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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上的皇帝还是徐寿辉而已。朱元璋当时并不十分清楚“天完”政权内部发生的事情，更很难预料后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当时只是觉得，“天完”政权的内哄，更有利于他向浙东一带发展。于是，朱元璋就把倪文俊之死一类的事情搁在一边，全心全意地着手准备向浙东进军了。
这里讲的“浙东”，指的是元朝浙东道宣慰司属下的温州、庆元、台州、婺州（今浙江金华）、处州（今浙江丽水）、衢州和绍兴七个地方。当时，这七个地方中，绍兴在张士诚的手里，而温州、庆元和台州却是在方国珍的手里。朱元璋决定，暂不向张士诚和方国珍开战，集中力量先把婺州、处州和衢州拿到手。绍兴在浙江的北面，温州、庆元和台州是在浙江的东南拐角，而婺州、处州和衢州则呈三角形状态居于浙江的中心地带。也就是说，占了婺州、处州和衢州，就等于占了浙江的大半个世界了。朱元璋决定暂不向张士诚占据的绍兴发动进攻，原因很容易理解。他只是想把认为该抢到的地盘率先抢到手，然后再与张士诚摊牌。如果攻打绍兴，激怒了张士诚，那肯定会有麻烦，至少，他不能一心一意地在浙江发展了。然而，他为什么又决定暂不向那个方国珍开战呢？
方国珍是在浙江东南沿海造反起家的，他造反的目的，是想捞个大官做做，所以，等他的势力渐成气候之后，他就开始向元廷要官。由于方国珍的势力控制了东南沿海一带，影响了浙江福建的粮食从海上运往大都，元廷无奈，只得封了他一个“庆元定海尉”的官。方国珍觉得这官职太小，不满意，便继续招兵买马，攻打附近的城池。元廷派人向他招降，他把元廷派来的人杀死，气焰十分嚣张。后来，浙江元军集中力量向他围攻，他感到害怕了，便表示愿意归顺元廷。元廷授予他“徽州路治中”这一官职，并同时要求他遣散军队、交出所有战船。而方国珍赖于要胁元廷的最大资本，就是他的水军。故而，方国珍拒绝接受元廷的封官，更加进一步地向元廷发难。大约是朱元璋集中精力在江苏发展的那个时候，方国珍出动兵马，一鼓作气地攻下了台州、温州和庆元等地。那时，元朝大军正被刘福通的红巾军搅得精疲力尽，无可奈何之下，元廷便封方国珍为“海道运粮漕运万户”兼“防御海道运粮万户”。通俗地讲，元廷把东南沿海一带漕运大权和治军大权都交给了方国珍。方国珍感到满足了，连忙宣誓效忠元廷。不久，元廷又升方国珍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差不多把江浙一带的行政大权也交到了方国珍的手里。方国珍更加得意，便按照元廷的指示，北上和张士诚开战。他利用强大的水军，屡次打败张士诚在江苏沿海一带的军队。这就是张士诚在朱元璋攻占镇江攻打常州时不敢全力与朱元璋开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只是朱元璋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这同时也是张士诚在常州失落之后马上就归顺元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张士诚归顺了元廷，方国珍当然就不好与张士诚继续开战了。
按理说，方国珍同张士诚一样地归顺了元廷，朱元璋更应该抢占方国珍的地盘才是。当时朱元璋连张士诚都不放在眼里了，就更不会把方国珍放在眼里。不过问题是，方国珍的势力范围距应天城太远，几乎对应天城不构成任何威胁，所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朱元璋都决定暂不向张士诚开战了，就没有什么理由再向方国珍开战。还有，方国珍和张士诚虽然并不是亲如一家，但毕竟都在名义上归降了元廷，如果朱元璋大举抢占方国珍的地盘，那就很容易促使张士诚和方国珍联合起来。这种联合，朱元璋当然不愿看到。让方国珍和张士诚各占一方，显然符合朱元璋的意愿。把夹在方国珍和张士诚之间的地盘抢到手，方国珍和张士诚好像都不会有太大的意见。朱元璋没有抢占方国珍地盘的更主要原因是，朱元璋刚刚掠取了皖南地盘，还没有向浙东进军呢，那方国珍就派了一个亲信手下找到朱元璋，表示愿意与朱元璋结为盟友来共同对付张士诚。为显示诚意，方国珍不仅送给朱元璋大量的金银和布匹，还把自己的儿子也送到朱元璋的身边做人质。朱元璋这才明白方国珍和张士诚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有这么一个方国珍在南边牵制着张士诚，朱元璋又何必要向方国珍开战呢？于是朱元璋就把方国珍的儿子放了回去，以示友好。方国珍又表示愿意把温州、台州和庆元三地让给朱元璋。朱元璋回复方国珍道：“我们既然是朋友，我就不会要你的一寸地盘。”一时间，朱元璋和方国珍眉来眼去，打得十分火热。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朱元璋也好，方国珍也罢，都只不过是在为自己的利益打算罢了。一旦双方的利益发生了冲突，彼此就只能打得死去活来了。要是在一年前，朱元璋恐怕还不敢轻易地率兵进军浙江。但现在不一样了，朱元璋占领皖南都一年多时间了。他按照朱升提出的那个“九字”方针办，实力得到了大大的加强。过去，他要想集中五万兵马就很是不易，而现在，他在很短的时间内集中个十万八万兵马，也是非常从从容容的了。
于是，在龙凤四年的秋天，朱元璋派他的义子李文忠——李文忠就是保儿，本是朱元璋姐夫李贞的儿子，也就是朱元璋的亲外甥。前文中曾提到过，保儿是在滁州投奔朱元璋的，朱元璋把他收为义子，并改姓名叫朱文忠，后来又将姓改了回去，唤作李文忠。当时任朱元璋的亲军左副都指挥——率一支数万人的军队首先挺进浙江。朱元璋给李文忠的任务是，一步步地靠近婺州，如果有可能，就率先把婺州拿下。李文忠率数万大军从皖南进入浙江境内后，进展十分顺利而迅速。他先是攻占了新安江水库西岸的淳安城，然后绕过新安江水库，又拿下了水库东岸的建德。建德是浙江西部的一个重镇。李文忠奉朱元璋之命，将建德改作严州府。婺州元军曾几次发兵攻打李文忠，想把严州府夺回来，但都被李文忠击退。李文忠在严州府经过短暂的休整后，继续向东攻掠。几天工夫，他越过新安江，攻克了婺州以北１００多里的浦江小城，又过了几天，他拿下了婺州以北仅３０多里地的兰溪城，直接对婺州构成威胁。当时守婺州的元军大将叫石抹厚孙。石抹厚孙和母亲及妹妹住在一起。石抹厚孙的妹妹，当时大约二八年纪，尚未出嫁。石抹厚孙的哥哥石抹宜孙，是元军驻守处州的统兵元帅。听说红巾军占领了兰溪，石抹宜孙就赶紧派人赴婺州，问石抹厚孙要不要增援。石抹厚孙回复石抹宜孙道：“这股红匪，谅也破不了婺州城。”石抹厚孙不是在吹大话。他当时手中还有二万多兵马，这还不包括城中上万名的地主武装，加上婺州城高墙厚，石抹厚孙对守住婺州还是很有信心的。
果然，李文忠带兵从兰溪南下，一连对婺州猛攻了十几天，但除了伤亡万余人之外，毫无结果。
朱元璋得知李文忠攻婺州受挫的消息后，勃然大怒道：“这狗日的石抹厚孙，竟然把我的义子给打退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当时徐达和常遇春也在应天，得知此事后，便向朱元璋请求带兵去驰援李文忠。而李善长、朱升等人则建议朱元璋“亲征”，理由是，婺州城一带文化名人很多，朱元璋去了，有更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朱元璋最后决定，徐达留守应天，他和常遇春、李善长等人远征婺州。朱升本也想去，但朱元璋考虑到他年岁较大、行动不便，就没有同意。朱元璋之所以没有带徐达同往，是因为当时其他地方也有零星的战事发生，朱元璋需要徐达坐镇应天统一调度。于是，这一年（龙凤四年）的十二月初，朱元璋带着常遇春、李善长等人开始远征婺州。这一次远征与过去朱元璋远征皖南不同。远征皖南的时候，朱元璋好不容易地才拼凑了五六万人马，而现在，朱元璋向婺州开去的时候，身边是整整十万大军。
红巾军见朱元璋亲自挂帅，一个个情绪高昂，不几日就赶到了婺州。元军一看朱元璋亲自出动，加之婺州战略重地事关重大，于是派衢州守将宋伯颜不花和处州守将石抹宜孙同时支援婺州。可是朱元璋的大军岂是他们所能挡住的。两军才一交战，元军的两路援军就知晓了朱元璋和他的部队的厉害，最后两人损失惨重，只好逃回各自驻地，龟缩不出，只求自保了。
那婺州守将石抹厚孙一看如此情况，自知难逃劫数，只好开城投降，向朱元璋举起白旗了。朱元璋受降后，命石抹厚孙和其母自杀，其妹因年轻貌美，自然成了他的又一个小老婆。
朱元璋占领了婺州之后，叫李善长等人把他的“约法四章”写在纸上贴满婺州全城。朱元璋对李善长道：“我们刚刚来浙江发展，军中又有很多新兵，所以军纪一定要严。军纪涣散了，以后的事情就不好办了。”李善长深以为然。
朱元璋不仅贴出了“约法四章”，还命令义子李文忠组建了一支“执法队”，不分昼夜地在婺州城内巡逻检查。朱元璋对李文忠道：“只要抓住了违犯约法四章的人，不管是谁，一律就地正法！”同时，朱元璋了解到官兵中喝酒的人太多，他怕官兵喝酒误事，便又下达了“禁酒令”。
朱元璋麾下的一员战将姓黄，手下指挥着上万名红巾军。“禁酒令”颁布之后，他是这么认为的：这“禁酒令”只对下级官兵有效，像他这样的高级将领，如果只在家里喝点酒，那什么事也不会有的。所以，有一天晚上，当他的在他手下做一个小头目的弟弟走进他住处的时候，他便拿出一壶酒来自斟自饮。自斟自饮的原因是，他叫他弟弟同饮，可他弟弟不仅不同饮，而且还劝他不要饮，说是如果让朱大人知道了不得了。
如果仅仅是黄将军和他弟弟两个人知道这件事情，那也就没有什么大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