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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薄Ｋ徊坏貌唤档汀ＪЯ舜笏罚旃硬什蛔阋桓鲈碌牡谝惶�15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已无用武之地，拆迁到了丹江口电站。
读者这时应该注意到，三门峡工程到此时，只是运用方式作了一些变动，别的已经建好的还舍不得动。大家后来把这一段称做三门峡“从蓄水拦沙到滞洪排沙”的第一期工程。这时是1962年3月。
运用方式作了180度大转弯之后，淤积有所减缓，但因泄水底洞底槛高，泄流量还是太小，“翘尾巴”淤积继续向上游发展。陕西省的风格再高，对于“潼关河床已抬高，造成渭洛黄河淤积连锁反应”＇28＇，恐怕也不能再容忍下去。
1962年4月，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陕西省代表提出，“拟请国务院从速制定三门峡水库近期运用原则及管理运用的具体方案，以减少库区淤积，并保护335米移民线以上的居民生产、生活、生命安全案”＇29＇。具体建议：坝前水位降到315米以下，泄洪闸门全部开启，增设泄洪排沙设施——换句话说，就是尽量让黄河照旧流！
直到今天，我们都可以从这里感到陕西人的愤怒。他们是从根上反对三门峡工程的，用的就是浪漫派所依的根据：既然水土保持能解决泥沙，为什么要三门峡工程拦沙？ 与今天四川省领导人对三峡工程的态度不同，陕西的父母官们，从1955年到那时，态度不但明朗，可说相当激烈。但浪漫家不但在共产党独特的哲理上（“气可鼓而不可泄”；“劲仅鼓‘起’还不够，要鼓‘足’”）占着上风，还有可以调用全国资金的“中央部”做倚仗，对他们只一味搪塞、应付，劝诱他们作牺牲，直到他们的牺牲已经大到伤及国家了。
大会决议交水电部会同有关部门和地区研究办理。
1962年8月，1963年7月，两度在北京开“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谁都知道问题严重，但各有各的主意，且大家都是“党内红色专家”，哪条意见都不能扣上“阶级敌人破坏”，争来争去，总是议而不决。拖到第三个年头，总淤积已经到了50亿吨，泥沙淤积的“翘尾巴”，距西安只有30公里了。
再受不了周恩来一贯的顾全大局风范，陕西省这回直接找到毛泽东那里。用官方史家的话说，“毛主席对（在危难时刻收留供养他的）陕北人民特别有感情”。自己坐了天下之后令他们受损，怎么着也说不过去。但他本是好大喜功浪漫家们的鼻祖和靠山，事情弄成这样，不由得很显得有点气急败坏了。毛对周说的是：“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30＇
炸掉，有那么便当么？ 周只有硬着头皮补台。1964年12月，周恩来第三次视察三门峡之后，回北京主持召开“治黄会议”。和1957年6月那次专家讨论会相比，这一回，除了“坐而论道”的教授工程师们，握有指挥权的“党内专家”占更大比例。
周的观点是：
改建问题要下决心，要开始动工，不然，泥沙问题更不好解决。当然，有了改建工程也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改建也是临时性的，改建后，情形总会好些。当前关键问题在泥沙。五年三门峡水库就淤成这个样子，如不改建，再过五年，淤满后遇上洪水，无疑将会对关中平原有很大影响。……三门峡改建不能再等，加大泄流排沙能力，先解决库区淤积的燃眉之急。＇31＇
改建的目标基本上回到温善章过去所提到的低坝方案，自然绕这个大弯子的损失已无法追回，痛心这余，周说：“要登报声明，他对了，我们错了，给他恢复名誉。”
当时已从三门峡总工的位置调任华北水电学院院长的汪胡桢，对他在任时留下的这一大烂摊子倒是一点愧疚都没有，仍坚持认为“ ‘节节蓄水、分段拦泥’的办法是正确的，不同意改建三门峡枢纽”。＇32＇
河南省科委的杜省吾所持观点与黄万里同，认为黄土下泻乃黄河的必然趋势，绝非修建水工建筑物等人力所能改变。他的观点是：“黄河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他不认为毛泽东在说气话，力主炸掉大坝，最终进行人工改道。＇33＇
主要的责任者、黄委会兼三门峡工程局副局长王化云的态度，比起汪胡桢来，稍强一点。这次，他将“水土保持”神话暂放一边，改成了“上拦下排”，认为解决库区淤积，须靠上游修拦泥水库，把泥沙拦在上游。王化云的这一观点，一直坚持到80年代末。在纪念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30年的大会上，这位“年逾八旬的治黄专家”重唱“水土保持”高调，抱怨自己的方略“遭到很多人的反对，所以水土保持工作并没有按照我们的意见实现”；而“政治环境——沿河的各级党委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进行治黄工作”，似乎成了三门峡这场烂仗的根本原因。他后来不知怎么又转了向，认识到“黄河不可能变清”，还把自己的治河思想概括为“拦（拦泥沙）、用（利用洪水和泥沙）、调（调水调沙）、排（排洪治沙）四个字”；具体到黄河，应“整治河道，排沙入海——今年研究才认识到”。但三门峡实际上已经毁掉，他于是力主在三门峡下游小浪底再建一座体现他的“四字方针”的高坝大库。＇34＇
说得够轻俏。就算暂且将环境的破坏放在一边，这所有的钱难道会从天上掉下来吗？ 凭空被剥夺而哭告无门的平头百姓为此付出了多少？
当时的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也被请了去。他主张“大放淤”：“ 干支流沿程引洪放淤、灌溉农田，以积极态度吃掉黄河的水和泥沙”。把黄河的洪水和泥沙全部利用，“把泥沙吃光、把洪水喝光”＇35＇，这，恐怕又是另一极端的浪漫主义了。
这两招都救不了急。气派相对较小的人提出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就在三门峡大坝坝体上掏些洞，如果还不奏效，再在岸上想办法，总之，千方百计把沙放下去。这一提议，获“绝大多数”同意，于是，大坝左岸增建两条泄洪排沙隧洞，改建四根引水发电钢管，以此来加大泄流排沙能力的方案开始实施。读者若嫌这些纯技术用语费解，可这样理解：本来黄河流得好好的，1957—1960年间用“雄伟大坝”给堵上了；堵上之后2年开始出事，4年后出了大事，但大坝已经坐那儿动不了了，炸坝又难以接受，只好加管开洞，让从正面堵住的沙和水，尽量从旁边的又新开出的隧洞和底下本来用来发电的管子流出去。
这就是“两洞四管”方案。这一方案的确立，被认为是敬爱的周总理“挽救了一个接近失败的工程”＇36＇。但这是一个救急的方案，毫无浪漫可言。黄河长江的两位红色专家都固执地难于忘情于他们宗旨相对立的“拦泥”和“放淤”，周恩来只好决定他们分别“作规划、搞试验”。黄河这回可真是史无前例地热闹了：王化云在上游甘肃筑坝拦沙；工程局在中段三门峡掏洞排沙；林一山在山东开渠铺沙。幸亏文革开场，上下两台戏收了锣，只剩下中段“每天掏洞不止”。＇37＇
改建工程1965年开工，三年之后完成，被称为第一期改建工程。此时，当坝前水位315米时，下泄流量由3080立方米/秒增至6000立方米/秒，（请读者注意，这是1957年给出的“下游安全泄量”的极限）。水库的淤积减轻了，但排沙能力仍不足，潼关以上，所谓“翘尾巴”淤积还在继续。看来黄河并不打算因为中国人正忙着文革而收敛自己，到了1969年夏，西安再度告急。周恩来分身乏术，只好委托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黄河防汛总指挥刘建勋外加副总理纪登奎，再度在三门峡主持召开“四省及水电部参加的会议”。
参加会的人都知道，两洞四管解决不了问题，“防止下游千年一遇的洪水”不再提，变成了“确保西安，确保下游”。气魄不那么雄伟的“合理防洪、排沙放淤、径流发电”得到确认。更具体地说，是期求当水位315米时，把水和沙往下排，将泄流量加大到10000立方米/秒。至于下游安全还是不安全，此时已无人再提，只要潼关别再“翘”就阿弥陀佛。
这回的措施为：打开原1—8号施工导流底孔（读者应该记得这些孔是12年前黄万里坚决请求保留，而后为张光斗按苏联设计用混凝土死死地堵上了的）；同时，将改建过的发电引水钢管进口降低13米，“低水头发电”。这样一来，大功率的水轮发电机已派不上用场，只好用5万千瓦的小机型。
第二次改建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到1973年12月，挖开了8个施工导流底孔，当坝前水位为315米时，泄量由6000立方米/秒增至9060立方米/秒，运用原则变为“蓄清排浑、调水调沙”。身上又是孔、又是洞，外加旁边还有两条导管的三门峡大坝的泄流排沙能力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
1978年底，五台发电机组全部投入运用，装机容量为5×5=25万千瓦（原设计是14？5×8=116万千瓦）。如果不把发电机组在多泥沙河流中的灾难性运行计入＇38＇，三门峡工程总算稳在了这里。那时，周恩来和毛泽东已相继去世。为三门峡工程操碎了心的总理过世前关于中国水利最后的一句话是：“三门峡改建成功的报导是否属实？ ”＇39＇
事情并没有完，到了1980年代初，已是邓小平的改革时代，新成立的三门峡枢纽水利管理局又面临“泄流底孔、门槽严重磨损”的难题——大量挟沙的高速水流从孔洞流过，怎么能不磨损？ 只好再修吧。“聪明勤劳的三门峡人”用“钢叠梁围堰”的办法，“对孔底进行逐个改造”，三年花费3000万（大修、更改、基建），至今尚未完成：1990年又打开了两个底孔，使315米水位的泄洪能力增至9443立方米/秒。在一般年份库区泥沙基本上达到了冲淤平衡。＇40＇
但潼关河床尚未回复到原有高程，比建库前仍高出3米多。199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