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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限物质凭借下的有限满足。它是以承认现实条件对于人的制约为前提的对快感的寻求与获得，是一种艺术的生活方式或休闲手段。在这种休闲方式中，北京人也为他们个性的被压抑、个体需求的被漠视，找到了有限的满足。”老北京人借助一杯清茶，怜惜着自己的影子。在茶馆的热闹气氛里，他们忘却了孤独。在泡茶馆的轻松感觉中，他们获得了瞬间的自由。在这远离琐事与俗务的时刻，他们是属于自己的，他们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
潘治武写过一篇《旧京茶馆面面观》：“老北京的茶馆遍布于全市各个角落，无论是前门、鼓楼、四牌楼、单牌楼等通衢大道旁，还是多如牛毛的偏僻小巷中，茶馆如星罗棋布。正像老舍先生笔下的《茶馆》一样，民国以来社会的动荡、百业萧条，本小利微的茶馆更难以维持，至解放前夕，北京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家了。”茶馆衰落，有政治、经济的原因，也是一种令人琢磨的文化现象。时代变了，闲人少了。即使有闲时，恐怕也没有闲心了。或者说。“闲”已不再是值得炫耀并令人羡慕的人生理想了。
三十年代，中山公园的茶座极有名———相当于今天的三里屯酒吧一条街吧。共有五、六处之多，最热闹的是春明馆、长美轩、柏斯馨。许多老人至今仍记得它们的名称。茶馆逐渐演变成茶座，而且转移进公园里（帝制的时代，这些公园都是皇家禁地），可见北京人越来越讲究周边环境了，讲究背景了。坐在曾经为皇帝一人所垄断的坛庙社苑里自由自在地喝茶，感觉良好。难怪谢兴尧说：“凡是到过北平的人，哪个不深刻地怀念中山公园的茶馆呢？尤其久住北平的，差不多都以公园的茶座作他们业余的休憩之所或公共的乐园。有许多曾经周游过世界的中外朋友对我说：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北平，北平顶好的地方是公园。公园中最舒适的是茶座。我个人觉得这种话一点也不过分，一点也不荒诞。因为那地方有清新而和暖的空气，有精致而典雅的景物，有美丽而古朴的建筑，有极摩登与极旧式的各色人等，然而这些还不过是它客观的条件。至于它主观具备的条件，也可说是它‘本位的美’，有非别的地方所能赶上的，则是它物质上有四时应节的奇花异木，有几千年几百年的大柏树，每个茶座，除了‘茶好’之外，并有它特别出名的点心。而精神方面，使人一到这里，因自然景色非常秀丽和平，可以把一切烦闷的思虑洗涤干净，把一切悲哀的事情暂时忘掉，此时此地，在一张木桌，一只藤椅，一壶香茶上面，似乎得到了极大的安慰。”至于公园里的茶座，究竟是茶馆的退化呢，还是一种进步？在客观环境以及饮者的心态方面，茶座肯定比茶馆更具开放性，也更能加强天、地、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北京的茶馆（2）
茶馆自然不是北京的专利。四川、云南等地的茶馆，不见得比北京逊色。但南方与北方的茶馆文化，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区别。北京的茶馆，是天子脚下的北京人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的反映。北京的茶馆之所以名扬天下，一方面有老舍的关系（他替北京茶馆做了活广告），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部活话剧，它的兴衰、它的客人们的命运，最能体现时代变迁的影子。在全中国，似乎没有谁比北京人更幽默、健谈、贪玩、闲散以及关心时政了，所以北京人泡茶时的话题，应该算最丰富且有趣的了。
茶馆也是他们渲泄才华（哪怕是口才）的地方。至于喝茶这一行为本身，反而是次要的了。老北京的市民，一般都酷爱茉莉花茶，四季饮皆。这就很使精于茶艺的南方人鄙夷，南方人觉得绿茶才是正宗，所谓的花茶，要么因为这茶叶不新鲜（加茉莉花瓣烘烤后既能掩盖异味，又便于储存），要么是嗜好者并非内行：重视花香却忽略了茶叶本身的清香。北京的茶馆，确实远离那神圣的茶道，北京人也不相信品茗就能羽化登仙。但这恰好证明了北京人喝茶的目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也。人来客往的茶馆是个大舞台，泡茶馆是为了看戏、听戏甚而至于演戏的。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个角色。茶馆是社会的缩影。
南京的茶社
在北京，洋味十足的三里屯酒吧使象征着一个旧时代的老舍茶馆相形见拙。而在我的故乡南京，却很难见到酒吧的踪影，茶馆的生意依然红火。可见南京是一座很传统的城市。
这恐怕跟南京人的性格有关。就像我的舅舅来北京旅游，有一天晚饭时突然要我下一碗面条给他吃。因为事先没预备，我有点为难：“面条有什么好吃的？”他犹豫再三还是说了：“今天是我生日。”我赶紧要去楼下的超市买一个蛋糕，被他劝阻了：“中国人过生日，还
是吃面条合适。”他发现冰箱里有几袋康师傅，就说：“用这个代替也可以。”那天晚上，舅舅象征性地用方便面度过了自己的生日。一袋康师傅，成了他的长寿面。他觉得还是插满蜡烛的比奶油蛋糕更像一种仪式。我舅舅是很典型的南京人。
我有许多老乡自南京来，都要慕名去三里屯酒吧一条街逛逛，结果却总是失望：“多挤呀，多闹呀，怎么也不如泡茶馆舒服！”他们最烦的是有摇滚乐队伴奏的那种，从对茶馆与酒吧的好恶，也体现了两座城市的区别，南京是“偏安”的，古典的，无法像北京那样成为中西合璧的现代化国际大都会。在南京，即使新人类也习惯在茶馆里挥霍青春。在南京的茶馆里，有着很多的青年男女，虽然一身名牌，却心平气和地打扑克、下象棋，约会抑或谈生意。他们怎么一点也不浮躁？莫非这就是茶叶与酒精所造成的不同的影响？我经常想，如果请我那些习惯了泡酒吧的北京朋友，来南方的茶馆看一看，看一看自己的同龄人，他们肯定会吃惊的。说不定他们在大摇其头之后还会写几篇愤慨的“酷评”。
有什么办法呢？南方似乎天生就不出产“愤青”，就不追求先锋或另类。在这座所谓“茶佣酒保皆有六朝烟水气”的城市里，呆的久了，再顽固的心灵也会被一壶又一壶的热茶给泡软的。该怎么形容坚守在传统的茶馆里的南京人呢：很乖、很本分、很老实、很温和或很细腻……这似乎已成了他们的遗传基因。
其实这也是挺让人羡慕的地方。我在北京，感受了喧嚣与繁华之后，反而经常做这样的梦：回到桨声灯影的秦淮河畔，坐在夫子庙的茶楼上，就着煮干丝与酥油烧饼，品尝新摘下的雨花茶———在沁人心脾的清香中，不仅忘却了自我，而且忘却了世界……浸泡着茶叶的是古老的时间。
恐怕为了与老舍的时代相区别（老舍使茶馆也变老了），南京人一般把茶馆叫做茶社。对于店主而言，可以淡化点商业性；而对于顾客，听起来似乎更高雅一些，更有种物以类聚的味道……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是这么考虑的。
我回故乡，旧友们邀请我在各种各样的茶社见面。他们几乎都把茶社当作自家的客厅了，早早地到，边看报纸边等我，我一进门总能看见一只热情挥动的手———南京的茶社面积比北京的酒吧要大不少，常常分为上下两层，装修得很有层次感，给人以庭院深深的感觉。由于各桌的间距较宽，加上顾客说话慢声细气（并不是出于礼貌，而是性格使然），各自为政，倒也不互相干扰。不像北京的酒吧，带有太浓的大杂院的意境。南京的茶社，连阔别多年的老友重逢都显得很斯文，仿佛心境也因环境而变得平和与豁达。很多被省略掉的话语、被克制住的激动，都沉淀在一遍又一遍沏着的茶壶里，供慢慢地品味———这或许就是人生的滋味。说实话，我还真的挺喜欢这种返璞归真的感觉。这样活着不累。茶社，是平息人的焦虑、虚伪，浮躁以及所有夸张的思想的地方。
诗人周俊，在“长三角”市场开有书店，每天上午忙一阵进货之类业务，下午则把这一切交给伙计了，他独自溜到上海路的“猫空”———台湾人开的连锁店。他说，凡是下午有什么事，到“猫空”找他就可以了。他说泡茶馆的时候，会忘掉自己是个生意人，而重新找回诗人的感觉。泡茶馆对于他恐怕已相当于精神上的桑拿。在物质的世界里，茶馆成了一个诗人的避难所，他安静地享受着他的下午茶，他心灵的自助餐。我多次在“猫空”跟周俊聊天，从他身上闻不到一点铜臭味。他喜欢谈论的是艺术、诗歌、命运———这些似乎已落伍的话题。但在带有怀旧意味的茶馆里，这一切却显得很合拍。茶馆可以模糊理想与现实的疆域。但我必须说明：在南京的茶馆里，周俊这样的人已算是挺“另类”的。
生意顶好的要算“天水雅集”。别人约我去了几次，几乎每次都要坐在门厅的长椅上等座位，眼巴巴地看着里面热烈的场景，直到终于轮到自己，才很庆幸地加入其中。……透过落地玻璃，就像打量水族馆里的热带鱼。泡茶馆的时候，没准人的灵魂已穿着游泳衣。排队喝茶，是否是在南京才能见到的画面？那是一种对滋润的期待。
我最偏爱的还是鼓楼对面的“天茗茶楼”。它座落在明朝的大钟亭遗址，有着假山、金鱼池与曲径相映衬的院落。茶楼是仿古建筑：刷了红漆的梁柱、雕花窗户、木质栏杆呀什么的。到了吃饭的钟点，还可以点菜———厨师的手艺也很不错。在这里面呆一整天也不会觉得郁闷的———尤其是有几位好友相伴。大钟亭早已没有钟了。可在这儿喝茶，我却能听见悠远的钟声———像几近消失的波纹。莫非是幻听？
南京的茶馆，有着北京已失传了的闲散与恬淡。南京人与世界接轨的步伐，确实要慢一些、慢一些。这种慢是骨子里的，很难打破。但如果真的打破了，是否得不偿失？有许多与这种慢相伴随的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