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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客厅里没有悬挂着祖先的画像。但是他总可以迫溯历史，进而发现他那在远古时代生活在丛林中的祖先是有贵族血统的。于是，他安心了，排除了一切顾虑与不安，他开始潜心研究中国。然而，每当他由于公务的原因，不得不穿越中国城镇的街道时，总有些未曾开化的人们用眼睛盯着他瞧，他感到很不舒服。他取出手帕，大声地俱着鼻子，勇敢地忍受着这一切。恐惧之心实在无法抑制。
①阿瑟。兰塞姆（Atthut Ransotne ‘1884—1967），英国作家。
②李普顿（Thonias Johnstort Lipton，1850—1931），英国商人。
他约略环视了一下这些身着蓝褂的人潮。他们的眼睛似乎不像廉价小说封面上所描绘的那样包斜。这些人会在背后给你一刀吗？在这光天化日之下，似乎不太可能。但是谁敢打保票呢？他在板球场上学到的勇气和风度，这时都烟消云散了。他宁可在球场上被人用板球棒当头击一闷棍，也不愿意再光顾这些弯弯曲曲的街道了。是的，这就是“恐惧”，一种对不了解的事物的原始的恐惧。
然而，对他来说，还远不止这些。是他自己的“人性”不能忍受他所意识到的人类悲哀与贫穷。他甚至不能忍受一个人像牲畜一样为他拉黄包车，他需要一辆小汽车。他的小汽车不单卑是一辆小汽车，而且是一个带篷子的走廊，从家里到办公室，保护他不受中国人的伤害。他在喝茶时和史密斯小姐谈了这些，说在中国拥有一辆小汽车不算奢侈，而是必需。一个精神封闭的人，坐在用玻璃封闭的盒子里，被从住宅运送到办公室，每天行程3 英里。
在侨居中国的25年间，他就是这样生活的，尽管他回到英国，在给伦敦龟泰晤士报》的信上署名“25年侨居中国的老住户”时并没有提及这些。他的信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当然应该知道自己在讲些什么。
他的旅行很少超越那来回六英里的路程，除非他到乡下参加越野赛跑，但那时他在野外，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然而，这里他也错了，因为在这种户外活动中，他根本不需要防卫。这一点他也知道，他不过是那么说说而已。
他从未被中国人邀请到家中作客，他小心翼翼地躲着中国餐馆，他从未读过中国报纸。在灯火辉煌的晚上他去了营业时间最长的酒吧，呷着鸡尾酒，拾取、吸收井交换着从葡萄牙水手那里流传下来的发生在中国海岸上的故事。
他总是感到很遗憾，上海不是苏塞克斯①。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在英国时基本相同。（一位署名为J。D。的作家在伦敦出版的《新政治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英国人在中国》的文章，他说：“英国人的生活范围只限于办公室与俱乐部之间，在办公室，他周围都是外国人，有同事，也有上级；还有中国人，这是他的下级，职员一类的人。在家里，他看到的只是外国人，当然仆人除外。这里他每晚听到的是抱怨中国人的不诚实与愚蠢，其间也点缀着一些日常工作中的故事，也谈谈体育新闻。这后者是唯一能够拯救在中国的英国人的法宝，也是除了攻击中国人之外的唯一话题。”）当他听说中国人也在开始过圣诞节，也在取得进步，他感到很高兴；但他讲的英语别人听不懂，他又感到很惊讶；他目中无人地在大街上行走，踩了别人的脚，甚至也不屑用英语讲一声：“对不起”，是的，他连汉语“谢谢”、“请”、“请原谅”这些最起码的，甚至一个旅游者都会讲的道德语言都懒得去学；他抱怨排外主义，并对中国人并没有吸取“义和拳”起义后北京遭劫这样的历史教训而感到失望。这就是中国问题的权威。让他们来做人类联系的纽带是多少可悲的事情啊！
①苏塞克斯（Simex ），英国南部一郡。
所有这些，我们都能理解，这都是很自然的事。如果不是因为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由此而来，我们也不会提起它们。只要考虑一下这些因素，一切都不难理解：语言的难学，汉字的难写，当今中国政治、学术和艺术上的一片混乱，中西方在习俗上的巨大差异等等。不过，我们要求的不过是更高的智慧层次上对中国更加全面的理解，我们固然不能仅因为老中国通们读不了中文报纸，就下结论说他们没有权利写有关中国的书。然而这些书籍和文学也只能维持在世界上营业时间最长的酒吧里的那些闹言碎语的水平上。
当然也有例外，像罗伯特。哈特爵士①、伯特兰。罗素②这样的人，他们都能看到一种与自己如此不同的生活也有其特定的含义。然而，有一个哈特爵士，就有一万个罗德尼。吉尔怕特①；有一个罗素，就有一万个伍德海②，于是形成了舞台化的中国人的模式，他们还不间断地为这个模式增添一些笨拙的细节——幼稚，虚假——而西方人对此又是那么熟悉。这是早期葡萄牙水手传说故事的继续，只是语言不那么污秽罢了。然而，讲故事的人的心灵都是与那些水手们的心灵一样地令人厌恶。
中国人有时奇怪，为什么中国只吸引了一些水手和冒险家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读读H。 B。 摩斯③的著作，检查一下自古到今上述水手们的传统是如何继承下来的，分析一下早期葡萄牙水手和现代的老中国通们在世界观上存在什么相似之处，他们的兴趣，他们选择细节的自然过程。是什么样的客观条件促使他们漂洋过海，踏土地球的这个角落，是什么动机使他们过去直到现在还在陆续地到这个未开化的地方来呢？是黄金和投机冒险，黄金和冒险首先使哥伦布这个最大的航海冒险家去寻找一条到达中国的路。
①罗伯特。哈特（Robert Hart ，1835—1911）英国外交家。
②伯恃兰。罗素（ffertfandRusse1 ，1872—1970），英国数学家及皙学家。
①罗德尼。吉尔伯特（Rodiley Gilbert ，1889—1968），美国新闻记者，著有几种有关中国的著作。
②伍德海（H。G。w。Wooded，1881—1969），英国人，著有各种有关中国的书籍。
③ H。B。 摩斯（H。 B。 Morse ，1855—1934），美国的中国问题权威，著有《满清帝国的贸易和行政》、《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934年东印度公司在中国活动史》等。
然后，我们就开始理解这个持续的过程，理解哥伦布一水子传统是如何一步一步被有条不紊地继承下来的。我于是为中国感到难过，可惜不是我们人性的力量，而是我们的黄金，我们作为具有购买力的动物把西方人吸引到了这个远东海岸。是黄金和成功，是亨利。詹姆斯①所讲的“既预示幸福又预示灾难的女神”把西方人和中国人绑在一起，把他们扔进这个卑鄙龌龊的漩涡。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人性的和精神的纽带。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英国人，自己都不承认这一点。
所以，中国人便问英国人，既然你如此记恨中国，为什么不回到自己的国家去；而英国人则反唇相讥，问中国人为什么不愿意离开租界。他们谁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对方的问题。情况就是这样，英国人认为不值得让中国人去理解自己，而真正的中国人认为，让英国人去理解自己更是犯不着的事。
然而，中国人理解自己吗？他们是中国最好的讲解员吗？人们公认，自我认识是极难的事。尤其是需要对自己进行大量健康而又清醒的批判时更是如此。语言障碍对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来说并非难事，但中国悠久的历史却能使他颇费精神。她的艺术、哲学、诗歌、文学和戏剧之复杂很难使他钻进去，并加以清理，从而完美地理解和阐明这些问题。他的同胞，同一趟电车上的旅伴，现在正在控制着某省大权的者同学，也都使他难以理解，难以原谅。
可见，眼前发生的一切，使外国观察家感到困惑的一切，也使现代的中国人感到困惑。也许中国人与外国观察家相比更缺乏一种应有的冷静公正的态度。他的心中正在进行着一种乃至多种艰苦的斗争，其中有理想的中国与实际的中国之争；有对祖先感到自豪而对外国人又感到羡慕的斗争，这也许是更为激烈的斗争。他的灵魂正在为这样一种斗争所撕裂：即两种对立的忠诚之间的斗争——对古老的中国的忠诚，一半出于浪漫，一半出干自私，以及对开明与智慧的忠诚，这种智慧渴望变革，渴望将所有那些腐败、堕落、干枯或者发霉的东西一扫而空。有时，这是一种更为基本的斗争，产生于羞耻与自豪之间，对自己的家庭忠贞不渝，而对家庭的现状又感到不满和惭愧。
这都是非常健康的本能心理。有时，他的宗族自豪感占了上风，而在正常的自豪感与极端的保守之间的距离是那么近；有时他的羞耻的本能占了上风，而在诚心改革的愿望与非常肤浅的现代化和现代拜金主义之间，距离又是那么小。要想避免这两种极端，实在是一件很棘手的事。
那么，将自豪感与诚实改革的愿望结合起来的关键在哪里呢？既能欣赏，又能批判；既用理智，又用感情；使二者结合绝非易事。因为这就要求我们对古老的文化进行一番打捞工作，就像整理自己的传家宝一样。就是有古玩鉴赏家的眼光有时也不免看锗，他的手指也不免犹豫不决，不敢去捡出那应当捡出的东西。这项工作要求我们有勇气，有一种罕见的诚实，还有那更为罕见的不断向自己提出问题的活跃头脑。
他与外国观察家相比，显然有独特的优越之处。他是中国人。作为中国人，他不仅用自己的理智，也用自己的感情去思维。他知道在他的血管里汹涌奔腾着的是既有自豪也有耻辱的中国血。这种神秘中的神秘处在自己的生物化学结构之中，运载着中国的过去与未来，承受着她所有的骄做与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