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波及25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威胁着这一地区80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旦决口，将：
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部署，同时几年来治理海河的成果，也可能毁于一旦。＇56＇
看温善章1989年计算：
当时提出的下游决口改道泛滥25万平方公里，是3000多年来历次决口改道范围的迭加；而那8000万人，当然也是在这个基数上算出来的了。事实上，黄河决口的泛滥面积，与决口地点有关；加上50年代黄河下游已有的防洪能力，这种损失推算，是被数倍夸大了。＇57＇
为了不发生这样的损失，必须不让它决口；而不决口的唯一办法，就是下游河道不能再抬高；用水库拦沙于是成了唯一的有效办法——这是浪漫派“水库工程必须上”的主要依据。但多大的库容量就足够了？
本来，黄河下游河道的泄洪情况，……是不小于14000～15000立方米/秒。若据此估算，按千年洪水标准，30～35亿立米的库容就够了。但当时给出的黄河下游的安全泄量是6000～8000立方米/秒，以此推断必得一个90亿立米的大库。＇58＇
于是，必须大上，并且尽快上。什么地方足够大，上起来不但最现成，且最具戏剧性效果？ 三门峡！
但“上、快上与大上”不可能没有弊害，当时难道没有提到么，比如良田淹没，为什么不结合中国国情，将它看做是用什么都换不回来的宝贵的资源丧失呢？ 而对于只能算作幻想——事实证明也正是幻想——的以水土保持减少来沙，为什么会有那么不负责任的乐观估计？
作为后世的观察者，我不倾向于将他们这批五十年代的“三门峡迷”与1980年代末那批力促在长江干流筑坝的三峡“大库迷”们等同，也就是说，认为他们也像那些邓小平时代的人一样怀有对钱的享用与支配的渴望（我于1989年春亲眼见到整列地排在北京京西宾馆院子里的该工程筹备组的豪华进口车队和他们在北京为自己盖的成片住房。按林华在1989年初的估计，工程尚未正式上马，这类杂项已用去了不下4个亿），只说他们在可能达到的技术成就面前太执迷、太浪漫、太简单。那么政府——或者说党——的决策者呢，李葆华、邓子恢、周恩来、刘少奇，还有大救星毛主席，他们图什么？
据原水利部副部长，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局长王化云1987年说：“三门峡工程问题，我们先后给毛主席汇报过四次，给周总理汇报过多次，给少奇和中央领导同志都汇报过黄河的问题”。＇59＇我们当然可以追问他“你是怎么汇报的”；或者不加追问，对他这类红色专家们事后为自己推托责任的这一贯作法取无可奈何态度。但政府——或者说党——由于政治运动与内部清肃不断，以至造就出这样一批不负责任的只以谄上为事的浪漫家（邓时代再加上贪官污吏），在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上一错再错，把中国弄成今天这样，就不由得人不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只看三门峡工程，周恩来说：
现在看来三门峡工程上马是急了一些，一些问题不是完全不知道，而是了解得不够，研究得不透。没有准备好，就发动了进攻，这一仗打到现在很被动。＇60＇
这是实话，因为，我们在前文已经知道，在人类头脑最热的30年代，荷兰人、英国人、挪威人，治理黄河的野心也仅限于“削减洪水”；带有明显掠夺特色的日本方案，也不敢不把“水库不排沙，寿命短”；“ 泥沙无法解决，全盘工程失败”说在前边，而且谨慎地强调“分期开发”。美国人的认识就更透彻：对黄河而言，就是“防洪”；而对中国，“耕地淹没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根本否定在三门峡筑坝。几乎与此同时，中国自己的非党派专家在没有政治压力下的意见，更是扎实可行：“在干流，只允许以防洪目的筑低坝”。没有谁敢于轻言“综合效益”，更没有谁敢对“沙”夸下海口。怎么到了50年代中期，事情就不一样了？
1964年6月和12月，周说过这么几句话：
三门峡工程我们打了无准备的仗。……建国后才五、六年就决定兴建三门峡工程，当时想要黄河清，志向很大，夸下了海口……＇61＇
黄河清，出自童谣，下边还有三个字：圣人出。翻开史书，“道里小儿齐唱……”是常常被看做一种神秘的朝代更迭的谕示的。中国人，不要说1950年代，就是今天，整亿的人也还生活在企盼明君的历史阴影里。在我们这个千年农业古国，治水从来是明君的大业绩，不但史不绝书，实在已经镌刻在每个人的意识里。
但共产党以推翻三座大山解救劳苦大众起家，起码在表面上，已不再有人把“皇上”、“分封”挂在嘴边。可是如果我们细细分析毛、周一班人包括汪东兴、叶子龙、胡乔木、张玉凤辈的活动模式，看看上海、杭州、武汉等处的专用宾馆，以及彭德怀、陶铸等重臣的谪贬、擢升方式，很难不让人联想到朝廷＇62＇。毛泽东写过“东临碣石”，写过“数风流人物”，没人会看不到那呼之欲出的帝王情怀。既然事实上存在着潜在的人主臣民意识，当然也就有潜在的揣摩与阿谀，有拐弯抹角、乔装打扮的歌功颂圣。
“黄河清”既成了一种标志，为达成，从上到下所怀着的，其实是圣人出而天下治那样一种狂热虔诚，当然使用的语言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而当全国的资源得以以计划经济的方式集中调用的时候，种种伟业自然就“无往而不胜了”。
毛的巡幸在古今中外首脑人物中，是很突出也很特别的。联想到黄河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地理与精神联系，他住进中南海之后，“第一次出京巡视的地方就是黄河”＇63＇也就不足为奇了。
1952年10月……（铁路局副局长把省委书记、王化云等）一行人领到车站内一间房子休息，等待从东方驶来的列车。
一支烟还没抽完，耿副局长从外面跑进来，激动地说：“是毛主席来了！ 毛主席的专车马上就要进站了！ ”
“是毛主席？！”大家也激动起来，王化云慌忙整理了以下衣服，跟随大家往站台上跑，边跑边睁大眼睛朝东方张望。
不一会儿，毛泽东的专车缓缓驶进站来……（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红彤彤的。天兰得透明，没有一丝云彩。……毛泽东身穿深灰色呢大衣，头戴银灰色干部呢帽，一身整整齐齐，领着几位干部向西北方向的一个小村庄走去。
（谈到黄河治理，方案、淹没等，谈到了三门峡水库问题），王化云介绍了有关情况。… “三门峡水库能发多少电？ 能灌溉多少地？ ”毛泽东盯着他问。
王化云报告了当时规划的数字。
毛泽东点点头：“如果把这个大库修起来，就可以把几千年来的黄河水患解决啦，还能灌溉平原的农田几千万亩，发电一百万千瓦，通行轮船也有了条件，是可以研究的。”
这点头不过是说话时的一个姿势，可能是习惯性动作，也可能是“哦，懂了”的意思。无奈点的人非同小可，于是导致了王化云三十四年后还在大会上报告说：三门峡工程“毛主席点点头”。＇64＇
点头归点头，真要让他定盘，应该说，考虑还是多方面的。
1957年1月，在研究中央与地方分权与管理体制改革的会上，毛注意到一味将钱集中到中央“搞大工程”，比如三门峡、原子弹，是有碍于民生的。而民生问题，建政多年还不见成效，是要引发政治反抗的。他说的是：“这笔钱不分，可能原子能搞起来了，可能三门峡也有了，但是，也可能来一个匈牙利事件。”他当时没有对决策机制的反省，更没有从人和自然的关系的高度思索，依然认为“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其实就是他自己——无所不能，认为“人定胜天”，只是觉察到对下别刮得太狠，弄到天怒人怨难于收拾。
但他对“水利”的迷信难于克制。他不知水利工程会造成水害，只渴望通过群众运动让水利工程在全国“遍地开花”。毛对自己的学习能力和判断力无疑相当自信，政治官吏必身兼水官对他说来也是天经地义。1958年成都会议时，伟大领袖在“极左三魔头”＇65＇之一、省委书记李井泉发言时的插话，令稍具常识（水利与哲学）的人啼笑皆非：
这里是否有两条路线的问题：一条多快好省，一条少慢差费。是否有？ 明显地有。一为排（水）、大（型）、国（国家办）；一为蓄（水）、小（型）、群（群众办），这不是两条路线吗？ 把水排走是大禹的路线，从大的出发，依靠国家，过去依靠国家修了好多水库。现在是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排、大、国与蓄、小、群是对立的统一，蓄小群为主，当然也要排大国。三峡、三门峡只有国家力量才行。＇66＇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无论“排大国”还是“蓄小群”，再加上大炼钢铁、以粮为纲，到文化革命结束时，别的不说，全国的森林覆盖率已损失70％以上。连钱正英自己在1990年也不得不承认：“1958…1960年的大跃进时期，在水利工作中，提出了以小型工程为主、以蓄水为主、以社队自办为主的‘三自方针’……存在严重的片面性（即只蓄不排）……在水利建设中留下了许多后遗症，在有的地方，甚至水利成了水害，例如在黄淮平原，曾造成严重的涝碱灾害和排水纠纷。”＇67＇她还没有说她自己手中的排大国所造成的灾难。这许多损失，自闭于菊香书院的毛泽东不可能知道，红色专家为自身计也不敢对他说，起作用的，依旧是黄河清与毛圣人之间不仅哲理，还包括情感上的联系：
一次总理到三门峡工地，工程局党委想请总理给大坝题个词，纸笔都拿到了面前。周恩来说：“这个词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