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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聋发聩。因此他在变法之举中，比同辈人更为坚决、更为果敢，这是和他“挟持甚大”，“其志甚远”密不可分的。但不幸，由于袁世凯阴险叛卖，风云骤变，变法之举终于面临败局。但令人感动的是当时他本来还是有机会逃亡的，甚至日本友人也曾劝他东渡，他却断然拒绝，并以决绝的态度，说了这样一席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几句掷地有声的话，气贯长虹，而沉痛悲愤之情，更是溢于言外。他的“猝然临之而不惊”的大勇者风度，是决心要以自己的血震惊依然麻木的世人，擦亮依然昏浊的万千双眼睛，他正是以自己的慷慨殉志，表现了大勇者的风度。
明末十七岁的少年夏完淳则又不同，他从十四岁即随父亲起兵抗清，兵败后父亲殉难。他秉承父志，继续投身抗清运动，新婚才三个月，即不幸被捕，押解到南京受审，面对洪承畴，他无畏无惧，痛斥洪的无耻叛卖，终于被凌迟处死。在狱中他给新婚妻子与母亲各写了一封绝笔书，两信都情致宛转凄侧，对妻子与母亲的关切感念之情，更是如丝如缕，如泣如诉，字字血泪，但是舍身取义的豪宕之气，依然汹涌于字里行间。他在《上母书》中写道：“……兵戈天地，淳死后，乱且未有定期，双慈善保玉体，无以淳为忘。二十年后，淳且与先文忠为北塞之举矣！勿悲勿悲！……人生孰无死？贵得死所耳。父得为忠臣，子得为孝子，含笑归太虚，了我分内事。大道本无生，视生若敝屣，但为气所激，缘悟天人理，噩梦十七年，报仇在来世，神游天地，可以无愧矣。”少年英豪，倾吐肺腑，语撼天地，完全是大勇者的风度，数百年后，读此绝笔，仍不能不令人为之感慨动容。
现代著名散文家陆蠡，在日军入侵上海后，留守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后来遭到日军搜查，并运走两大卡车书籍。当时陆蠡正外出，本是可以躲避的，但他认为书店既由他负责，他有责任去捕房问个究竟，结果，被引渡到日本宪兵部。据一位曾与他同关狱中的难友说：“一次日本人把陆蠡提出去问口供：‘你爱国不爱国？’他不能违背良心，自然说：‘爱国。’又问：‘你赞成不赞成南京政府？’（指汉奸汪精卫政府）他说：‘不赞成。’又问：‘依你看，日本人能不能把中国征服。’他断然回答：‘绝对不能征服。’日本人恨他态度顽强，诬他一定有政治背景，给上了酷刑，几次提审，他决不改口，终于因受酷刑吐血而亡。”
刘西渭（即李健吾）先生在论及此事时，曾深刻地指出：“他可以撒谎，然而诚实是他的天性，他的勇敢不含丝毫矫情。为什么我们能够最后保持胜利？正因为这个老大民族忽然迸出了这些信心坚定视死如归的年轻人。古代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在被判死以前，曾为自己这样申诉：‘我宁可照我的样式说话而死，也不照你们的样式说话而生。’”
据说陆蠡是个口齿钝拙，情感深敛，甚至有几分羞怯的老实人，他天真而朴实，但在事关大节面前，他竟是如此镇静从容，义无返顾，毫不含糊，一个年轻而才华横溢的散文家，就这样惨死于日军屠刀之下，但从他身上迸射闪耀的，正是大勇者不灭的光辉。
近日见报载，欧美正在纪念二次大战盟军诺曼底登陆五十周年。这次为开辟第二战场的登陆之举，是给德国法西斯以致命打击的战略决策，当时指挥此役的最高统帅是艾森豪威尔将军。据现在发表的回忆文章说，当时在决定登陆的时机上，是颇费踌躇的，天气又极端不好，暴雨如泻。据预报只有六月六日可能晴朗一天，统帅部内众说纷纭。但是拖延时日，这次事关二次大战前途的重大战役秘密，就有可能被德军识破，而登陆如失败，其影响与后果则更不堪设想。在这重重严峻沉重的压力下，艾森豪威尔思索再三，断然决定于六月六日按照计划，大举出击登陆。慨然表现出他作为统帅的无畏胆识与雄大气魄。登陆终于一举成功，为战胜法西斯奠定了又一块重要基石。但最令人感动的是，当决定下达后，艾森豪威尔并没有因此平静下来，因为此举成败，关系实在太大了，因此后来他在一张便笺上草拟了一篇新闻稿，以供必要时使用。他写道：“我们的登陆……已经失败，我已将部队撤回。我在此时此地发动进攻的决定是根据能够得到的最可靠情报作出的。我们的军队都非常勇敢和尽职，要说有什么责任和缺点的话，全都是我一个人的。”（见1994年6月5日《参考消息》6版）显然，这封信是准备万一登陆失败而写的，从信中可以窥出这位率领百万大军的统帅内心的焦灼与不安，但可敬佩的是，万一登陆失败，他就要毅然将这重大的历史责任全部由自己肩负起来，不怨天，不怨地，更不诿过于他人，即使是十字架，他也要一人承担起来。这不愧是统帅的胸襟，更不愧为大勇者的风度。
苏轼在《留侯论》中分析：张良青年时，面对秦王暴政，曾求力士以铁椎狙击秦始皇于博浪沙，这是“不忍忿之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而后来受兵书于黄石老人，并数经老人“倨傲鲜腆而深折之”，使张良“忍小忿而就大谋”，终于思想上成熟起来，完成了击败项羽的大业，这方可谓之“大勇者”。由此可见，大勇者的风度虽各有不同，但他们正是由于志向高远，以社稷国家兴亡大事为己任，以忧济天下为大志，方能临事不惊，虽于生死之间，仍能慷慨从容，举重若轻，镇静自若。中外史籍所载大勇者的事迹灿若星辰，正是他们构成了人类不断进取的脊梁。
1994年夏
选自《随笔》1994年6期
梅香正浓
作者：白 桦
白桦（1930—），原名陈佑华，生于河南信阳。著有诗集《金沙江的怀念》、《热岜人的歌》、《悲歌与欢歌》、《白桦的诗》等。
我自幼酷爱诵读中华民族英烈们所给我们遗留的诗文，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夏完淳、秋瑾……也酷爱诵读他们的同代人或后人关于他们的记述。只要有可能，我都要去探访他们的故居、墓地，和留有他们血迹及深深脚印的土地。我以为和他们相关连的风物倍加亲切，虽然每一次都有一种悲愤苍凉的思绪久久不能释然，我还是要去寻觅、登临，并感念他们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伟大气概。
人，知炎凉、知利害，易；知耻，却难；知耻而后洁身至死，更难。我想在这里披露一件我九岁时遇到的一件事。我出生在河南省信阳市，就是京剧里的宋士杰住的那个信阳州，他的小旅店开在西门之外，我家住在西门之内。1939年，苦难中原已经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一年。一个深秋的傍晚，一小队日本宪兵牵着一个浑身血污的年轻抗日志士，押往西门外的乱尸岗，那里是历朝历代行刑杀人的屠场。一群无知的顽童（其中也有成人）呼啸着尾随在这些刽子手的背后去看热闹，我被这股愚昧、无聊和癫狂的冲动所吸引，被卷进他们的行列。刚刚走到西邻豆腐坊王大娘的门前，我的胳膊突然被一只非常强有力的手抓住，一把就将我从那群人中间拉了出来，我差一点被摔倒在臭水沟里。抬头一看，是王大娘。她怒不可遏地问我：
“你去哪儿？……你起什么哄？你爹被他们活埋才几天？……你！怎么能这样……”她的话如同当顶霹雳，使我在一阵颤栗之后失去了知觉。在以后的很长一个时期，我都不敢在街坊邻居们面前抬头，我开始知耻了。每当我在多乖命运的途中走近污秽泥潭的时候，那位可敬而严厉的王大娘就出现在我的眼前，并及时伸出有力的手把我牢牢抓住。
今年我才有机会访问苏北文化名城扬州，五月的最后一个上午，当我登上扬州广储门外的梅花岭，站在高大的银杏树下，立即想起我曾熟读过的两篇散文。一篇是清桐城学派的创始人方苞写的《左忠毅公逸事》，一篇是清乾隆年间因文字狱治罪幸而免死的学者全祖望写的《梅花岭记》。前者并未直接记述史可法，写的是史可法的宗师、明末东林党人左光斗。文章以左光斗“视学京畿”起笔，描写他在风雪古寺之中偶见一书生伏卧案头，他读了书生刚刚写就的文稿，立即脱下自己的貂裘盖在书生身上，并为他关上门户。和尚告知他：那书生名叫史可法。不久，左光斗主试，当他听到门吏唱出史可法的名字的时候，“瞿然注视”，当即“面署第一”。并召见，在史可法拜见左夫人的时候，左光斗说：“吾诸儿碌碌，他日继吾志事，惟此生耳。”文章紧接着就写到左光斗被阉党陷入牢狱，史可法朝夕在狱外无门可入。当他听说左光斗受了炮烙之刑，命在旦夕，立即筹了五十两黄金，“涕泣谋于禁卒”，禁卒受到感动，让史可法化装为掏粪者进入牢房，史可法跪着抱住已经血肉模糊、不成人形的左光斗呜咽不止。左光斗听出了他的声音，奋臂用手拨开自己溃烂的眼皮，怒目注视史可法，喝斥他速去：“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持者！”史可法才“不敢发声”，悄然退出。后来，史可法常常流着泪向人叙及此事：“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应该说，从那时起，铁石肺肝的左光斗也铸造了史可法。
“顺治二年乙酉四月，江都（即扬州）围急，督师史忠烈公知势不可为……”这是全祖望《梅花岭记》一开始的两句话。史可法召集众将表明自己将“与城为殉”的决心，他希望有一个人在最后帮助他完成大节。副将史德威“慨然任之”，史可法当即认为义子。“二十五日，城陷，忠烈拔刀自裁，诸将果争前抱持之，忠烈大呼德威，德威流涕不能执刃。”终于为清兵俘获，史可法“大骂而死”。前一篇文章写史可法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