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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分析于伶的几个特点是：“第一：贫弱的身体。第二：诗情的心灵。第三：
锐敏的感受。第四：乐观的信仰。这末一点或许是于伶先生，在最恶劣的心
情和最困难的环境之下，能以不断地创作的坚强的支柱。”应该说这第四条
说得既含蓄又明朗，正是一位党外作家对于革命作家的尊重，其态度的真诚
和表现出的勇气，在当时的处境下是很难得的。
李先生特别提到于伶和夏衍同是熟悉上海生活的剧作家，他们的作品对
上海的观众最为亲切。夏衍、于伶两位党员作家，长期生活在上海并在那里
从事革命工作，很自然地对上海人民有一种深厚的感情。李先生明确地指出，
于伶的作品是诗和俗的化合，夏衍的作品更显理智、深刻。他以为最能反映
上海生活的剧本，在抗战前以夏衍的《上海屋檐下》为代表，战时则是于伶
的《夜上海》。这样的结论是贴切而又公允的，说得明明白白，又恰如其分。
全国解放以后，李先生很少再用刘西渭的笔名了，然而不论是他的剧评
还是外国文学研究评论文章，仍然保持着他的个性，很少人云亦云。至少他
是厌弃雷同和平庸的。
于伶的《女子公寓》
于伶编剧的《女子公寓》（见图59）， 1937 年春原拟由夏衍执笔写成
一部“女性群像”的话剧，当时已经公开预告，后因他事未能实现。直到卢
沟桥事变以后，上海已沦为孤岛，夏衍等人为了坚持和推动上海的进步戏剧
活动，决定由于伶执笔，以便尽快推出新戏《女子公寓》。于伶在《女子公
寓》的《改版后记》中说——
到全剧还没有写完时，连唯一可以请教与相商的夏衍也只看完了第一幕的油印，留下
些宝贵的修改的意见走了。记得那是下过了上海的冬天难得有的大点子雨后的晚前，他留
恋地和我走着几乎是霞飞路西向的大半路程，关切地卓见地抒发他对于第三、四幕应该如
何发展与结束的意见。记得是谈着走着，折向福煦路，他说这原来叫长浜路。谈着满天烽
火中的畅想；讲着我留在孤岛上会可能面对的困难与风险，给了许多我难忘的安慰与鼓励
的话，才依依脉脉地分了手。次日清晨，他悄悄地走了，在海洋里度过了他那可纪念的1938
年之元旦。
这是友情的抒写，主要写了两个革命者的严肃工作。就在夏衍离开上海
的十多天以后，《女子公寓》正式上演了，打响了战后上海话剧运动的第一
炮。
在日本占领的特殊环境下，上海市民从舞台上看到了抗战的光明和希
望。剧中的人物并不陌生，他们就生活在观众中间，有的在庄严地工作，有
的仍然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于伶熟悉上海，深知市民的哀乐，这个戏几经
公演，每一次都征服了观众。当人们看到那个年轻的姑娘准备到“老远老远
的很苦的地方”去，并且听到剧中人讲“那是我们青年人应该去的地方”的
时候，观众都特别兴奋。当然，也有人还嫌不够劲儿，认为“有些地方胆子
太小，语焉不详，殊不痛快”。于伶说：“我们能语焉详，痛且快的时候，
当在不远了吧！”上引这些话是在《女子公寓》演出周年之际，于伶写信给
夏衍时说的。令人意外的是，1943 年元旦，于伶从上海来到重庆见到周恩来，
发现周恩来非常熟悉于伶在上海写的几个戏，并讲了优缺点，还对于伶说：
“你在《女子公寓》里写到一位进步女性要离开上海，到一个‘老远老远，
很苦很冷的地方’去，大约就是指陕北了。那样写法很好。”（袁鹰《铁窗
梦断感殊恩》）于伶当即解释，在上海的环境下只能如此含糊地写，周恩来
同志连忙说：“我知道，我知道。其实观众一听就明白。”于伶又说，每次
演到此处，观众就鼓掌。周恩来深情地说：“观众是可爱的。”这样推心置
腹的谈话和互相理解，对于一个普通的作家来说，是最令人感到温暖的。
1941 年7 月，夏衍在香港写了《于伶小论》，其中一段也无异对某些不
能实事求是地看待沦陷区作家和作品的人，给以正确的引导，他说：“把一
个具有知识的洁癖和善良人的息事宁人之心情的作者，抛掷在沦陷了的上海
这泥泞的战场上作战，这是一件残酷的，可是在他创作生活上有着重大意义
的事情。一方面上海折磨了他，上海也孳乳了他。他学会了战斗，接触了‘浅
俗’。他懂得了千万上海市民的心，他真实地从浅俗的材料中去提炼惊心动
魄的气韵，使他完成了一种‘诗与俗的化合’的风格。使他写下了令人不能
忘记的迂回曲折地传达了上海五百万市民决不屈服于侵略者的意志的作
品。”如何看待写市民阶层的作品，如何评价沦陷时期的文学，这似乎是至
今尚未完全弄通的问题。
我所收藏的《女子公寓》是初版本，1938 年8 月上海剧艺社出版，正是
《女子公寓》第二次公演的前后。1939 年6 月，上海现代戏剧出版社又改版
重印，于伶为它新写了题记。
《小剧场》
上海“孤岛”时期（1937 年11 月12 日—1941 年12 月8 日）的话剧运
动特殊地活跃，令人难忘，主要反映了沦陷区人民反抗侵略的要求。“孤岛”
时期进步文艺和文化出版事业的存在，其可贵之处亦在于此。简单地说，一
切满足了广大人民愿望的文艺作品，总会得到人民的欢迎和许可。现在这段
历史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在研究“孤岛”时期文学时，不应该忽略当时的
社会环境，应该非常珍惜当时的成绩。
基于这种认识，对于上海“孤岛”时期的出版物，我平时也是注意搜集
的。可惜成绩无多，目前在书肆上难以得到一两本旧物了，因此对手边留有
的几本残丛更加自珍。前几年上海文学研究所和上海图书馆合编了一本《上
海“孤岛”文学报刊编目》出版，实在是有利于社会，功德无量。偶然，发
现个别的条目稍有缺漏，如1940 年10 月上海出版的《小剧场》半月丛刊，
书中说出了五期，实际在1941 年3 月30 日还出版了第六期。（见图60）此
外，《编目》中没有标明丛刊每期都另有一个篇名，这正是当时出版“丛刊”
的特色，似不应略去。六期依次为《囤户》（独幕剧，叶尼）、《一个孩子
的诞生》（独幕剧，许幸之）、《闲谈节奏》（评论，蒋旂，即唐纳）、《圣
诞节前夜》（独幕剧，蒋旂）、《〈心防〉的写作与上演》（评论，欧阳予
倩）、《愁城记》（剧本，夏衍）。
《小剧场》小三十二开本，薄薄的三十二页，印制得很精致，艺术意味
很浓，是一个综合性的小型话剧杂志。我很赞赏它每期几乎都有一个专题座
谈会，如第一期论历史剧，第二期论怎样突破演技的停滞，第三期议论业余
剧团的组织问题，第四期是探讨话剧的方言剧问题，等等。当然，刊物是以
评论为主的，但每期又发表一个短剧，并以此作为丛刊的名字。夏衍的《愁
城记》只是选发了它的第四幕。参加议论的作者有影剧界的许幸之、姚克、
唐纳、石挥、吴仞之、李之华等，也有作家李健吾、赵景深等人。对于“孤
岛”时期何以历史剧流行，唐纳说得极好，他认为观众“热烈地去看史剧，
往往是为了它的强烈的政治作用”。考察当时创作的历史剧，大都具有现实
感。创作人员考虑的是观众的现实需要。特定的环境造成了只能借历史来发
言。欧阳予倩对夏衍剧作《心防》的分析，更是十分中肯，如说：“夏衍先
生写戏，惯用暗劲，乍看上去平而且淡，不过是些日常生活，无论谁都懂得，
理会得，并没有什么涂脂抹粉的装点，也没有矜奇暗异的描写；但是力量便
从平淡中表现出来。”欧阳先生以“老上海”自居，认为《心防》乃实有其
事，实有其人，看了戏他感慨独深。这样的评论文章理应列入《夏衍研究资
料》集中，可惜该书漏收了。
每期刊物的补白部分利用得也好，我非常欣赏编者以“作家书简”来填
实，其中就有夏衍、陈白尘、瞿白音等人的书信。也许当时编者难以预想，
相隔近半个世纪后，这些补白文字已成为研究作家的第一手资料。这个刊物
以海风出版社编辑的名义出现，可能由后来以导演闻名的毛羽负责编辑。据
当时领导“孤岛”戏剧运动的于伶同志告知，编者毛羽一名“于由”，在《小
剧场》上发表了不少言论。同时毛羽当时正在上海剧艺社负责宣传工作，并
编写说明书及广告等。
当然，这还有待证实。当时于伶同志也很关心这个刊物，比如第二期隐
去收信人姓名的夏衍书简就是于伶提供的。夏衍给于伶的这封信无写作年
月，当在桂林时寄出。信中还谈到：“有一事奉托，巴金兄是否在沪？如在，
请为一询，弟有散记集子约五六万字（《长途》），拟在文化出版，别无条
件，只要能先支一部分版税供家用（能卖稿当然更好），此事在港时曾与他
谈过。”信中“文化”即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夏衍的家属当时都留
居上海，生活费用困难，然而夏衍同巴金的这次合作未能实现。《长途》一
书是在1942 年由桂林集美书店出版的。
《清明集》及其他
上海“孤岛”时期出版的抗战杂文《边鼓集》和《横眉集》，自然代表
了“鲁迅风”精神，主要作者是巴人、柯灵、唐彛热恕Ｕ馐巧虾！肮碌骸�
时期文学的骄傲。其中也包括了周黎庵等人的杂文。
周黎庵是林语堂创办的《论语》的老作者，抗战前参加编辑过追随《论
语》的小品文刊物《谈风》，七七事变后停刊。抗战初期他写了不少杂文，
基调是好的。珍珠港事变以后，上海“孤岛”时期结束，他参加了朱朴创办
的《古今》杂志，担任了主编。《古今》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