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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她是“女人家头发长，见识短”，我的不幸也就从这两句话产生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已经尝够了苦头，害怕政治的折磨，她对政治不再感兴趣，已伤透了心。我“登天”之后，自以为站得高，看得远，也敢于和她抗命。就像拔河比赛一样，我们相持着，各执一方。
终于，“哗啦”一下子，我站的一方败了，全国人民沸腾欢呼起来。她却在胜利中痛苦地沉默着。而我，被政治斗争的突变惊呆了，吓昏了，迷茫了，我被隔离审查，被免去一切职务，再次由“天上”掉到地下黑暗的小屋里，与世间一切美好愉快的东西、轻松享受的东西割裂开来。除了一支笔供我用来写交待和检查外，还能做的就是早盼太阳、夜数星星。我多么渴望见到家里的人。儿子小飙学习好吗？这是个在胎里就受“文化大革命”折磨的孩子。女儿斓斓非常可爱，她长着一双大大的黑眼睛，睫毛长长的，还往上翘着，看人时眼睛一眨一眨的。她刚会叫我爸爸，还不到一周岁我就被迫离开了她。我的老母亲经得起打击吗？父亲和她相伴近四十年，年初却撒手而去，母亲缠过小脚本来走路就蹒跚，年岁已七十，行动更不方便。妹妹一家又远在新疆，谁来照顾这个孤老太太啊？！家里没有厕所，一次她摔倒在街上的厕所门口，多亏邻居的帮忙，才把昏迷过去的老母亲救醒送回家中。作为儿子不能侍奉老母，还让老人家为我牵肠挂肚，乌鸦尚能反哺独我不能！我怀念着一家亲人，我对不住他们，又见不到他们。
我抬头看见墙壁上挂的毛主席像，却又联想到没有文化，只有爱子之心的老母亲。我清楚地记得，在我第一次挨批斗的那些日子里，母亲突然拖住我，把我拉到里屋内，哆嗦着手，掀起一块布帘让我看。原来她一直悄悄地供着两尊雕像，一尊是释迦牟尼，一尊是毛主席。我不由得一惊，她却释然虔诚地说：“你别怕！没人知道，他俩我都供着，没人的时候我就点蜡烛叩头，因为没有烧的香卖。你别不信，灵着呢！”我埋怨地劝道：“您别两个一起供，让人家知道了又是事！”“他们谁也不知道，灵着呢！妈这是替你消灾免难，保你平安！”我由不得心里在苦笑，灵着呢，果然很灵，我又坐到了囚室中，这次一坐竟坐了四年。
“鲍蕙荞不能来看您吗？”赵丽小姐关切地问道。
“我是被监护审查，几乎完全是与世隔绝，妻子是不能来看我的。”
“能通信吗？”
“自由通信不行。每次她给我送东西、衣服、食品、香烟等物品时，附有一封短信，我给她写收条顺便附几句话，这些文字的东西，专案组的人都要进行检查。”
“那时，您有和鲍离婚的想法吗？”
“没有。”
“她呢？”
“也没有。”
敦子姑娘非常注意听着我和赵丽小姐的对话，她不多言不多语。
“赵丽小姐，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粉碎‘四人帮’以后，我还没有被隔离审查，鲍曾对我诚恳地说：‘你要有思想准备，接受党和人民的审查。你得意时我真想离开你；可是，在你困难时，我不会离开你。老人和孩子我会照顾，他们的生活费我会每月按时送去，今后你被关起来，需要送什么东西，我来给你送……’”
“鲍蕙荞真是个不错的人啊！”敦子由衷地发出了同情的赞叹。
“由于鲍受我政治上的牵连，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团没有安排她演出。到了一九八○年夏秋之际，她通过专案组给我封短信，说在七月十六日下午四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她的钢琴独奏。得知这个消息我高兴异常。在八十年代初，经专案组同意，鲍给我带来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我用这架收音机，按时仔细地听完了她的钢琴独奏，感慨万千，怀着深情写了一首不成文的词《鹧鸪天》送她：
月满则亏分久合，
沧桑陵谷路陂陀，
维城遘陌闻音雅，
布市传书春姓遮。
觌面稀，伴琴玲，
氍毹波涌弦腾凝，
仳离浪静百花谡，
囹圄恒听初恋声。
“您能简单地给我们解释一下吗？”赵丽轻声地问。
“月一圆就要缺，日一正就要偏，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事物的发展规律。人的一生是坎坷不平的。我和鲍最初相逢在维也纳，但相遇如同路人，那时她正值芳龄，清纯活泼，楚楚动人，她的琴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九六一年，鲍在布加勒斯特获奖，当时驻罗马尼亚大使许建国，在我们中国乒乓球队访罗时，要我给鲍带一封信，我没让大使在信上写我的名字。后来我们在北京相遇相爱了，但为了彼此的事业见面很稀少，见面时她有时还要练琴。六十年代中期，文艺界江青已经开始插手，波涛光涌，许多好的作品不能演出，‘文化大革命’中更甚，一九七六年我们夫妻分离后，文艺界呈现出繁荣的景象。我在被关着的地方，忧伤地听着我们初恋时她曾给我弹的钢琴曲。”
“那时你们的感情还是很好的，相互思念着。”赵丽小姐说。
“是的，我隔离审查这几年，一直在思念着她，也想念着家里人。一九七八年，鲍写信告我，她的父亲去世，我写了一首《渔家傲》的词，悼念我的岳父：
磊落光明志气豪，
谦虚谨慎语奢少，
赤胆忠心德智高，
重担挑，毕生精力为民劳。
诚恳待人善诱导，
扶伤救死胜思邈。
父去英灵上九霄。
托蕙荞，忍悲慰母育斓飙。
“我内心一直在感激她，这些年她吃的苦，受的惊吓比我厉害。我总觉得对不起她。为什么后来我们感情上产生了裂痕，最后分手呢？其实这里面并没有什么秘密，完全是误会，天大的误会！”我不禁陷入那痛苦的回忆中。
听完鲍蕙荞的钢琴独奏广播没多久，一天，我正在看书，体委专案组的人突然进来对我说：“你爱人来看你了，给你们二十分钟的见面时间。”
一听到日夜想念、为我吃了不少苦头的蕙荞跑了这么远的路，到这个地方来看我，我心里不知是惊还是喜。快四年未见了，这话从何谈起？又有多少话儿要说！可是只给吝啬的二十分钟，这是关心？还是……不知为什么，我的气一下子冒上来了，但我压住火，对专案组的人说：“快四年没有和妻子见面了，见面只给二十分钟的时间是不是太短了？！能否多给些时间？”
“不行！这次见面是你爱人多次要求、领导关怀你，才让你们见面二十分钟。”
这时，我已经不冷静了：“二十分钟能谈什么？这样短的见面更难受，还不如不见！我希望你们考虑我的意见，增加到两个小时，否则我不见！”
“时间是不能增加的，你不见就不见。”说完专案组的人走了。
这时，一直站在门外负责监护任务的解放军领导走了进来，温和地对我说：“刚才你们的对话我都听到了，你应当冷静点儿，别着急，我再和他们谈谈去。”
过了好一会儿时间，专案组的人进来对我说：“我们和军队的同志进行了商量，又请示了体委领导，同意你们相见两个小时，但你要掌握分寸，不要谈政治问题。”
“这点儿我晓得。”
经过近四年的分离，我和鲍蕙荞在北京卫戍区的一个小房间里单独见面了。这时，我的余气还未消，对她经过艰难曲折而争取来的探视，我没有报以亲热的拥抱，却以冷静的目光打量着她，好似要看穿她来访的真实目的和对我的态度。相反，她一进来就用怜爱的目光看着我，并询问我的生活和身体情况，我用简单的语言回答了她：“都好。”
此时，一种不可遏制、莫名的气在升腾。我，就是这样的奇怪，又不可理解。我在想，为什么你要多次地求专案组的人来见我？我希望我们的见面是自由的，在这个地方见面，是人生非常悲伤的地点！非常悲伤的时间！为了这悲伤、痛苦的会见，还要求他们。感情是美好的东西，但它实际上是最难通融的东西。
“你为什么到这里来看我？”我怀着很复杂的心情埋怨地问。
“我想见你，我要鼓励你！你为什么不见我？”
“开始他们只给二十分钟的见面时间，我很生气，我要求延长到两个小时，否则不见。”
“为了这次见面，你知道我费了多么大的周折，这四年我等啊，等啊！等来的却是埋怨，等来的却是一盆冷水浇头，看来我们的缘分结束了。”她伤心地哭了，误会已经产生。
又过了两个多月，专案组的人来到我的囚室说：“审查到此告一段落，今天你可以回家了，但一个月后，你要到山西太原去工作。”
“是把我调到那里？”
“不！是临时的。”
“我的政治结论是什么？”
“结论还不能做，拖段时间有好处，可以更准确，免得有反复！”
“审查四年了，还不能做结论，要拖到何时啊？”
“也快了，你先去山西！”
“没有结论我怎么工作呢？”
“他们那边给你安排临时性的工作。再说你都可以回家了，问题的性质你自己可以猜到嘛！”
这样，我离开了囚禁的地方，四年后第一次见到街道上灿烂的阳光，可以在马路上自由地行走。北京街头的广告牌、霓虹灯，一切都感到新鲜，感到陌生，好像我是从另一个星球上来的人。走到家的胡同口，老街坊见到我并没有歧视，一惊之后马上热情打招呼。离家门愈近，我的心跳得愈厉害，思想上愈来愈紧张。我已预感到进家后会发生什么情况，但也抱着幻想不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