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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个政治机构，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关于新中国政治体制的深层思考……
1945年4月，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报告认为，在中国，政权组织形式既不能照搬苏联的苏维埃，也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议会制，而是在一个短时间内在新解放地区先建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准备，然后通过普选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
毛泽东十分重视民主建政。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共开始接管城市。但是，如何通过适当的组织形式联系群众管理城市，还没有成熟的经验。在人民代表大会尚未召开的情况下，有的地方组织匆忙召开“职工大会”、“贫民大会”，结果成分复杂，还混进了特务。有的地方组织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临时参议会”，又限于上层人士，不能起到发动群众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按照七大的精神，在新解放地区先建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准备。1948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向各地发出指示：“在城市解放后实行军管制的初期，应以各界代表会为党和政权领导机关联系群众的最好组织形式。”同时规定：“各界代表会为市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以前的临时政府的协议机关，故无对政府的约束之权。”但是，这个指示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多数地方没有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少数召开的也流于形式。
1949年8月13日，北平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毛泽东亲自到会讲演。毛泽东不但庆祝北平会议的成功，而且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同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毛泽东当场拿出一封未署名的市民来信，交给代表会议处理。这封人民来信反映北平解放后物价高涨、捐税多、失业多，正是群众关心的问题。代表们看到，刚进城的共产党关心人民的切身利益，重视人民的民主权力，讨论得很热烈。
北平各界代表会议的成功实践，使人们想到，这种组织形式，可以说是“地方性的政治协商会议”。
毛泽东及时提出：“代表会议应该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一俟条件成熟，现在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即可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全市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市政府。”
毛泽东随即致电各中央局、分局，表扬太原解放不到三个月开了五次各界代表会议，要求三万人以上的城市均须召开各界代表会，每月一次或两月一次。代表会毕，有向人民传达和解释会议决定和报告的任务。
毛泽东还督促检查各地开会情况。
不久，毛泽东又致电华东局，批评他们对于召开各界代表会议这项重大工作未在上海执行，使城市工作受到相当大的损失。要求他们一律将开会情形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在广播电台上公开广播。毛泽东严格规定：不许可有不开的，不许可不公开发表和不做口语广播。毛泽东还批评党的领导机关中的许多人只相信少数人的党内干部会议，不相信人民代表会议的官僚主义作风。
这样，刚刚进城的共产党、解放军，立即带来新的民主作风。老百姓说：“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是“五子登科”：房子、车子、票于、金子、女子，全谋私利；解放战争中共产党接管是“发动群众”，让老百姓当家作主。
有些民主人士原以为，共产党打天下，基本是一党之力；共产党坐江山，大概也不会有别人的位子。
可是，共产党对胜利却另有看法。打天下靠的是发动群众，多党合作；坐天下也还是要走群众路线，政治协商。
毛泽东致电各地：“经验证明，凡未注意召开各界代表会，仍然束缚于党内狭小圈子的，就走了弯路。”“无论是各界代表会议，或是人民代表会，党员均不要太多，以能保证通过决议为原则。大体上，党员及可靠左翼分子，略为超过二分之一即够，以便吸收大批中间分子及少数不反动的右翼分子，争取他们向我们靠拢。”
这种洋溢民主精神的政治设计，当然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赞同。
民主不止是作风问题，更是国家的政治体制。
随着各地“各界代表会议”的成功召开，中共中央要求逐步扩大各界代表会议的职权。草拟的新政协共同纲领提出：“在普选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这样，全国各地各级，在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前，都以“政治协商会议”（地方称“各界代表会议”）这种形式作为准备，新中国的民主建政，就有了适当的政治组织形式。
新政协筹备会中，共产党的作法是：凡属重大问题，都在会上提出讨论；而且，在提出之前，总是事先有协商。
周恩来总是说：“‘协商’这两个字非常好！”
2．参加新政协的资格
政治协商会议本来就够重要的，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更有一项极其重要的历史使命：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完成建国重大事项。
有人就说：“美国的议员，苏联的苏维埃代表，中国的政协委员！”
新政协代表如此尊贵，天下英雄尽来北平。
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民社党革新派、农民党、汉留……形形色色的党派团体纷纷要求参加新政协。
1948年秋，共产党与到达解放区的民主党派商定，新政协由三十个单位一百八十人组成。后来，新政协增加代行全国人大职责，就需要扩大，以广泛代表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力量。可是，这一扩大，就引来诸多申请。
民国以来，中国各地党派丛生，许多组织成员复杂，政治立场模糊。
中共接管各地时制订一项党派政策：对于在1948年5月1日之前成立的，并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尽了力的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应一律承认其合法地位，加以保护，允许发展，与之协商。
各民主党派也赞成以“五一口号”划线，积极响应者可以参加新政协，后来者则需审查资格。
新政协筹备会关于代表资格的政治标准是严肃的。有些党派、有些个人虽然提出申请，却没有被接受；也有些党派、团体、个人，却被主动邀请参加。
筹备会设有六个小组，负责拟订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代表名额的是第一小组，组长李维汉、副组长章伯钧。第一小组提出处理意见，再报全体会议决定。
参加新政协的党派单位，除中共及在香港公开响应“五一口号”的十个民主党派，又增加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等三个党派单位。
九三学社自1946年成立以来，一直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只是处于国民党高压之下，1948年不便公开发表声明。北平解放后，九三学社立即响应“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认为，九三学社在政治上符合参加新政协条件。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虽然是一个地区性组织，但坚决反对国民党统治，并且很早响应“五一口号”，筹备会也一致同意台盟参加新政协。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虽然成立较晚，但以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组织为前身，有重大革命贡献和广泛群众基础，筹委会也同意其以党派单位参加。
至于其他组织，就有些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架势……
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是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的一个主张联共反蒋的政治派别，但组织不纯，成分复杂，第一小组认为不宜作为一个单位参加新政协，但可个别邀请其代表人物。于是，孙文主义革命同盟宣告解散，部分成员加入民革，其领导人许闻天。邓吴明以个人身份参加新政协。
民社党革新派成分更为复杂。1946年，民社党决定参加国民党召集的国大并入阁后，从民社党内部中分裂出一部分人组成了革新派。这些人中，既有民主派，也有主张第三道路的，还有的是国民党特务。筹备会认为其不必作为一个单位参加新政协，可以考虑个别邀请其中的民主分子。得知消息，沙彦楷代表民社党革新派致电毛主席与新政协筹备会：“祈即增列本党名次，以示公允”。李维汉会见汪世铭作出解释后，社会上又流传自称民社党革新派的《告全国同胞书》，表示强烈不满。但是，沙彦楷、汪世铭两位领导人都表示不知情。经过说服，民社党革新派也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民盟，沙彦楷、汪世铭两人以个人身份参加新政协。
还有中国少年劳动党等组织，虽然也曾响应“五一口号”，但成分复杂，组织不健全，也被建议自行解散。但少年劳动党的安若定被安排为政务院参事。光复会的周亚卫后来成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农民党在1949年初曾经响应中共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但一贯反对土改，实际是地主路线。李维汉劝其负责人董时进自行解散。
还有国民党CC分子操纵的中国民治党，美国支持、国民党利用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人民民主自由联盟、民主进步党。中国人民自由党等所谓党派，并未参加民主运动，有些还属反动，新政协不仅拒绝其参加，还要求其解散。不过，这些组织中有些人后来还是改变政治态度，投身人民阵营。
“汉留”实际是与红帮类似的组织，这些封建帮会非但不属民主党派，而且应该解散。
在处理复杂的党派问题的同时，新政协还特设“无党派民主人士”一类。这些志士仁人虽然没有参加党派组织，却领导、联系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