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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幸福感，而是恐慌和自我毁灭感。
⑥上瘾经验感觉像是一种非常“特别”的经验，这意味着瘾发作时任何别的东西都无济于事。然而，从个人的心理状态方面来说，各种瘾在功能上常常是相同的。一个人想努力戒除一种瘾，结果却屈从于另一种瘾，从而被锁进一种新的强迫性行为模式中。她或他可能兼有两种上瘾行为，例如酗酒和嗜烟，或者有时候用一种瘾来缓解另一种瘾所引起的焦渴。可以在个人的心理结构中用“压条法培植”上瘾行为，以便使那些不那么严重的瘾或强迫性行为遮没那种核心的瘾。各种瘾在功能上往往可以互换这一事实有力地支持了以下结论：它们标志着一种根本无力克服某些种类的焦虑的无能。
⑦瘾的自我丧失和自我厌恶特征并不一定等同于放纵。所有的瘾都是变态的自律，但这种反常可以向两个方面发展——解脱或束缚得更紧。我们可以看到表现在食物瘾中的这两种趋向，它们表现为强迫性的暴食和/或厌食性的禁食。尽管食欲过盛和厌食似乎正相对立，但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并且常常作为同一个人的习性而并存。
瘾、反射性、自主
在西方国家，不同阶层的人很久以来就一直在消费酒精以及其他成瘾性毒品。但他们并没有被称为隐君子。例如，直到19世纪，习惯性的饮酒到了足以扰乱公共秩序的程度时，还只是被看做“社会问题”。认为一个人可以成为隐君子的观念始于19世纪中叶左右；直到后来这个术语才被广泛使用，而酒瘾这个术语被广泛使用则要更晚一些。用福柯的话来说，隐君子这个词的发明是一种控制机制，即一种新的“权力/知识”网络。然而它也标志着在通向制定自我的反射计划道路上迈出了一步，这种计划既是解放性的又是遏制性的。毕竟，隐君子是“走极端”的人，“走极端”这个词不仅涉及公共秩序，而且还涉及对个人命运的拒不接受。
瘾标志着一种对个人日常生活的各方面进行控制的新方式——而且也是控制自我的方式。瘾的特别重要性可以下列方式来予以理解。瘾必须从这样一个社会的角度来理解，在这个社会中，传统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遭到更为彻底的摧毁，而自我的反射计划则相应地显得尤其重要。在个人生活的广泛领域不再受先在的模式和习惯所规定的地方，个人只好不断地进行生活方式的选择。此外——这是至关重要的——这种选择不只是个人态度的“外在的”或不重要的方面，而且表明了作选择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换言之，生活方式选择是自我的反射叙事的构成要素。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剑桥，1991。
酗酒一度被界定为一种身体反常这一事实使人们忽略了瘾、生活方式选择和自我—认同之间的联系。它所持有的解放的承诺受到了阻碍，以至它被认为是一种疾病，与任何其他的疾病没有什么两样。然而嗜酒者匿名互诫协会的早期纲领已经承认，戒瘾意味着对生活方式进行深刻的改变和对自我—认同进行再审视。就像心理疗法和劝告疗法的情况那样，参加聚会的人会感受到一种批评或指责被悬置的氛围。成员们被鼓励公开地袒露自己最隐秘的关切和担忧，而不必担心受窘或有辱骂性的反应。这些团体的主旨是对自我叙事进行重写。
在一个后传统秩序中，如果个人想把个人自主和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安全感结合起来的话，那么自我叙事其实必须不断地进行重写，而生活方式实践则必须不断地与其保持一致。不过，自我实现的过程常常是不完全和有限的。因此，瘾能具有如此广泛的性质便毫不奇怪了。一旦制度性的反射真正深入到社会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任何模式或习惯都可能成为一种瘾。瘾的概念在传统文化中几乎没有意义，在那里一个人今天做昨天做过的事是很正常的。如果传统存在连续性，而且一种特定的社会行为模式既遵循早就形成的模式，又被认可为是正确和恰当的，那么几乎就不能把它称为一种瘾；它也并不具有什么明确的自我特征。这种情况下个人别无选择，但同时也无须在自己的行为和习惯中显露自己的身份。
那么，瘾从反面显示了在某种程度上自我的反射计划走上了后期现代性的舞台中心。瘾是闯入（也许以一种非常间接的方式）自我的反射计划的行为方式，但拒绝受制于这种计划。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瘾对个人都是有害的，因而不难看出为什么在戒除它们的这个问题上有如此多的治疗文献。瘾是不能进入未来的，而其本身也不在个人现在必须加以反省的那些主要关切的范围之内。
每一种瘾都是一种防卫反应，而且是一种逃避，即承认缺乏自主性，这给自我的能力投上了一层阴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剑桥，1991。就不太严重的强迫性行为而言，羞愧感仅为轻微的自轻，即反讽式地承认“我似乎只是被这玩艺给迷住了”。在比较明显的强迫性行为中，自我的完整性从总体上说受到了威胁。更加广泛的社会准则对这种情况的形成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那些以社会可接受的方式受到关注的瘾不太容易识别，无论是被这种瘾所涉及的个人还是其他的人——也许要等到有某些危急情况的介入才会被识别。正如我等一会儿将要指出的，性方面常常是这种情况，而对于工作来说也是如此。一个有着一份体面工作、因害怕遭辞退而拼命工作的人，可能一干多年而不肯完全承认他（或她，这较为少见）的行为中的强迫性质。只有当其他的事件介入时，他之忘我工作的防卫性质才得以彰显——例如当他失去职位而身心崩溃，或者婚姻破裂时。可以说，工作对他而言就是一切，但它也是一种暂停，一种减缓他不能直接控制的其他需要或渴望的长期的麻醉性经验。正如这一措词所表明的，他已习惯于经常性的忘我地工作了。
性的含义（1）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回到性瘾这个问题。某些人可能倾向于争论性是否在与工作相同的意义上是强迫性的。有人可能会提出反对，说对正常性行为的需要是所有的成人都具有的基本倾向；如此说来，几乎每一个人无论如何都会对性上瘾。但一种需要的存在并不决定其满足的方法。对食物的需要也是一种基本倾向，然而食物瘾在今天已变得非常显著。当一个人的性行为被不断地寻求自我沉醉所支配时，性就像其他的行为模式一样是强迫性的；不过，这种自我沉醉却不断地导致羞愧和不适当的感觉。就自我的反射计划而言，瘾是与选择正好相反的行为；这个看法对性瘾就像对其他的行为方式一样有效。
强迫性的性行为必须在某种环境背景下来加以理解，在这种环境中，获得性经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由，而且性认同构成了自我叙事的核心部分。女人需要性吗？她们当然需要，如果这被理解为是坚决要求性自主和性满足的话。然而想一想这种情况所显示出的巨大变化吧。任何认为“压抑假说”不正确的人都应该考虑如下事实：仅仅是在大约75年以前，在英国，未婚先孕的少女被成千上万地送到教养院和精神病院。1913年通过的“智力缺陷法案”准许地方当局认定和无限期地拘留那些贫穷、无家可归或只是“不道德”的未婚怀孕的妇女。因为当时普遍认为，非法怀孕本身就是智力低于正常水平的一个标志，因此该法案的各项条款可以、而且也确实被广泛地运用。来自比较富裕家庭的未婚先孕的少女有时可以做非法人工流产——比较贫穷家庭的少女也可以做，但要冒相当大的生命危险——然而在另一方面她们仍然是为社会所遗弃者。对性和生殖的无知被认为意味着智力低下，但这种无知非常普遍。一位1918年出生于伦敦的妇女，在乔伊·麦尔维尔所作的一项口述历史研究中接受访问，回忆起她母？在每晚睡觉时都要对她耳语一番，告诫她千万不能发生婚前性行为，否则她就会精神错乱。她没有询问为什么未婚妈妈被送进收容所。她只是想，“噢，她们活该；她们偷尝了禁果，她们已经疯了。”乔伊·麦尔维尔：“浅蓝色”，《新政治家和社会》，第2页；1991年，3月号。
女性们难以应付她们所促发的那些变化，这确实有什么奇怪的吗？像在其他领域中一样，性行为中的强迫性是受挫的自主性。假定预先存在有性定向，那么与大多数男性比较而言，这一事实对大多数女性具有不同的含义。对于今天的两性来说，性预示了？密关系的希望前景（或凶兆），其本身涉及自我的各主要方面。格丽的不稳定的安全感与她需要反复证明自己对男人的吸引力密切相关。她可以从频繁的艳遇中获得性快感，但却没有建立任何较为长期的依恋关系（直到她的生活后来发生了改变）。我们可以说她已经将一种男性的性行为模式内在化了，把性经验与一种见异思迁的追求联系起来；但是，由于社会和心理方面的原因，这无异于一种破坏性的策略。正如卡苏所评论的：企图尽可能多地拥有性伙伴的女性是少之又少。有性瘾的女性陷入了一个怪圈之中，一方面她们首要的力量之源是性征服，另一方面她们却又通过性行为来满足自己对温存和爱抚的需要。潜在于大多数女性的性瘾行为之下的是一种对不断发展的关系的渴望。夏洛特·卡苏：《女人、性和瘾》，第57页，曼德里恩出版社，伦敦，1990。
女性的强迫性的性行为采取的形式五花八门，这强化了如下结论：它是某种潜在的综合征而非其明确的表现，这一点非常重要。在某些例子中，强迫性的手淫（也许每天几次）是主要成分；某些这样的女性几乎没有性伙伴。而在另一些例子中，一种在幻想层面上对性的迷恋式专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