次到纽约来，请通知我一声，并且过来一下。我很想跟您好好谈些事情。”
大门打开了，我1分钟也不想浪费。我给他打电话，说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和星期二我会在纽约。我们约好星期一上午找个时间一起喝咖啡。
我们在黑岩山35层他的办公室里谈了1个半小时。惠曼的挫折感十分明显，但他谈得很随意，很坦诚。
“特纳真是个难缠的人。他一天到晚缠住我，浪费了我几乎所有的时间。每天花时间对付这些鲨鱼，要把自己的后背盖好，根本就没有时间管理公司业务。”惠曼很是烦恼。
他一门心事想着如何赶跑特纳，我却想在这次谈话中涉及尽量多的话题，因此我最终把话题转到了加内特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上面。
“你还在忙些别的什么事情吗？是不是在购买或者销售什么东西？”我问。
“目前还没有。但是，有很多种方法可以打消这些人的收购企图。”惠曼说，“一个办法是资本调整，大笔借钱回购公司股票。我考虑的另一个办法是跟另一家大公司进行合并。时报公司的迪克·曼罗（首席执行官）跟我是好朋友。我们谈过，看看能否把两家公司弄到一起。但是，时报公司的有线电视业务跟通信委员会的条款形成冲突，因此，我们谈来谈去还是没有一个结果。”
“时报公司想甩掉有线电视业务呢？那样一来，你们两家公司不是就可以好好合成一团了吗？”我一副极想帮一把的样子。
惠曼大笑。“我提过这样的建议。我也觉得这个点子不错。这会使他们成为较小的公司。这样一来，明显地就会由我们来主管兼并公司。但是，迪克和他的手下不愿意这样。”他说。
惠曼发出了两个信号：
？与另外一家大型媒体公司合并对他有吸引力，因为这是抗击特纳收购威胁的好办法。
？在这样一种兼并中，他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都希望成为控制性的公司。
对于前者，我感到十分激动和兴奋；对于后者，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地谈一谈，那就能够解决问题。
因为是第一次面谈，我不想显出很急迫的样子。但是，由于他谈到时报公司的事情时十分坦诚，这就给了我一个机会，可以按照计划进一步谈下去。
“你知道吧，汤姆，你想把两家大型媒体公司联合起来的想法有很多好处。我知道，现在开始认真地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加内特公司的合作事宜为时过早，但是，其中的概念还是一样的。我觉得我们之间可能不会存在冲突或重叠的问题，至少不会像你们与时报公司的问题那么大。”
“是啊，这我知道，”惠曼说，“我也考虑过此事。”
我又一次小声地问：
“那我们是否可以让我的办公室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星期里详细了解一些贵公司的运作及我公司的运作项目，看看我们能否解决通信委员会或司法部的那些问题？我们来弄一张覆盖图，看看整体的情景。之后我可以把一个大致的框架凑起来，看看你们能够做什么，我们能够做什么。这有助于我们决定是否需要严肃认真地商谈下去。”
“那我们看看吧，”惠曼说，“我不想排除任何一种可能性。”
这是一次热情和友好的会见。我对他说，我会在一两个星期内打电话来。
回到华盛顿后，我打电话给约翰·克雷，当时他是加内特公司的总裁和首席运营官，首席财务官道格·麦柯金戴尔也到场。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准备销售了。如果我们足够聪明，可以把这家公司弄过来。”
我们着手工作。麦柯金戴尔的办公人员把资料整理出来，看看加内特公司的哪些报纸或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哪些电视台或无线电台必须要甩掉才能满足政府要求。我和克雷把精力集中在这项有可能成功的交易中的心理与运作层面上。
一场公开的小便比赛
由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与特纳之间的斗争事实上已经白热化，我们只好加快了速度。
特纳现在已经宣布公开的出价为每股150美元，但只有40美元的现金，110美元是垃圾债券。当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纽约股市上的买卖价格是115美元左右。
华尔街开始认真对待特纳的投标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虽然在公司内部十分担心，但在公开场所仍然保持不理会特纳的样子。
但是，特纳继续发动攻击。“美国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像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这么傲慢的。”他说。
我觉得，这可真是锅说壶难看，乌鸦笑猪黑啊。
惠曼回骂，他说特纳缺乏管理大型电视网络所需要的“良知”。
公开对骂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理由，可以在与惠曼见面才10天后就给他打电话了。我对他表示同情，说特纳的确做得过分了，之后我告诉他说，我们的研究已经做好了。
“我想到你那边去，让你看看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双方都不会失去什么的。”我说。
“我不能肯定我们应该做什么，也不知道我们这样会导致什么结果。但是，再谈一次也无妨。”他说。
我们说好我第二天早晨到他那里。他问我是否可以一直留到午饭时间。这是不错的一个信号。
我们到了他的办公室，他说得直截了当：
“我们得做些什么事情了。我觉得特纳不可能拿我们怎么样，但是，我不想把此事拿到股东那边去说，因为到那个时候，很难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他表明自己的烦恼：“我整天都在想办法甩掉这个王八蛋。有时候，我觉得还真不如原来卖青豆的好。”他这么说的时候没有笑。
很明显，惠曼的工作已经干得很烦了。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没有根基，他对绿色大王和皮尔斯伯里的回忆对他意味着更多，比爱德华·莫罗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他的吸引力大得多。
对他来说，管理一家受人尊敬的网络公司只是换了一家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工作没变。他不喜欢这里的压力，尽管能够享受的快乐让他开心。
“汤姆，你得想出一个终局办法来，要跳出目前的困境。”我说，“我们为何不认真谈一谈，看看如何在我们两家公司的头上都撑起一把大雨伞？这样一来，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和我们两家公司都会有好处。”
他的反应比我想像的更快，而且更积极主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事情的确让他受不了。
我建议，我们应该把关键人员弄到一个小组里，看看这里面的机制是什么样子的。之后，如果事情有眉目，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进行交易商谈了。
我们同意，接下来的那个晚上，我们到沃道夫大厦38…H的加内特套间进行1小时的特别会面。那是很大的一个豪华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