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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哥身后老有二三个淌着鼻涕的小破孩儿，不管三哥理不理睬，仍涎着脸，提着松跨的裤衩，赤脚跟着他们的英雄。
大姐的第一个女儿还只有二个月时，三哥看着婴儿粉红的脸蛋好耍，趁打瞌睡的大姐不防，偷偷把婴儿抱下河去。他撤开手，让婴儿在江水中自个儿扑腾。大姐忽有所感地惊醒过来，跳下床，院内院外找得呼天抢地，看见三哥托着婴儿回来，湿淋淋的衣服还滴着水，头上沾着一根黄蔫蔫的稻草。“她不用教就会游。”三哥说，不把大姐的怒吼当一回事。
母亲气得脸色煞白，但也没有动手打他，晚饭照旧给他多添了一碗。
“水打棒，早晚的事。”大姐恨着母亲，臭骂三哥。
三哥瞪了一眼大姐，耸耸鼻子，就窜出院门，溜个没影了，准是下河去洗回头澡。
“老三，你回来。”母亲着急地叫道。桌上还留着稀饭泡菜。“孤头鸟，没良心的家什。”
我的脚不听使，往堂屋外走。母亲一清二楚地对我说：“六六，你不许跟着去！”她急急收拾一个自己手缝的布包，里面装了换洗衣服和咸菜，赶回厂里去。她一周回来一次，总忘不了把我打整一番：绝对不准下河洗澡，单独一个人更不行，到江边看在岸边耍也不行。水里会伸出手爪，抛出套子。水不认好人，更要抓娃儿。
从我能听懂话能走路，母亲便不断地说水的可怕。我这个江边长大的舵工的女儿，竟然从未学过游泳。沿江住的男孩女孩，没有一个不是好水性。而我，也从来不是个听话的孩子，偏偏听进了母亲不准下水的话。
我害怕渡江，说不出来的怕。尤其是节假日，人多，象牲口挤着，舱顶有救生衣，翻船往往就一眨眼工夫，谁能抢到救生衣？有次我下坡准备过江，正看见渡船翻在江中心：一江都是黑乎乎的脑袋，象皮球浮在发怒的江水中，一冒一沉，吓得我在坡上坐了下来。
历史老师没象平时那样，听我说下去，而是笑话我怕水，不敢游泳。他说，游泳很简单。女孩子学蛙泳好看，说着他站起来，走向我。绕着我走了半圈，从背后抓着我的双臂，我的皮肤即刻火烧火燎。他的手大而温暖，非常有力。让我的手向前伸直，随着他的手一起划动。他的神态很坦然，以致他挨着我的后背时，我都没觉察出他的心眼。
突然明白后，我脸一下红了，气恼地甩开他的手，退后一步。
他板着脸说，你不想学就算了。
房间里真静，我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过了好几秒钟，我什么也未等到。我感到自己又做了一次小傻瓜，就往门口走。
“不多呆一会？”
“不。”我说着走到门口，把办公室门的把手握住，“我把这门关上？”
“不用关，”他仍站在原处。
拉着书包带子，我转过身勉强笑了笑。他没动，两眼专注地看着我。“想来就来，要不要我送？”他说。
“不。”我说完，长叹一口气，仿佛想把胸中的抑郁怅惘吐个干净。
我走出那幢楼好远，眼里噙满泪水，他可能根本就不喜欢我，也可能就是有意玩弄我，就象小说里那种男人，骗女人上当，然后把女人抛弃。
他就是那样的男人！我在回家的路上把他恨死，决定今后再也不理他了。但在晚上躺上床时，我禁不住又想着他，我不明白为什么要逃跑？是我不对。我抚摸自己的脸，想象是他的手，顺着嘴唇，脖胫朝下滑，我的手探入内衣触到自己的乳房，触电般闪开，但又被吸了回去，继续朝身体下探进，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传遍全身，我闭上了眼睛。
整个白天，我在努力拒绝回想与他在一起的情景，没有想过他一分钟。黑夜笼罩，一切归于寂静，历史老师的形象便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如果那会儿他动手抱住我，我会怎么样，挣扎还是顺从？
我的脸红着，耳朵里老鼠在楼板夹层的跑动，天窗外不知是哪家的婴儿在委委屈屈地哭啼。过了一阵，堂屋里有人在咳嗽。我轻脚轻手在床上坐起来，咳嗽声就停了，一躺下，那声音又响起，故意不让我睡觉似的。
堂屋有个樟木棺材，又重又大，是我家对门邻居程光头为他的老母亲做成的，用了他一个长工休假。棺材比我的年龄还大，我还在满地爬时，就在最里端的石墙一边搁着了，冷冷冰冰的，有一张不够长的塑料布搭在上面挡灰。里面堆了陈年谷糠壳，不知谁把一个不下蛋的母鸡放在里面，一睡就是几星期，弄得程光头站在天井，叉腰跺脚骂爹骂娘。鸡主人忌讳骂棺材会落得晦气，但也迎着程光头对骂开了，好象是他的鸡受了委屈。
程光头是驳船上的伙夫，船停在江北维修，放假回家。清晨打太极拳，夜晚拉二胡，都是看不得听不得的水平。他爱摸自己剃剪的光头，不等头发长出，就要用剃刀仔细地刮掉。每回从船上回家，还未到院门口，就开始叫起“妈，妈，”一直叫到走进院门，跨入堂屋右侧自家门老母亲跟前才停止。他的父亲在日本人空袭重庆时丧命，母亲才三十出头，未改嫁，两只三寸小脚，独撑着一艘打鱼船在嘉陵江上，把他拉扯成人。母亲如今已是七十奔八十的人，病病歪歪，大都在屋里躺着。
婆媳不合，在这条街是家常便饭。可他家的情形有点特殊。他太有孝心了，半夜也会从老婆床上跑到母亲床前，帮母亲掖被子，怕母亲受凉。老婆后来受不了，一气之下住进纱厂集体宿舍。院子里的人听见“妈，妈，”的叫声响起，就上前搭讪：“哟，孝子回来啦。”他笑嘻嘻地点点头。
盖得严严的棺材，母鸡在里面没有闷死也是怪事一桩。文革中程光头做过工宣队，去过北京，参观过先进经验，回来后津津乐道，是我们这一带最见过世面的人。那几年他把棺材搬回自家半截敝开的阁楼上。堂屋贴满语录、忠字，伟大领袖的画像。一大早他指挥向伟大领袖做请示汇报，没有人敢不来，我不会唱歌，声音细而尖。
除夕夜的饭菜太香，穷人家平时吃得节俭，过年还是有好吃的，藕炖肉骨头，盐炒花生米，特别是凉拌红萝卜丝，上面浇了平时不会有的香喷喷辣滋滋的辣椒油。但母亲不管我们有多馋，都不让我们先动筷子，通通赶出房间，让我们在冷溲溲的堂屋或天井站着。她一人在房内，天知道在干些什么，嘴里心里念叨着什么。母亲说不这样，祖先会不高兴。
“祖先都不在了，啷个会知道？”我不识好歹，姐姐哥哥们都闭嘴不说，我偏要说。
“乱讲，祖先这阵子就在我们边上站着。”母亲恨了我一眼。
等一家人可以坐拢在桌前，母亲指着桌上碗筷说：“你们看，刚才筷子头朝外，现在头朝里了，祖先来过了。”
“来过了。”四姐附和。
“六六，你拿筷子改不改？”母亲逮住了我。我举着筷子，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茫然状。
“你看，筷子不能握在头上，在头上，你以后会离家远走，再也回不来。你拿近点，这样就总会呆在父母身边。”
我的手移到筷子中部。
“不行，这样也不对，你耳朵生翅膀了，总听不见我的话？不能叉开筷子，叉开了，你守不住钱，会一辈子穷。象这样，拿稳，大拇指和二指压在一块。看你。教都教不转，得了，你今天先吃饭，明天给妈改过来。”
姐姐哥哥端着饭碗，埋头吃他们的饭，象未听见一样。
一到清明节，父亲有时一人，有时也带上我和五哥去山坡挖清明菜。小心摘，留住根。他说这样明年我们还可以摘到，饿肚子那几年就是连根也吃了，到现在野菜越来越难找。
这种野菜，奇怪极了，只在清明节前鲜嫩嫩，过了节就显出老相，即使是清晨露珠亮亮地滚动在菜叶上，也那样，有点象女人的生命。它叶不大，也不宽厚，生有一层淡白色的毛，茸茸的，一小棵一小棵。用清水洗净后，切碎，放入和好的面粉里搅混，用手拍扁，一个挨着一个，放在炒菜用的铁锅边上。待锅底水干，便揭开盖，把锅倾斜地在灶上转动。熟的清明菜有股清香，粘粘连连的，有个好听的名字：清明粑。
父亲叫我们吃清明粑时别说话，他的严肃劲和母亲祭祖先时不一样，有种让我们畏惧的东西。父亲远离家乡浙江，在战火连绵、生死未卜的行军途中，遇到乡亲，才知道了父母早已去世，他的祖先之魂，太远了一些，不容易召到飘流它乡的儿子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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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1
拂晓前我醒了，再也睡不着。大姐在床那头，她睡相不好，腿压在我的身上，我把身子往墙里轻轻挪，盖着薄被单侧身对着墙壁。
那些早已逝去的年代，大姐在江边不过是匆匆画了一幅草图，她很明显略去不提一些至关重要的笔墨。她说的一切并不能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我在这个家象个多余者？
我躺在床上，脑子从来没有这么活跃过，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越想疑惑越深。六十年代初共产党发现鼓励生育之愚蠢，这块耕作过度的国土，已挤不下那么多人。于是，猛然转到另一头，执行严格的计划生育。基数已太大，为时过晚，政策和手段只能严酷：一家一胎，男扎女结。
中国人多了，难道我也多了？
天亮时我就便秘了，肚子极痛。很奇怪，我心里一有事，就会便秘。这原是从小就有的毛病，南岸女人常见的玻家里没有卫生间，只有尿罐夜壶暂时盛一下。人一多，就没法用。院子里没有厕所，得走十来分钟弯扭狭窄的泥路，到半个山坡的人家合用的公共厕所。厕所没人照管，女厕所只有三个茅坑，男厕所我从未进去过，但知道比女厕要宽一倍，多三个茅坑。这一带的男人为此常夸耀，“女娃儿生下来就该有自知之明，看嘛，连茅坑都少一倍。”
公共厕所从大清早就开始排队，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