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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20世纪麦卡锡主义不同的是，这次的“麦氏”主义不仅仅来自政客们的煽动，而是来自公众的自觉，连一向自立于政府之外的、代表社会良知的新闻舆论界都自愿卷了进去，这尤其可怕。“新麦卡锡主义”是美国社会为了整合力量、排除国内各种政治阻力和舆论阻力，逐步进入全面战争状态的必然前奏，也可以说是病态的危机化反应。这样做，美国才能顺利地动员起更大的社会力量，维护它的货币霸权。
乔良：在“9·11”后我们写过一篇《“9·11”后大势研判》，其中一个推论，就是美国会加快向右转，甚至出现第二个麦卡锡时期。事实上，这个时期已经开始了。我们只要看看美国乡村歌手乐队“南方小鸡”因反战言论在其国内受到的报复，比如用15吨重的拖拉机将她们的演唱专辑唱片疯狂碾碎，再看看著名影星达斯汀·霍夫曼在发表反战宣言后，不断收到匿名电话和恐吓性电子邮件，就不难看出这种趋势。只不过与20世纪麦卡锡主义不同的是，这次的“麦氏”主义不仅仅来自政客们的煽动，而是来自公众的自觉，连一向自立于政府之外的、代表社会良知的新闻舆论界都自愿卷了进去，这是尤其可怕的。这将可能使我们所说的第二个“麦氏”时期格外漫长。同时对这时期的纠偏也比第一次更困难。因为那时有前苏联存在，国际形势会令美国人狂热的头脑很快冷静下来，为对付前苏联，起码要与自己的盟国友好相处，也就是善待盟友。但这次不同了，无节制的美国人连自己的盟友也已经不放在眼里，更不要说其他国家。导致这一情况出现的原因很多，美国内外的因素都在起作用，〖BF〗一是其对世界上只剩下一个超级大国的自信；二是“9·11”的打击；三是其国内右翼和极右翼势力占上风；四是国际上对其缺乏制约力量。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会使这次右摆的幅度很大。尽管美国体制自身有纠偏机制，但在纠偏中起重要作用的舆论和民众主流倾向都还在跟着朝右摆，远未到回荡之时。所以，大家包括各大国除了继续加强自身实力，就是耐心等待。我估计在这次美国大幅右摆中受打击最大的将是第三条道路的主张和欧洲的社民党力量。因为美国首选战争作为解决问题的做法，使第三条道路没有了多少发展空间。但欧洲和世界也会大大减少对美国的幻想。估计在全世界各种力量的重组和显形之后，美国真正有了孤立感，甚至吃到一些苦头后，那时的美国才会出现从右向左的回荡。这个时期起码还得8～10年才会出现，大约相当于两个总统任期。〖BFQ〗
王湘穗：在这次倒萨战争中，美国对新闻机构的控制更严密，美国社会对反战人士的清算也更严厉，而赞同战争的人反倒被奉为英雄，比如支持这次战争的电影明星布鲁斯·威斯利的声望此番在美国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涨。我们不应把麦卡锡主义看做是美国历史上的孤立现象，而应看成一个社会为了整合力量、排除异己，逐步进入全面的战争状态的必然前奏，也可以说是病态的危机化反应。
乔良：这固然与“9·11”事件有关，作为这一事件的受害方，“9·11”激发了美国人的爱国心是可以理解的，但它正在助长的一种狂热的排他偏向却令人担心。因为这种偏向对于一个目前拥有无人可以制约的庞大力量的国家来说是危险的，对于世界同样危险。
王建：麦卡锡主义是美国可以动用更大的军事力量，向外维护它货币霸权的保证。一定得把国内的各种政治阻力和舆论阻力都打掉，才能顺利动用军事权力。
乔良：如果真像你说的，美国赤字达到7000亿，连今年都过不去，麦卡锡主义怎么能不抬头。
王湘穗：美欧的对抗，虽然主要是货币霸权之间的对立，但也有意识形态的对立，菲舍尔和拉姆斯菲尔德关于伊拉克的辩论，也有点赫鲁晓夫与尼克松“厨房辩论”的味道。中国在这个时候，要避免跟美国搞意识形态的对抗，因为它并不把你当主要目标，如果你在意识形态对抗，中国就可能成为“新麦卡锡主义”的“猎巫”对象，成为打击目标。
王建：麦卡锡主义将在美国盛行，这个观点我很同意，只要仔细阅读“9·11”后制订的“爱国法”及相应配套的一系列法规就清楚了，它打破了美国一向鼓吹的许多民主规则，如隐私权等等。美国的政治权力更多受制于国内，不是国外。在帝国主义国家内部，老百姓的利益不是金融资本家的利益，在纽约的华尔街，300多米长，集中了世界一半以上金融财富，与美国老百姓有多大关系？所以，如果美国国内的民众力量反战越来越大，我说这只会加快美国的国内政治走向反动，走向恐怖。当然也要争取民众的支持，所以要控制舆论，让美国的老百姓都支持我，比如打叙利亚，42％的人支持，差不多一半，我再给叙利亚扣几个屎盆子，那就到60％了，肯定打起来，国外多少人大游行，没有用。
王湘穗：美国现在甚至有军国主义的趋向，一切为军事行动让路。连美国报纸都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完后，国务卿马歇尔站在舞台中心，而现在是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站在舞台中心，拉氏成了美国甚至世界最有影响的政治人物。军事力量成为美国的基本支柱后，美国社会就要按军事要求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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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式技术迷思的反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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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认为技术没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这使美国人形成了一种类似于技术决定论式的思维方式。美国人相信或者指望用技术解决一切问题，包括解决美国现在所面临的，实际上不可能解决的问题。这很不幸，因为人类有很多问题不是拿技术能够解决的。如果美国人认识不到这一点，继续沿着技术迷思这条道越走越远，最后只会走向万劫不复。技术过去是靠释放生产力，为资本赚更多的钱；现在技术很多是被资本包装的新技术概念，是用来在股市上圈钱的。如果技术概念就能盈利，资本就宁可玩概念来赚钱，得鱼忘筌，技术就是那个被虚拟经济渐渐忘掉的筌。
乔良：对于美国人崇拜技术，技术至上的倾向，我们把它称之为技术迷思。美国人认为技术没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这使美国人形成了一种类似于技术决定论式的思维方式。这种方式使美国人获益匪浅，我们今天看到的庞大的新帝国，几乎就是建立在长时期占据技术高端基础之上的。包括与它的货币霸权相关连的信息技术以及整个金融衍生工具都是与这些技术相关连的，它的军事霸权也是建立在高端技术上的。这些技术带来的种种好处，使美国人相信或者指望用技术解决一切问题，包括解决美国现在所面临的，实际上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这很不幸，因为人类有很多问题不是拿技术能够解决的。而偏偏美国人手中又握有最高端最强大的技术力量。在从根本上改换思维方式之前，美国人恐怕要一条道走到黑了，这尤其不幸。对美国对世界都很不幸。看看历史，十字军东征无功而返，成吉思汗的西征烟消云散，都说明一个问题，异质文明间的矛盾是不能仅靠军事强权特别是技术强权解决问题的。
即使仅仅是为了从另一个国家、另一个民族那里去攫取利益也不行，更不消说驯服另一种文明了。如果美国人认识不到这一点，继续沿着技术迷思这条道越走越远，最后只会走向万劫不复。
王湘穗：狮心理查的十字军之剑能打败萨拉丁吗？军事强权解决不了宗教观念的差异，文明冲突要另寻解决之道。
乔良：我们在《超限战》里谈了一个观点，克林顿说，美国有能力在世界任何地方，保卫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念。针对这话，我们俩专门有一段反诘，我们认为美国确实有能力保护它的利益，但是不见得有能力保护它的价值观。因为这完全是两个不同概念、不同层次的东西。
利益是可见的，是有限目标，而价值观则是看不见的无限目标。美国你再强大，你也是个有限责任公司，不可能承担无限责任。非要承担无限责任的有限责任公司，其结果当然只能是破产。
王湘穗：美国有一种倾向，想用技术手段解决一切问题，包括深层的哲学问题。这是美国人的思想误区，技术至上，用技术解决问题，新技术解决新问题，用最新的技术解决最新的问题。我们在《超限战》中提出过一个概念，就是技术的枝杈效应，“技术的无理性膨胀，让人们把一个个初始目标遗失在枝杈横生的技术之树上而迷途忘返”。美国人和许多盲目学习美国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已经成了产生问题的最重要原因。
李晓宁：美国人经常问自己，“美国还有几个爱迪生和贝尔”。这句话特别直观。刚才我说的那些话，就是这个意思。美国人靠爱迪生、贝尔、福特这样的人起的家，而不是靠攻城掠地，像成吉思汗那样起的家。是靠先进的工业技术加上以不断完善的商业机制发展起来的。美国现在商业机制也走样了。现在越开发越虚，淘汰率增高。
王湘穗：科技第一生产力这是一个成论，是实物经济时代的一个规律性判断，在虚拟经济时代，规则和标准有决定意义，你们看浏览器的标准、通讯标准争斗得多激烈，在一定意义上说制度和标准也是生产力。
李晓宁：这就是科技和制度的关系。从工业革命开始，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投资回收问题。假设我们开一个工厂。投资进去以后，要买地皮，盖厂房，要买机器，要搞技术研发，要发工人工资，总之要投入很多成本。当第一批产品生产出来的时候，比如我们做了10件衬衣，如何给产品定价呢？假设我们投资了100万，那平均一件衬衣10万块了。谁买得起，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