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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本来是发生在南京国子监的事，怎么北京的国子监也有这么一块碑呢？想必是永乐皇帝觉得他老大人的这通话训得十分精彩，应该垂之久远，所以特在北京又刻了一个复本。是的，这值得一看。他的这篇白话训词比历朝皇帝的“崇儒重道”之类的话都要真实得多，有力得多。
这块碑在国子监仪门外侧右手，很容易找到。碑分上下两截，下截是对工役膳夫的规矩，那更不得了：“打五十竹篦”！“处斩”！“割了脚筋”……
历代皇帝虽然都似乎颇为重视国子监，不断地订立了许多学规，但不知道为什么，国子监出的人才并不是那样的多。
《戴斗夜谈》一书中说，北京人已把国子监打入“十可笑”之列：
京师相传有十可笑：光禄寺茶汤，太医院药方，神乐观祈禳，武库司刀枪，营缮司作场，养济院衣粮，教坊司婆娘，都察院宪纲，国子监学堂，翰林院文章。
国子监的课业历来似颇为稀松。学生主要的功课是读书、写字、作文。国子监学生——监生的肄业、待遇情况各时期都有变革。到清朝末年，据老董说，是每隔六日作一次文，每一年转堂（升级）一次，六年毕业，学生每月领助学金（膏火）八两。学生毕业之后，大部分发作为县级干部，或为县长（知县）、副县长（县丞），或为教育科长（训导）。另外还有一种特殊的用途，是调到中央去写字（清朝有一个时期光禄寺的面袋都是国子监学生的仿纸做的）。从明朝起就有调国子监善书学生去抄录《实录》的例。明朝的一部大丛书《永乐大典》，清朝的一部更大的丛书《四库全书》的底稿，那里面的端正严谨（也毫无个性）的馆阁体楷书，有些就是出自国子监高材生的手笔。这种工作，叫做“在誊桌上行走”。
国子监监生的身分不十分为人所看重。从明景泰帝开生员纳粟纳马入监之例以后，国子监的门槛就低了。尔后捐监之风大开，监生就更不值钱了。
国子监是个清高的学府，国子监祭酒是个清贵的官员——京官中，四品而掌印的，只有这么一个。作祭酒的，生活实在颇为清闲，每月只逢六逢一上班，去了之后，当差的在门口喝一声短道，沏上一碗盖碗茶，他到彝伦堂上坐了一阵，给学生出出题目，看看卷子；初一、十五带着学生上大成殿磕头，此外简直没有什么事情。清朝时他们还有两桩特殊任务：一是每年十月初一，率领属官到午门去领来年的黄历；一是遇到日蚀、月蚀，穿了素服到礼部和太常寺去“救护”，但领黄历一年只一次，日蚀、月蚀、，更是难得碰到的事。戴璐《藤阴杂记》说此官“清简恬静”，这几个字是下得很恰当的。
但是，一般做官的似乎都对这个差事不大发生兴趣。朝廷似乎也知道这种心理，所以，除了特殊例外，祭酒不上三年就会迁调。这是为什么？因为这个差事没有油水。
查清朝的旧例，祭酒每月的俸银是一百零五两，一年一千二百六十两；外加办公费每月三两，一年三十六两，加在一起，实在不算多。国子监一没人打官司告状，二没有盐税河工可以承揽，没有什么外快。但是毕竟能够养住上上下下的堂官皂役的，赖有相当稳定的银子，这就是每年捐监的手续费。
据朋友老董说，纳监的监生除了要向吏部交一笔钱，领取一张“护照”外，还需向国子监交钱领“监照”——就是大学毕业证书。照例一张监照，交银一两七钱。国子监旧例，积银二百八十两，算一个“字”，按《千字文》数，有一个字算一个字，平均每年约收入五百字上下。我算了算，每年国子监收入的监照银约有十四万两，即每年有八十二三万不经过入学和考试只花钱向国家买证书而取得大学毕业资格——监生的人。原来这是一种比乌鸦还要多的东西！这十四万两银子照国家的规定是不上缴的，由国子监官吏皂役按份摊分，祭酒每一字分十两，那么一年约可收入五千银子，比他的正薪要多得多。其余司业以下各有差。据老董说，连他一个“字”也分五钱八分，一年也从这一项上收入二百八九十两银子！
老董说，国子监还有许多定例。比如，像他，是典籍厅的刷印匠，管给学生“做卷”——印制作文用的红格本子，这事包给了他，每月例领十三两银子。他父亲在时还会这宗手艺，到他时则根本没有学过，只是到大栅栏口买一刀毛边纸，拿到琉璃厂找铺子去印，成本共花三两，剩下十两，是他的。所以，老董说，那年头，手里的钱花不清——烩鸭条才一吊四百钱一卖！至于那几位“堂皂”，就更不得了了！单是每科给应考的举子包“枪手”（这事值得专写一文），就是一笔大财。那时候，当差的都兴喝黄酒，街头巷尾都是黄酒馆，跟茶馆似的，就是专为当差的预备着的。所以，像国子监的差事也都是世袭。这是一宗产业，可以卖，也可以顶出去！
老董的记性极好，我的复述倘无错误，这实在是一宗未见载录的珍贵史料。我所以不惮其烦地缕写出来，用意是在告诉比我更年轻的人，封建时代的经济、财政、人事制度，是一个多么古怪的东西！
国子监，现在已经作为首都图书馆的馆址了。首都图书馆的老底子是头发胡同的北京市图书馆，即原先的通俗图书馆——由于鲁迅先生的倡议而成立，鲁迅先生曾经襄赞其事，并捐赠过书籍的图书馆；前曾移到天坛，因为天坛地点逼仄，又挪到这里了。首都图书馆藏书除原头发胡同的和建国后新买的以外，主要为原来孔德学校和法文图书馆的藏书。就中最具特色，在国内搜藏较富的，是鼓词俗曲。
选自《蒲桥集》，1989年，作家出版社
佳茗似佳人
作者：何为
何为（1922—），浙江定海人，散文家，剧作家。有散文集《青戈江》、《织锦集》、《临窗集》、《何为散文集》、《北海道之旅》等。
中国的茶文化是一门高雅的学问，品茗乃韵事也。小时候爱喝家乡自制的桂花茶，只觉得甘芳好喝，不知品茶为何事。及长，烟与茶俱来，饮茶也只是因为烟吸多了解渴而已。茶香似不及烟香诱人，尽管有烟瘾者是少不了要饮茶的。吸烟40余年，现已戒绝五载，总觉若有所失，生活中减少了一大乐趣，这时候茶叶就显得分外重要，渐渐体会到苏东坡诗句“从来佳茗似佳人”的譬喻之妙。
中国的茶叶品种繁多，各取所需，不遑细述。30年前初到福州时参观茶厂，进入门帘严严的窨制茉莉花茶的工场，骤觉浓烈的花香袭人，几乎令人晕眩。福州花茶名扬海内外，确有齿颊留香的独特风味。不过饮茶总以茶叶自身为上，一切形形色色花香制的茶叶，除茉莉花香以外，余如玉兰花茶、玫瑰花茶、珠兰花茶、柚子花茶和玳玳花茶等等，虽然各有自己的香味和风韵，而茶叶的原味大为减色。《群芳谱》记载：“上好细茶，忌用花香，反夺其味，是香片在茶中，实非上品也。然京、津、闽人皆嗜饮之。”至于摩洛哥等国家用中国绿茶加重糖和新鲜薄荷叶子煮而饮之，简直有点不可思议了。
我喜饮头春新绿，这是在清明前采撷焙制的绿茶。狮峰龙井或洞庭山碧螺春新茶当然是佳茗，然其上品殊为难得。50年代在老作家靳以的家里啜饮龙井新茶，沏茶饷客时，主人说这是方令孺特地托人从杭州捎来的。只见茶盅的边缘上浮绕着翠碧的氤氲，清亮鲜绿的龙井叶片透出一种近乎乳香的茶韵。我慢慢啜饮，冲泡第二次茶叶更加香醇飘逸。那杯堪称极品的龙井茶至今难忘。遗憾的是龙井茶泡饮三次后便淡而无味了。碧螺春比龙井耐泡，新茶上市时，饮碧螺春也是不可多得的享受。这两种茶叶倘若是极品，历来售价奇昂，且不易得之，即或有那么一斤半斤，多半是用来馈赠亲友的。
入闽后，每年春茶登场，我倒是常有机会以较为廉宜的价格，从产地直接向茶农购得上好绿茶。绿茶不易保存，贮藏如不得法，时间稍久便失去色香味。因此新茶一到，最好不失时机地尝新。试想春天的早晨，一杯滚水被细芽嫩叶染绿了，玻璃杯里条索整齐的春茶载沉载浮，茶色碧绿澄清，茶味醇和鲜灵，茶香清幽悠远，入口后顿感恬静闲适，可谓是一种极高的文化享受。面对绿莹莹的满杯绿色，你感到名副其实是在饮春水。
每一个饮春茶的早晨仿佛是入禅的时刻。
我总认为，福建的工夫茶才是真正的茶道，陆羽的《茶经》便对工夫茶有详尽的记述。烹治工夫茶，茶具以宜兴产者为佳，通常一茶盘有一壶四杯，壶盘器皿皆极精巧，“杯小而盘如满月”，“且有壶小如拳，杯小如胡桃者”。到闽南一带作客，主人辄以工夫茶奉客。先将乌龙茶塞满茶壶，注入沸水后，加盖，再取沸水徐徐遍淋壶外。此时茶香四溢，乃端壶缓缓斟茶，挨次数匝注于杯内，必使每杯茶汤浓淡相宜。饮茶时先赏玩茶具，次闻茶香，然后细口饮之。这一番过程便足以陶冶性情，更不用说那小盅里精灵似的浓酽茶汤了。尝见一业余作者到省城修改剧本，随身携带小酒精炉和小水壶自烧开水，案头茶具齐备，改稿时照烹工夫茶不误，乍见为之惊叹。据说闽南有喝工夫茶致穷者，也有饮茶醉倒者，可见爱茶之深。不过在我这样的外省俗人看来，一般人家的工夫茶其浓无比，色如酱油，所用茶叶大抵是普通乌龙或色种之类，抿着嘴啜饮数口也就够了。
日本茶道无疑从古代中国工夫茶传过去的。他们有一套繁文缛节的茶道仪式，十分讲究排场，近乎神圣了。在日本家庭作客时，奉侍茶道就随便得多，也简单得多。不论繁简，茶道用绿茶磨研成粉后冲泡的浓茶总是苦涩的。不过若细加品尝，确乎也有几分余甘足供回味。
旅闽岁月久长，尤其是这几年戒了香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