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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过去始终在美国的市场上和美国企业竞争，美国经常被日本的企业打得抬不起头来，自己的企业在竞争当中居于劣势，在这方面很痛恨日本。所以，每次贸易谈判，总是谴责它，你侵犯我的市场，你要开放市场等等。80年代广场协定以后，日本的金融泡沫破了，我用金融手段就能把你的产品弄过来，日本成了造车的，造电视机的，造电脑的，多好，而且是送东西给美国，美、日的贸易冲突就不见了。日本提供高端产品，中国提供低端产品，日本提供资本密集的产品，中国提供劳动密集型产品。
王湘穗：日本在美欧经济强权联合打击下遭受经济上的平成战败后，它的利益渐渐和中国越来越趋同，两国至少在经济领域内有越来越多的一致性。中日需要做的是多看彼此间的利益共同点，多看彼此能互补、通约的那些地方。历史这次给了中日两国一个共同的机遇，需要两家一块来把握，缺一不可。
对于中国来说，在进入新战国时代之后，我们应进一步淡化国家间意识形态的差异，提升国家利益意识，特别是加强国家利益区域化的观念，不然没法和人家合作。
王建：说到日本的问题，它现在主要是资产泡沫破了以后，有一大堆金融坏账解决不了。应该说解决金融坏账的办法，就是提高日本资产价格，提高日元汇率，就是引外资或者内资流入到资本市场，国内的资本市场不好，居民谁投钱？肯定不会。美国更不会去，这场金融风暴或资产泡沫都是美国的背景，美国一手造成的，会帮它解套？欧洲的资本会大举进入日本吗？不会，欧洲人自己的事情搞不定，怎么会管它？日本前一段一直通过促进出口贸易解决自己的金融坏账问题，集中银行现有的资金供给20多个国际型出口大企业，索尼、丰田等等这些企业。
我说这是文不对题，因为它是用日元贬值的办法促进出口，你的问题在金融层面上发生的，大量坏账压在银行，背着大山翻不过身来，越压低日元汇率，日本的资产价格越低，国内外投资人越抛日元资产，日本的金融的坏账就越大，解不了这个套。日本这么做，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没有人帮它，自己又没法解套。日本十几年了，从1990年开始，到今年2003年，已经过了12年的危机，脱不出来，原因在此。
如果日本靠自身力量难以摆脱金融陷阱，那么惟一走出危机的道路就是和中国经济整合。中日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怎么看？过去日本侵略中国，是因为日本的粮食供应不足，铁矿砂没有，石油没有，棉花都没有。当时日本侵略中国的东北地区，建立满洲国，主要是想要五种东西，棉花、粮食、大豆、铁矿砂和石油，但是占领满洲30年以后，发现产品满足不了，石油没有，铁矿也是有限的，而且首先要向满洲地区投资。日本在占领满洲的30年当中，等于自己背上包袱。因为这个问题，它要南下到爪哇地区搞石油，海上运输线要经过菲律宾，就与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前沿发生摩擦，爆发了太平洋战争。
反过来看今天，日本缺的是什么？缺的是市场。所需要的石油、矿产品，还有农产品等等，都可以从国际市场获得，不用军国主义的办法，也可以拿得到。如果需要中国的市场，就应该希望中国是繁荣的，中国人均收入水平越高，中国的市场越大，对日本产品的吸纳能力越强。从这点来说，中日之间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我们实际上都是缺资源的国家，但是中国和日本相比，我们资源有一定的保障，我们有1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这对日本有很大吸引力。
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对美欧贸易的步子停下来，比重是下降，90年代以后，主要和中国大陆发展贸易。我算了一笔账，在90年代这10年中，中国大陆、中国港、台地区及日本、韩国，对美国的出口增长是168倍，对东盟国家增加了22倍，而它们之间的内部贸易是增加了24倍，在这5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增量当中，内部贸易量占了50％。在这期间，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对美国的出口增长没有超过2倍的，只有中国大陆对美国的出口增长增加了116倍，中国香港对美国的出口是增加了22倍，出现了以中国市场为中心的经济贸易整合，这就有点像欧洲的关系了。我们现在彼此之间的贸易，90年代平均算，大概是将近40％，可是增量当中的比重是达到50％，而且上升的速度非常快。现在中日之间的贸易增长速度相当快，这正是东亚地区经济整合的根本，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东亚经济区和东亚元就是呼之欲出了。
乔良：日本国内目前右翼势力占上风，恐怕会认识不到这一点。因为它们不完全按经济方式进行思维，而是按陈旧的地缘政治思路，认为相邻的大国总是会成为敌人。因此，总是选择远交近攻。
王建：日本的极右势力更准确地说是日本的民族主义，如石原慎太郎这伙人对中国不友好，是看到这些年的贸易逆差，人民币没有升值，有点气不顺。
王湘穗：石原慎太郎过于迎合日本民族急于摆脱经济困境的焦躁情绪，把产生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原因归结为外部因素，结果以一种怨天尤人的心态而不是建设性创新的心态应对危局。石原不是福泽谕吉，也不是伊藤博文，有太多的政治实用主义，或者说是有太多的哗众取宠之心。日本现在需要的不是仅仅敢于说“不”的人，而是要有大战略眼光的政治家，告诉人们什么是“是”，“该如何去做”的智者。应该说，不论日本还是东亚都不想把命运交与他人，被别国呼来喝去，这需要东亚这些国家的领袖们要有政治远见，主动去推进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争取在未来世界大格局占有一席之地。在这件事上，中国和日本必须扮演主导者的角色。日本政府最近搞了个建立“东亚商业圈”的白皮书，还有人提出中日泰联合打通克拉地峡，让中东石油线避开马六甲海峡，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和研究。
乔良：这需要双方政治家的大政治智慧。中国在战国之后，或者在三国之后，基本上是一统天下，虽然中间有五代十国，但更多的情况下是封闭在蒙古高原以南，青藏高原以东，太平洋以西，东南亚瘴疠之地以北这么大块单独的大陆上，一直自以为是世界的中心，号称中央之国。长期没有大国与之对抗，没有什么国家能对它的生存构成威胁，所以它再没有必要去搞什么合纵连横，也就忘记了，甚至失去了结盟的记忆。
王湘穗：在世界大格局中我们一直希望实现政治多极化，如果我们确定把多极化当做目标，就必须分析判断一下，中国的力量能不能成为一极，如果不行，是放弃多极化目标，还是与利益相近的力量进行整合？力量的极化是个过程，我们可以想想前几十年的两极格局是怎么形成的？力量极不是靠口头呼吁就能捏到一起的，必须进行复杂的利益磨合、整合才能形成极化。世界多极化是整合的结果。“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如果你真喜欢多极化这条鱼，你就赶快去结东亚区域化这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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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整合：日本何去何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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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良：新的利益板块肯定要重组，但是是什么国家，是哪些主要的国家和哪些所谓破碎国家进行重组，构成新的利益共同体也就是板块，我们现在还不能够一下子看得非常清楚。
王建：咱们说力量的重组是经济力量的重组，经济力量主要是在这三个地方，欧洲、北美、东亚，就这三个地方。
乔良：你说的东亚实际包含了东南亚？
王湘穗：王建认为东亚区主要是中国大陆、中国港、台地区及日本、韩国组成的核心区。
王建：不包括南亚。
乔良：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三只小虎，你算不算进来？
王建：我暂时不这么看，东盟国家的整合还得需要10年工夫，东亚地区我们跟它不可能形成产业联系，你看从中国往南都是大山，只是和越南这个地方可能整合，和泰国就隔着缅甸了。
咱们中国的经济，在东南沿海地区，西南地区是中国的第一、第二台阶，地形非常复杂，崇山峻岭，在贵州、云南自己搞工业化都困难，跟它们形成密切的贸易联系不太可能，搞点边贸可以，大型的工业化跟它们进行地域上展开的分工不太容易。日、韩及中国港、台地区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外围，可以展开分工。咱们跟东盟的关系是展望未来，目前跟东盟之间的贸易才400多亿美元，还形不成规模。咱们虽然搞了所谓“十加一”自由贸易区的方案，我们从中得到的利益并不多，如果中国和东盟国家都排出前五种最大的出口产品，我们和东盟有三种是一样的。我们跟它的竞争太厉害了，除了矿产品不一样，农产品我们也竞争，纺织品我们也竞争，电子产品我们也竞争。五种产品有三种是高度竞争关系，我们跟它贸易互补性并不强，除了给我们提供一些我们所需要的矿产和木材，其他东西真没有。所以我认为与东盟的经济整合，在现阶段还没有现实性，目前只能是一个战略姿态。
另外，东盟目前实际上还主要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还不是经济共同体，里边的5个国家，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这5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比较高，纷纷与东盟外的其他国家搞1＋1的自由贸易方案，它们自己的贸易都圈不到一块去，没有形成经济板块。
王湘穗：这轮整合，就以强大金融实力为中心，在足够广阔的市场进行的一次产业整合，主要就是北美、欧洲和东亚三块。
王建：人口的集中，产业的集中和金融的集中。
王湘穗：也包括军事力量的集中，这几个要素集合在一起才能形成一个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