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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说。
高长虹的书一般说都非常稀见，唐彛⒘殖较壬逊镁墒槎嗄辏仓皇�
藏了几本。我所得的也很可怜，仅有《心的探险》、《走到出版界》、《曙》
三种而已。有幸的是我买到他编的小型刊物《弦上》（见图13），至今已成
为海内孤本。实际上到1946 年为止，高长虹共出版了专著十七种，《高长虹
文集》中已全部收入。特别是1946 年在张家口出版的《延安集》，还是在该
书最后付型时才偶然发现的。第三卷为集外文，是一般读者更难寻觅的零散
文章，使人们第一次得见他在抗战后于武汉、重庆、延安写的作品，编者的
努力令人敬佩。长时期来，高长虹是个近于神秘的人物，甚至有人称他为“怪
人”，好像他生来自狂，无缘无故地反对一切。现在翻翻他的著述，其面影
清晰多了，一个活生生的高长虹正朝我们走来。
当然，在高长虹的传记中也还有一些空白，如三十年代初，高长虹先后
到了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瑞士和意大利，在国外生活了七年，直到七
七事变，他才奔回祖国参加抗日战争。那么他在国外是怎么生活的，做了些
什么，写了什么样的作品，我们一无所闻。程思远先生说，1936 年他在法国
与高有接触，一起加入了爱国华侨组织的一个抗日联合会。在延安，他的热
情一度很高，写了一些作品，一部分发表了，一部分却因不合时宜未能公开。
在“抢救运动”中，又由于康生诬高为“青年党”而接受审查，这对他当然
是一个打击。据《高长虹文集》附录的年表介绍，毛泽东曾经找他谈过话，
结果是不欢而散，包括他何以不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等等，这些详情都还有
待进一步弄清楚。
最令人遗憾的是高长虹的不知所终。抗战胜利后，高长虹也离开延安到
了新区张家口，这一段经历也少人提及。高长虹最后到了东北。在整个解放
战争期间，他似乎没有参加机关工作，而是像客人似地长期住招待所，埋头
编写什么中国文化辞典。1954 年诗人侯唯动在东北旅舍偶遇高长虹，见他披
着长发，孤单单地坐在一个角落里用饭。人们当他是“神经病”。1956 年又
有人在沈阳的作家协会食堂碰见过他，还是被当作“神经病”。此后，再也
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了。出走了吗，还是死了？死于何年何月，葬于何处？
高长虹生于1898 年，如果今天他还活着，应是九十多岁。
《长虹周刊》
1927 年初，诗人朱湘在北京清华大学办了一个文艺杂志《新文》，全部
文章由他一个人包办。我曾经认为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这话说
得太绝对了，因为1928 年10 月高长虹在上海创办的《长虹周刊》（见图14），
也是唱的独脚戏。他公开声称这是“个人的刊物”，借以推行他的狂飙运动。
朱湘的《新文》只支撑了两期，高长虹的刊物却维持了二十多期，直到1929
年底为止，稍后他便出国了。现在，我们很难再找到一份全套的《长虹周刊》，
《高长虹文集》只编到《长虹周刊》第二十期为止的文章，编者以为该刊只
出版到二十期。事实上我却藏有《长虹周刊》第二十一、二十二两期，后者
是1929 年8 月24 日出版的。是否就出到二十二期，也很难说，因为他出国
的日期至今亦还模糊不清。高长虹说，他走到哪里，哪里便有狂飙运动。1929
年6 月他从上海一度北返，果然刊物随他而来，后两期便在北京编印出版。
这种实干精神实在令人神往。
《长虹周刊》印制得十分讲究，十六开本，白道林纸内文，每期还有一
两页带颜色的铜版纸插图。创刊号的封面是高长虹的全身像。当时便有读者
来信说定价太贵，每期只能印几百册。因为高长虹曾经在刊物上发起“突破
千卷预定运动”，一千册是他的奋斗目标。高长虹把出书所得的稿费，全部
用来印制这个刊物了，从刊物的印数也能想象他的狂飙运动影响有多大。
刊物上曾经发表过四幅列宁像，还把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照片登在
封面上，这在当时也要一点勇气。但，令人不解的是，在1928 年10 月出版
的《长虹周刊》第三期上，他还发表过墨索里尼的四幅照片，封面上又有墨
与雄狮的合影。这当然引起读者的反感，有人指出他这样做是无聊，他公开
回答，他并不赞成墨索里尼的思想和人格，只是考虑到中国人是不太干的，
而墨索里尼是行动的。意思是他并非宣传法西斯主义。同时他又解释，这正
如他发表列宁的照片，并不赞成“赤化”一样。从这里当然可以看到高的思
想混乱，以及刊物的某些倾向。他可能赞成行为主义哲学，破釜沉舟地办《长
虹周刊》，也是他实践行为主义的一种体现。他认为人类正处于苦难之中，
因此他高喊“我援救你们”、“我来为世界辟一条生路”，这是典型的个人
英雄主义。他自认为“是一个寻访奇迹的人”，因此只要他认为是正确的事，
他就要行动，而且独来独往，百无禁忌。
在上海，他还发起狂飙戏剧运动，不仅写剧本，还做行政组织工作，干
得十分起劲，的确表现出他多方面的才能。他的剧本不论多幕剧还是短剧，
都有特色，值得研究者注意。在理论上，他自视甚高，充满了理想和狂热，
受了无政府主义观点的影响，他反对婚姻制度，主张乱交。在谈及假如找妻
子的话，他说如果自己是能写出《战争与和平》的，那么女方也一定能写出
《安娜·卡列尼娜》来才行。所以他在恋爱方面，也只能是破灭的。但，《长
虹周刊》基本上是文艺刊物，找不到高长虹宣传无政府主义的系统理论和纲
领，主要还是他的文学创作。这时期除了狂飙社成员向培良、高沐鸿、高歌
的支持，还吸引了鲁彦、柯仲平、塞克等人来参加。可以肯定地说，高长虹
在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同时，他从来也没有放弃过反帝反封建的要求。他的文
学创作为他做出了最有力的回答。
我们不应苛求五四以后的青年知识分子都能够很快地找到真理，这是不
现实的。有的人由于各种原因，总要经过一定的曲折和漫长的路程。我们不
必瞧不起这些人。当然，也有人一生也没有找到光明，反而落入深渊，如狂
飙社的向培良，后来竟去歌颂反共戡乱。高长虹也是一种典型，他追求进步，
很多文学见解也是正确或比较正确的，但有时又很幼稚、激烈和偏激。他经
历过磨难，最后选择了延安，这是个令人鼓舞的归宿。这时候他已经认识到，
只有十月革命才是真正的狂飙运动。我们从他的《延安集》里，可以看到他
的这种变化。
然而，他在延安又遇到新的矛盾，一时也抛弃不掉旧时的因袭，他似乎
很痛苦，也愈加孤寂。他的理想碰了壁，这有他主观的原因，是自身弱点的
暴露，同时也有客观的原因，他无法排解这苦闷，背了沉重的包袱。我们应
该理解他的心情，实事求是地给以分析、评论。
《三湖游记》
《三湖游记》（见图15），散文集。 1931 年9 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作者曾仲鸣、孙伏园、孙福熙。1929 年夏，作者们同在法国，决定以法国的
三大名湖，每人各择一湖写成三篇游记。孙伏园写丽芒湖，孙福熙写安纳西
湖，曾仲鸣写蒲尔志湖，因名《三湖游记》。
孙伏园喜欢写游记，在这以前他已经出版过一本《伏园游记》，由他的
弟弟孙福熙作封面画。内容都是国内的旅行记。在《三湖游记》中，第一篇
便是他写的《丽芒湖》。全书二百余页，这篇游记竟占去百余页，可以单独
成为一本小书了。作者采取日记体，且都加上了小标题，娓娓道来，使人如
临其境。丽芒湖地处法国和瑞士的边界，作者的不少笔墨又写了瑞士风光和
人情风俗。这半属法国半属瑞士的丽芒湖（有的译作莱芒湖），同另外两个
名湖一样，都为文人所描绘过，如写《忏悔录》的卢梭，就曾经在丽芒湖畔
居住过，多次写到湖上风光。这就同杭州的西湖一样，不仅有历代作家来描
述，而且留下很多美丽的传说和故事。孙伏园写丽芒湖时，他时时想到了西
湖，并加以对比，这种乡情的流露是很动人的。
作者游湖时是三人同行的，一个是老弟孙福熙，一个是傅怒安（傅雷）。
当时傅雷正在巴黎大学文科读书，这年暑假他在湖畔住了三个月，并在那里
译了《圣扬乔而夫的传说》。这是他发表的处女译作。三人中傅雷最年轻，
在孙伏园的笔下，他是一个很活跃而有趣的人，作者称他为“勇敢的少年”。
有一次他们走在路上，看见一个全身黑服的妇人，背着一个白包袱走在前面，
傅雷却说是“教士看报”，以为如此关心政治的教士较少见。孙氏弟兄便嘲
笑他这个近视眼是：“将包作报，认女为男，不辨腹背，妙哉怒安。”读《三
湖游记》，竟看到傅雷当年的行踪和维妙维肖的神态，这也是一件意外的享
受。
孙福熙擅于散文，出版过《山野掇拾》、《归航》、《北京乎》等散文
集。这篇《安纳西湖》，果然显示出他笔墨的熟练和活泼。作者深知自然风
光没有更多好写的，而且写好也不易，尤其安纳西湖不如另两个湖的事迹多，
因此他在这篇也不算太短的游记中，只把风光作为环境的陪衬，写了几个中
国留学生的喜恶和种种议论。所谈既涉及异域风光，也谈到人生、社会、文
学和婚姻，一路行来，颇不寂寞。但，我也有另外一种感觉，他的文风不如
其兄孙伏园来得朴实。
曾仲鸣的《蒲尔志湖》，更是别一种写法。他几乎不写目见的大湖，而
是介绍这个被称为“诗人之湖”的人文史料，讲述了上个世纪发生在湖畔的
一件哀婉的、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