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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不是太久，总可以熬到头的，可是那位孟阿姨却给董竹君当头浇下一盆冰水：“你到了这里就别想再回去了，她们在你这棵‘摇钱树’上摇得还不够，要把树叶、树根都摇光。”长三堂子里的姑娘如何才能跳出红火坑？唯一的出路只有及早从良。事有凑巧，夏之时钟情于她，已把心里话挑明了说：“你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好姑娘。虽然他们说堂子里的姑娘无情无义，都不是好东西，但据我看来也不能一概而论，你美丽、老实又聪明，确实难得的。我真心喜欢你，你愿不愿意做我老婆呢？”董竹君乐意将他列为首选对象，可他家中有太太，她不愿低声下气做小妾，这事眼看就要黄了。后来，夏之时告诉董竹君，他家中的太太已患肺痨，估计撑不过半年，名分方面他决不会让她受任何委屈。
好事多磨，总是一波三折，袁世凯窃国之后，露出狰狞面目，到处捕杀孙中山旗下的得力干将，蒙袁世凯和他的爪牙们看得起，夏之时也被列入了黑名单，他的人头赏格为3万元。得到风声，夏之时躲进了日租界的胜田宾馆，不过他没有食言，派可靠的朋友去堂子里与老鸨商议赎金的数目，老鸨乘人之危，开价极咸，高达3万块（等于索取夏之时的人头），董竹君入行不到一年，身价已暴涨了整整一百倍。夏之时拿不出这笔巨款，急得眼睛珠子都红了。董竹君却一点也不急，她深谋远虑，早已拿定主意，决不让老鸨刮到一滴油水，也决不能贻人口实，授人以柄。“我又不是一件东西，再说以后我和你做了夫妻，你一旦不高兴的时候，也许会说：‘你有什么稀奇呀！你是我用钱买来的！’那我是受不了的。所以，我现在无论如何不愿意你拿钱赎我。大家有做夫妻的感情，彼此愿意才做夫妻，要不然多难听。”一个阅历丰富的女人讲出这样有远见的话，不足为奇，但一个涉世未深的14岁的少女能具备如此出色的洞察力，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她还向夏之时郑重其事地提出了三项要求：其一，她不做小老婆；其二，她要去日本留学；其三，从日本读书回来，他们组成一个和谐的家庭，他操劳国事，她相夫教子。董竹君这三条要求合情合理，并不苛刻，夏之时满口应承。刚巧他收到家中的电报，太太已因病过世，董竹君心中最大的一个疑虑顿时烟消云散。
一位有心计的清倌人此时该做什么？她应该装病，把自己的芳名先弄砸了，免得有熟客白天黑夜老惦记着自己，她才有机会逃之夭夭。董竹君正是这么干的，她装病，不接局票，弄得鸨母火冒三丈，又无可奈何，只好让她搬出妓院去静养一阵子。虽然每天有人严严紧紧地看管着，她脱逃的机会却因此大增。逃走的那天夜里，她没带一件金银首饰，还向它们叩头作揖，算是道了永别。她一生都不爱金玉珠宝，就是这个缘故。赶得好不如赶得巧，夏之时正打点行装，再过几日就要上船，原以为两人缘分已尽，这时却见她凭着勇敢机智逃出红火坑，不用说，他兴奋得嗷嗷直叫。他们在日租界举行了文明婚礼，只有少数几个亲友参加。有趣的是，拍摄结婚照时，两人隔出“安全距离”，看那样子更像是一对兄妹。时值1914年春末，董竹君14岁，夏之时27岁。这桩英雄加美人式的婚姻开局非常浪漫，还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
在日本，由于青楼出身，董竹君很快就领教了旁人的白眼和冷遇，一般没有见识的太太小姐嘴皮上刻薄几句，倒不足为奇，那些寄生虫门第高贵，要显示自己的优越感，绝不会错过时机。但像方声涛那样的革命党人也故意称她为“如夫人”，脑瓜子里根深蒂固的封建观念不免令她吃惊。董竹君的反击是无声的反击，她决心把书念好，做出点成绩给那些势利眼看看。不足4年，她就念完了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科的全部课程，这期间她还生育了大女儿夏国琼。在异域，她感受最深的是，一群东瀛儿童追在她身后高喊：“支那人，亡国奴，亡国奴！”她的爱国心在那一刻得到了强有力的激发。
董竹君生性爱好文学艺术，尤其喜欢音乐，每每倾听凄风苦雨般的“尺八”（箫）声，必定久久出神。可大煞风景的是，夏之时从来就没有这份雅兴，他总疑心她爱上了那位伫立桥头吹奏尺八的年轻小伙子。他呵责她，有时把话说得特别难听，其粗痞刺耳的辱骂声与美妙悦耳的音乐极不和谐！她在自传中写道：
我从窗前回过身来，正对着穿衣镜，镜中一位少女婷婷玉立，双目炯炯。雪白、细嫩、红润的皮肤多么美呀！但你的神情又多么烦闷不悦呀！你的丈夫并非是理想中的那个多情温柔的英雄，而是一位严厉的师长，“君须怜我，我怜君”！
他们的婚姻本该是幸福的，可是夏之时为人刻板，心胸狭隘，不喜欢与人沟通，表现出十足的大男子主义，身上完全缺乏浪漫情调。1915年12月，蔡锷在云南举事，打响了护国战争第一枪。夏之时奉命回川，临行前，他交给董竹君一把手枪，教她防贼，若是做了对不起他的事，则用它自杀。他还急召在上海南洋中学读书的四弟夏乃逵到日本陪二嫂读书，用意无非是要监视她的一举一动，以免她得了自由便会红杏出墙。董竹君平生最恨的就是亲友看扁她的人格，夏之时如此不信任她，她更是火冒三丈。1917年秋，董竹君从东京御茶之水女子高师毕业后，原想补习法文，前往巴黎留学，但夏之时连发十八道金牌，一催再催，她只好启程回国，远赴四川合江。
要在一个勾心斗角的封建大家庭中理顺关系，谈何容易！董竹君可是相当用心的，她先是在省城买了一大堆洋货作为见面礼，打点夏家的大大小小老老少少，不漏一人，他们的口被封住了，不好意思一上来就揪她的辫子，找她的茬子，剩下的事再见招拆招，随机应变吧。夏家的老太太果然是个老古董，她嫌弃董竹君是个下江佬，做过卖笑的清倌人，既然她喝过洋墨水，恐怕不好使唤，便劝老二（夏之时）立刻将她休掉，另娶一房新媳妇，这事当然被夏之时顶了回去。董竹君拿出十成功力，里里外外精明贤能，很快就使夏家上上下下对她起了敬意，连老太太也改变了原有的成见，还亲自主持操办了一个旧式婚礼，让已为人父的夏之时与已为人母的董竹君高烧红烛，重新拜堂，算是正正经经接纳她为夏家的媳妇。对此，董竹君暗自好笑，不以为然。
夏之时自从出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后，便一改初衷，做起了地方军阀，凭仗手中的枪杆子欺负商民，从中渔利，钱倒是捞了不少，但他原先的革命理想却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笑话。董竹君看到这一点，对他的所作所为深感痛心，劝他正道直行，保全清誉，这些规劝招来的却是轻蔑的骂声——“女人头发长见识短”。1919年，夏之时由于在四川军界内部白热化的派系斗争中跟错了对象，被正式解除军职，在成都过起了求田问舍的赋闲生活。他创办过锦江公学，但只是短期行为。他喜欢赌钱，一把把钞票随手而空。他喜欢敲木鱼念经，假把式地学佛。他抽鸦片烟，渐渐上瘾，董竹君看他不惯，将烟具藏起来，他便恶语相侵：“就算把房子吸成了灰，也不是花你娘家的钱！”因为不得志，夏之时脾气越来越坏，经常无理取闹，气急时，甚至把手枪拍在桌子上，扬言要一枪打死妻子。最令董竹君难过的是，她患肺病避居花园亭子，休养三个月，他从未去探望过她。他重男轻女，见董竹君连生四个女儿，口头不说什么，心里却非常恼火。当年，夏之时的母亲生下第二个女儿，曾残忍地将她淹毙在水塘中，此后胎胎生儿子，夏母居然将这种恶行作为经验加以推介，这当然是宅心仁厚的董竹君所深恶痛绝的。董竹君怀第四个女儿国璋时最为辛苦，由于劳碌过度，胎气不足，共怀胎十五个月才生产，身体亏损很大，夏之时却毫无关怀之意和体贴之言。董竹君曾苦口婆心地劝说丈夫放下往日都督、司令的架子，多接受点新文化新思想，多兴办几项实业，多做些有益于社会的事情。她曾拜托国民党头号理论家戴季陶去劝夏之时重拾雄心。殊不知，戴氏本身意志薄弱，是个动不动就想到自杀的衰人（最终于1949年自杀成功），肯定有辱使命。
在苦闷的心境下，在军阀割据、工商凋敝、教育废弛、民不聊生的乱世里，董竹君仍自强不息，开办了“富祥女子织袜厂”和出租黄包车的“飞鹰公司”。起先，生意还算差强人意，可是受民族工业不景气的影响，经营渐趋惨淡。
1929年春，董竹君将工厂关闭，将公司盘出，带着四个女儿（将最小的儿子留在四川）前往上海，与夏之时会合，这本是他们讲和修好的最后机会，夏之时却将它白白浪费了。他的指责、怀疑（疑心她卷空了家产）和辱骂，以及手持菜刀追杀，令董竹君再也无法容忍，她咬紧牙关提出了离婚通牒。
董竹君被逼无奈，决意要做“娜拉”，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夏之时的大男子主义使她常常感到人格上的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