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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报纸投标的时候，我们总是最后一个参加投标。这使我们有机会收集消息，或者收集关于其他投标人的具体细节。
一大堆媒体高级主管开始出没路易斯维尔。
《纽约时报》派了两名顶层高级主管：总裁沃尔特·马特森和副董事长西尼·格鲁森。宾汉姆家族的人希望对《纽约时报》的高级主管留下深刻印象，结果没有。
老巴里后来说：“格鲁森似乎是个无趣的人，而马特森却问些不懂行的问题。”
彻头彻尾的傻子
《华盛顿邮报》急派出版人唐·格雷汉姆和董事编辑本·布拉德利救场。布拉德利私下里与一小批记者和编辑会面，结果引起种种反应。会议当中的一些人认为，他的傲慢显示出对老宾汉姆的不敬。他在那些人面前留下不敬的印象，因为他称老巴里是“老爷子”。
老巴里后来说，布拉德利是一个“十足的傻子。”
芝加哥论坛报公司和赫斯特公司的代表也到了路易斯维尔，还有杰克·肯特·库克、《华盛顿红皮人》、《洛杉矶每日新闻》和其他一些大型报业资产的拥有人都派人去了。
克雷、麦柯金戴尔和我们公司顶层的新闻高级主管约翰·奎因及我本人到达路易斯维尔的时候，我们只请了所有关键部门的头目开会。
没有现场参观，没有砖石墙瓦等硬件的检查，我知道前面的来访者早就拿着显微镜看过了，而路易斯维尔的人根本就不喜欢他们那么干。
我们说得很明确，我们只对人和产品有兴趣。
“我知道你们对该家族销售资产有很复杂的感情。但是，我们只是受到邀请才来的。我们来这里并不是要‘检查一份资产’。我们来这里是想看看我们大家是否能够一起把这些报纸弄得更大些。”我对各部门头目这么讲。
准备投标的时候，我预测《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可能会成为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我猜测可能要拿出3亿美元才能赢。
我既对了，也错了。我们的投标数是3。05亿美元，比排在第二的标数高出约500万美元。但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呢？
《纽约时报》根本就没有参加投标。潘奇·索尔茨伯格知道我们一定势在必得，也不想用太低的价格得罪自己的朋友们，也就是宾汉姆家族的人。这种优越感一直保持到最后。
除我们公司之外，还有其他三家正式的竞标者：《芝加哥论坛》、杰克·肯特·库克和《华盛顿邮报》。没有中标的投标者名单没有公开。但是，他们的结果如下所示：
《华盛顿邮报》只投了2。55亿美元，处在第三位，离前面的投标人隔得很远，仅仅领先芝加哥论坛报公司。老巴里深感失望，因此打电话给凯伊·格雷汉姆，让她有机会提高价码，但她却拒绝了。
小巴里后来打电话到《华盛顿邮报》公司，说他们的投标是对自己的侮辱。
让人惊讶的是，杰克·肯特·库克的投标数是3亿美元。
我们投了较高的数字，本来是想击败《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但如果没有这么做，我们就有可能输给杰克·肯特·库克了。
伙计，你们能否清算一个季度的账目
我们早晨到了路易斯维尔，准备发布消息。跟平时一样，我进行每日一次的慢跑。我决定跑完之后就到新闻采编室去，让早班的员工大吃一惊。我过去每到有加内特公司业务的城市去的时候，都是这么干的。
当时是早晨6点15分，我穿着慢跑服就走进了办公室。我故意没有带钱，哪怕是所谓“遇上谋财害命的盗匪要花的钱。”我在纽约慢跑的时候，经常会在手腕套里塞上几个钱。
我走进市内新闻采编室，说：“你好，我是艾尔·纽哈斯。可否借几毛钱给我买你们办公室的咖啡喝？”
一位叫帕特·豪文顿的助理编辑大吃一惊，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两毛五分的硬币。我喝了咖啡，闲谈一阵子，看了看早间新闻报道，告诉帕特和其他人说，几个小时后我们再见面。
几个小时后，小巴里·宾汉姆向大家介绍我，说我是新老板。他们已经在新闻室内搭好了一个平台，并且装好了扩音装置。
公司里的几百人大部分都到场了，他们已经听说过我早间跑到新闻室的故事。他们的表情都很紧张，他们担心的一刻终于到来，他们的报纸已经卖掉了。现在是一位新老板站在眼前，对他们来说，那是相当戏剧化的一次人生经历。我自己有过几十次这样的经历，但几乎总是站在收购者一方。
我谢谢小巴里，感谢他说的一些关于我的好话。我报告说，交易费用为3。05亿美元，这是喜欢新闻的人愿意听到的细节。我向他们保证说，支票不会被银行退回，有人大笑。
之后我说：
“接下来，我想还给帕特·豪文顿25美分，是他今天早晨借给我买咖啡的钱。” 他坐在办公桌后边，我把硬币扔给他。
更大的笑声，掌声。之后，紧张气氛没有了。
再后，讨论围绕着这么一个话题：我到底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尽想着出风头的怪物？路易斯维尔市的许多报业人员到现在仍然弄不清楚这个问题。
道琼斯公司戴的笨蛋纸帽
我们收购路易斯维尔报纸的机会是由其家族成员引起的。在德梅因和底特律，外部的因素导致了戏剧上演，之后是家族成员推动前进。
德梅因收购案是道琼斯推上戏台的，该公司是《华尔街日报》和巴伦系列报及其他行业出版物的值得尊敬的拥有者。
道琼斯公司主要从事分析和批评别人的业务动向的活动，但该公司创造了收购史上最笨拙的一幕：让一个目标走上戏台，之后自己跟不上了。
他们的举措是迈克尔·加特纳鼓动起来的，此人是《华尔街日报》头版编辑，当时是德梅因那家报纸的编辑。他说服道琼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沃伦·菲利普，让沃伦向德梅因的报业公司发出收购邀请，但这个邀请是不请自来、主动邀约的，而且很不礼貌。
出价是1。12亿美元，低到荒唐的程度，但足以吸引其他主动出价的人，掠夺者一个接一个到来。
这样的举措使《德梅因登记簿及论坛报》公司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大卫·克雷登尼尔深感震怒。他是柯尔斯家族的成员，自1903年起就拥有了这些资产。
克雷登尼尔出钱让加特纳（现在是国家广播公司新闻部的总裁）“滚蛋”。他公开并着重宣布，本公司根本不出售。
但是，其他一些出价者纷至沓来，数量很快增多。
如我所料，当其他家族成员看到美元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的时候，宫墙就会裂缝。惟一的问题是这面墙什么时候倒塌，并且要花多少钱才能重新修好。
我与克雷登尼尔并无特别关系。他是报业兄弟会里疏远众人的独行者，不喜欢社交活动，也不喜欢职业背景，不善闲谈。我开始寻找中间人了。
因为极想占到便宜，结果我犯了一个大错，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我们找来了奥托·西尔哈，是柯尔斯公司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媒体公司的总裁，当时已经退了休。西尔哈告诉我说，他与克雷登尼尔及其家族有很深的关系。我们与西尔哈达成了一项交易，如果我们在他的帮助下成功收购《德梅因登记簿及论坛报》，他会得到一大笔咨询费，是交易价格中的一个百分比。这笔费用最后竟然达到108万美元。
我要西尔哈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将一份措辞严密的信件亲自递交克雷登尼尔，因为此举可以让我在他面前产生一种特别的人情味。
我的根基是中西部，因此想通过这一点把自己与其他的人区别开来。我觉得，西尔哈在关键时刻带领我们接触了柯尔斯家族，这是相当重要的。
我自己戴的一顶笨蛋纸帽
结果，西尔哈与克雷登尼尔本人并无特别关系。事实上，西尔哈拿着信件飞到德梅因去见克雷登尼尔的时候，克雷登尼尔根本就不见他。因此，西尔哈把信件放在秘书的办公桌上。
此后，我们再没有利用西尔哈了。结果是，我们花费100多万美元让他给克雷登尼尔的秘书送了一封信。如果当时只花25美分寄一封信去，结果可能是一样的。实际上效果可能更好，因为我以为克雷登尼尔不喜欢送信的人，就像他不喜欢西尔哈一样。
这次我的确应该戴上一顶笨蛋帽！
当《德梅因登记簿及论坛报》公司董事会投票寻找投标人的时候，通常的阅兵活动就开始了，差不多所有大买家都在旁边观察。但是，难以置信的是，最早谈及此事的道琼斯公司很快就退出了，根本就没有拿出第一标。
我们这一次又想办法安排到最后才去。我们了解别人都干了些什么事情，但我们的焦点落在人员而不是建筑或印刷设备上。
我们喜欢见到的那些人。因此，我们决定要拿出相当有竞争性的出价，一共1。65亿美元。赫斯特公司处在第二位，是1。3亿美元。《华盛顿邮报》落在第三位，是1。15亿美元。
我多出了很多钱，因为没有意识到东部的机构对农业区存有很大的戒心。
《华盛顿邮报》不断派出名牌大学毕业的记者到爱荷华州报道那里的农业经济。因为东部人并不了解中西部地区，他们就批评那个地区。凯伊相信她在自己的报纸里看到的内容，这在《华盛顿邮报》总是有很大风险的。她出了低价，结果没有买到德梅因的报纸。
我们的投资很快收回，在接下来的4年拥有期内，我们的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