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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事件，当天朝的君臣对着夷人的击燧枪和世界地图吃吃发笑，在磕头礼上争国权、存国体时，天朝来自文化最深根脉的腐败，已显露尽然。在民族歧视、文网周密、官场腐败、贫富分化等一系列政治和社会问题缠绕纠结的清朝，吸食鸦片只是诸种病态的表征。是具有清醒自省的气量，还是一古脑赖到外人头上，是中国近代化的头等命题。不幸谢晋拍电影向来不是为了自省。按照江总书记用好的作品鼓舞人的指示，合着高扬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主旋律的节拍，他把文明古国面对现代文明痛苦的调适过程，立场鲜明地处理为：“鸦片战争的是非清清楚楚地摆在历史上，……英国人用炮轰我们怎么行！善良的百姓能看不懂吗？”“武器落后，仍不畏强暴，拼死血战，这是很悲壮的行为。《鸦片战争》就是要宏扬一股民族的正气。”
（二） 林则徐进京
要不要禁鸦片？虽然禁烟之明令早已在雍正初年颁布，百年来实际处于我们今天仍十分熟悉的“有令不行、有法不依”的状态。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弛禁之议再度风起，雍正的曾孙道光对这个以退为进的法子一时也颇为心动——只要银子不流到外洋，若干天朝弃民吸鸦片慢性自杀，在这个处处以省事省钱为要的小气皇帝看来，无关大局。后来言官黄爵滋气势逼人提出用杀头的办法消灭鸦片的消费者，道光把这个问题交给方面大员公议。这一议又用了半年的时间，不以为然的还占了大多数。议来议去，皇帝决定用非常手段（派一位钦差大臣）来执行常规性的禁烟政策（在广东查禁鸦片）。钦差点了当朝最为清廉最有效率、且办事彻底的湖广总督林则徐，这说明拖拉敷衍几十年的禁烟事业可能最终要较一较真儿了。于是乎官场震动，议论纷纭。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之下，林则徐在和房师沈维矫（这位是史有确载的）告别时，谈及未来的困境不禁泪下；他的好友，当时的名士、在中国近代史上大大有名的龚自珍，也送序为他担忧、为他打气。
不知导演为何断然舍弃所有史实，重打鼓另开张，造出一个不存在的历史人物：大烟鬼吕子方，据称还兼为道光的开蒙老师（用水墨丹青和四书五经开蒙也够特别的），和林则徐的“恩师”（蒙师？开笔师傅？房师？座主？情况不明），在这层关系之上，就演出一场“道光爷挥泪斩都讲，吕子方慷慨祭大旗”的好戏。
大概在该片导演的概念中，皇帝么，还不是想杀谁就杀谁，包括自己的老师，恰如后来的一整批军阀包括蒋中正毛润之之所为！可实际上皇帝在当时并没有这么大的自由，他要杀什么人，用中国现下流行的话来说，也得“给个说法”。而在1838年以吸食鸦片来定罪杀人，恰恰就是朝廷上下不能接受的“说法”——实际上，这个问题正是林则徐进京前各省大员们讨论的中心。在当时人看来，吸食鸦片是自害自身，无法与十恶（杀无赦的十项大罪）相提并论。如果吸食鸦片即罪当论死，那么制贩鸦片又当判何刑罚？再说当时全国的吸毒者多达数百万，亲友等相关之人更不计其数，对所有吸毒者判死刑势将震动全国，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使道光大为震怒的庄亲王奕和镇国公溥喜吸食鸦片案，也不过着革去王爵，各罚应得养赡钱粮两年。
导演抄袭“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剧老套，无非为达到如下效果：连大烟鬼都奋勇为禁烟作贡献，观众心中难道不该升起一股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好坏，全国人民共同抗击洋鬼子的敌忾之气吗？！可惜在编造情节时，导演不仅超出了历史的实在性，而且超出了历史的可能性，结果这场搬演于勤政殿外的沉重肃穆的“斩马谡”（明清以降，从没有让一个罪犯亵渎过午门以内的土地），反而达到一场杂耍的效果。这“烟鬼要禁烟”和电影后半部分的“赃官能杀敌”，作为导演精心构想的重头情节，堪称该献礼大片《鸦片战争》之双璧。
（三）何“公子”善之
影片接着推出一个主要角色，禁烟大员、行商、英国鸦片贩子、还有谢戏里绝少不了的女主人公间的穿线人物——行商大少“何公子”。可惜这根线跟他要穿的任何一颗珠子都对不上眼。
根据行商制度，外商和他们的保商关系固定，就算更换保商，也超不出这十三行；同时，行商习惯上是子继父业。也就是说，何敬容作颠地的保商已有多年，而何善之是何家已成年的继承人，颠地对他一定非常熟悉，根本不可能把从他海里捞上来之后对面不识，而让他当水手刷甲板。
林则徐在广州组织起的翻译小组，“至少拥有四名翻译，终日为他翻译英文书报，他本人将这些情报采集成册，以供参考。”其中有名可考的袁德辉和梁进德二人，都是传教士的学生；还有一名华侨青年和一名去过印度的老人。而林则徐的夷务幕僚班子。包括了一批广东地方上的精华人物。如副贡生梁廷，全凭自觉了解收集夷情，研究粤海关历史，并为后世留下一部鸦片战争目击记《夷氛闻记》。但是在电影中这些历史人物的存在没有任何痕迹，反而出来一位行商之子何善之，而且好象通广东通中国只有这么唯一一个夷务大腕，在中国人和英国人之间左右周旋。老爸做生意靠他，林大人与洋人斗法靠他，琦大人谈条件办劳军也靠他——身为鸦片走私要犯之子的事实，丝毫也动摇不了他在中英交涉中的重要地位。这位风流倜傥、一表人才、能说洋文、敢冒险出洋作生意赚大钱、能和官府打交道、还有心追随下台的林则徐去搞搞学术研究的优秀青年，三分像谢晋熟悉的上海洋场小开（注意，这种人是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才出现的），七分像今天的“留学归国人员”，这类超越历史时空的传奇人物恐怕只在廉价的肥皂剧里才草草攒出吧。
为了加强何公子情节的戏剧性，谢晋还设计了一场洋美人劫法场，洋美人之父、大鸦片贩子颠地冲出商馆、从清失兵手中夺回女儿的“好看的戏”。导演大概忘记了，当时颠地已经被两广总督驱逐，林则徐到达后，又一再传颠地问话。颠地自知处境不妙，一直躲在商馆里不敢露面。如果象电影中那样，他冲出商馆和清兵交手，清兵立刻可将他捉拿，完成大功一件。
通过电影琢磨一下谢晋脑中的艺术素材库也是很有意思的，比如《鸦片战争》中金枪鱼号上的鸦片交易一场（中国老头子开箱验货，满意以后，从自己船上搬来大箱的银子，换走大箱的鸦片），颇具上海小菜市场上先尝后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气氛。可是作为自由贸易的老鼻祖，英国人早已发展出了一套非常方便、效率十足的交易方式。当时在广州进行的鸦片交易程序，已不需要现银——清代的银锭由于成色份量不一，交易起来是很麻烦的——也不需要买卖双方同时到场。港脚商人从印度运来鸦片，把货卸在伶仃洋上的鸦片趸船上，中国的鸦片买主只需把银子（通常是更为方便可靠的银票）交到广州洋商馆，凭商馆出具的执照，即可驾快蟹船在任何方便的时间，到趸船提货。
（四）妓女蓉儿
以拍摄言情见长的谢晋，大概以为不在历史和战争中加点桃色就不能看，不顾历史学家的一再提醒，再度落入“妓女救国”之老窠臼。横逆当前，推出一两个大义凛然的奇女子——或牺牲了生命，或贡献了身体（后者在强调贞洁的中国犹其刺激），在模糊了重大历史课题、不必再费心反思积贫积弱的真实原因的同时，兼收壮烈凄美之效果，何乐而不为？庚子之变有赛金花，洪宪帝制时有小凤仙，焉知鸦片战争中就没有蓉儿！即使不见史载何妨编一个？倒是本篇对妓女蓉儿这一形象的“塑造”值得推敲。
谢晋是太想把他自己之所爱放到他的女主角身上了。《鸦片战争》中的妓女，其一要有纯真爱情；其二卖淫是要被迫的；其三出身要有名堂，顶好再有点神秘色彩；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杜十娘、李寄和红线的混合物，除了和公子相会后花园，还能直接手刃敌酋，比实有其人的赛金花和小凤仙更上一层楼。
令人不解的是，爷爷是前御林军高级军官和随乾隆爷开疆拓土的老英雄，孙女是有血性有胆量的女英雄，如此卓而不群的人物为了什么了不得的隐情，竟甘心被一个行商攒在手心里，忍受为奴作娼的命运。电影里交待得语焉不详，大概一心只想编得刺激的导演也想不出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
编得不能自圆其说的不止于此。以蓉儿劳军的情节为例。英国舰队长期游弋海上，给养不得不取自陆地，上岸抄掠中国乡村的事发生过多起。琦善奉命抚夷以后，曾为英军解决给养以示羁糜。但给养仅限肉菜淡水，不包括花姑娘。在极重视伦理和体面的天朝地面上，在天朝还根本没有认输投降只不过改剿为抚之时，以爵阁部堂之尊放为钦差大臣的琦善做出这等丢尽脸面的事，是绝对没有任何可能性的。就是日本鬼子的慰安妇，也是由占领军自行组织慰劳自己的军队的；德军占领法国，美军占领日本，当地妓女也是通过商业化的妓院提供的。琦善如果作了此等之事，用不着所谓的“穿鼻草约”这个把柄，就得革职拿问。
蓉儿沉海的情节也同样令人难以置信。既然是由琦善大人公开判处并公开执行的死刑，就不是无法无天的私刑。大清法律对判处死刑极为慎重，三审三覆，不知道琦善大人是怎么用“误国贱女”这种不见于大清律的莫明奇妙的罪名说服刑部、大理寺乃至皇上本人而判死刑的。就算琦善作为钦差大臣有专杀之威，也不会采取沉海的方式——大清律上没有这么罗曼蒂克的死刑，它只存在于该片导演的审美意识里。
（五）姚怀祥之死
1840年7月，英国舰队到达定海，要求守军投降。定海县令姚怀祥表示清军根本不是对手，但还是决心抵抗到底。
用不了多少时间，英舰的大炮就解决了定海水师，总兵张朝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