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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委对此没有足够认识是可以谅解的，因为，在1992年《议案说明附件》给出“古迹44处”时，集合了真正的专家、具有权威性的《规划》还没有作出来。但今年给出的《规划》是不是有点太过兴奋、太本位？ 事实证明完全不是这样。学者们出于专业判断，初步探明应该保护的共有1271项。考虑到实际予以保护的可能，这次列入《规划》的，只有他们认为应该作的1/10，如地下本应作829 处共2000万平米，他们忍痛只报了50处200 万平米； 如按照世界水电工程通例，凡具有相当文化容量的地区，文物保护经费应占到总投资的3％—5％，这就是说，若按三峡工程官方给出的1200亿计，应为30—60亿； 若按三建委的负责人去年回答朱熔基提问时的6000亿计，就是180 —300 亿； 即使按照1992年通过的《议案》中的570 亿计，也有17—28亿。在《规划》中，他们非常克制地申请的是19个亿。而考虑到95年规划组长俞伟超已得知国家只肯拿出3 个亿这一现实，规划决定只为1996年最急迫的工作申请3 亿中的1/10，即 3000 万。这不能不说是非常通情达理、非常体谅国家了吧。
然而，据他们得到的回函，三建委移民局的答复是： 一个钱也没有！ 这怎么可能呢？ 千方百计探询，方知《规划》送上之后，当局曾努力找一些未介入该项工作的专家，看能不能本着体谅政府的态度，删掉一些文物项目。不料这一回，竟连遭数度拒绝。最后，终于有一名毕业于民族学院的年轻的副教授脱颖而出，主动致信当局，提出《规划》没有体现“重点保护”的原则，给了对文物保护“分文没有”的行为以学术性的理论依据。
难怪56位学者、教授、作家艺术家，甚至包括前红军和前官员要紧急呼吁了。他们眼看着自己的信由执政的共产党的中央办公厅盖上“收文”章，又心急火撩地等了10天，仍不见任何动静。总书记连他们这批“国宝”都不打算理了么？ 这情景该不会被处在一线、从而不得不常与三建委官员打交道的俞伟超“不幸而言中”吧——去年，俞馆长回答我的提问时说的是，“我的感觉，现在似乎是，我就是有了钱也不给你，拖到最后你作不了了，我也就不必付了。我敢当面给他提出来： 你是不是打的这个主意！？”
政府不为专家们拨款，正有一批人不要政府的钱而干得起劲呢——君不见在新民谚“要得发，下三峡”的感召下，三峡地区的古墓盗掘与文物走私已日益猖獗。
载《亚洲周刊》1997
长江的人祸
？戴 晴？
◆ （一）长江
曾几何时，万里长江不知什么叫水患。天有四时，水有大小。行走在亿万年天然形成的河道间，浩浩长江有与它息息相通湖泊水系（洞庭、鄱阳、巢、太），以及浩淼氤氲的古云梦泽。它们游刃有余地吞吐着或因天体运行、或因四时更迭而时涨时落的江水。再大的来水也有去路。
渐渐地，人们依水而居。先是砍树，后是筑堤——以人对土地的需求去改变自然界的合理安排。到了明嘉靖，当大权在握的首揆张居正堵塞了最后一个穴口，那道著名的舍南保北荆江大堤最后形成：长江从此没有了云梦泽，低于河床的江汉平原一天比一天熙攘。
渐渐地，依着这“一江清水”过活的人越聚越多，他们向森林要地、向沙洲要地、向河道要地……为一己之存活，他们伐、他们垦；为了得到更多，他们相互劫掠；到了最近的十五年里，在看谁富得快的比赛中，沿江的中小工业，包括新垦殖、扩大的市镇比过去翻了几番。
森林消失导致水土流失。已故植物学家侯学煜说：“长江上游解放以来由于毁林开荒，水土流失严重，现在西南森林覆盖率已由五十年代的40—50％下降到10％左右，四川盆地内仅剩4％，有的地方只有1％。”（《长江长江》）；报告文学作家金辉写道：“1957年统计调查，长江流域森林覆盖率为22％，水土流失面积36。38万平方公里，占流域面积的22％；仅仅三十年后，到1986年，森林覆盖率就减少了一半多，仅剩10％，水土流失面积猛增一倍，达73。94万平方公里，占流域面积的41％”（《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
根据中科院成都地理所统计：“在三十年代，四川全省仅有14个县发生泥石流；到50—60年代，先后有76个县；到70年代增加到109个县。最后反映到宜昌站水文泥沙变化表上：由1950年平均含沙量0。9公斤公方，到1981年1。95公斤公方”。按照水利水电专家方宗岱先生估算，长江年输沙量已达6。81亿吨。长江不仅成了“第二条黄河”，也成了世界排名第四的携沙大江。
泥沙和垦殖彻底毁了湖泊的调适能力：“长江中下游的湖泊面积在三十年间减少了45。5％。以洞庭湖为例，其湖面已经从五十年代初的4300多平方公里缩小到2600多平方公里，调汛能力从293亿立方米衰减到174亿立方米”（《中国改革报》8月6日）。
至此，我们已经看清四、五百年来，因不断增多的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河流的变化：森林消失——水土流失——泥沙淤积——河床壅高和调蓄能力萎缩——一年频似一年的水患。这局面已难于改变，因为，眼下沿长江流域居住了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每平方公里达220人。他们辛勤恣睢，承担着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40％。
就在这时，大水来了。
◆ （二） 洪水＝洪灾？
这次长江水灾，目前笼统的说法是“特大洪水”。虽然沿江几乎所有观测点的水位都达到、超过、甚至大大超过历史最高点，宜昌测点六次洪峰通过流量，最大也只到64000立方米每秒，距“百年不遇”的80000立方米每秒，还差着一万多。虽然目前还没有确切数据，说明干支流来水总量是否已经达到1954年水准（4587亿立方米），官方仍使用了“自1954年以来又一次全流域的大洪水”这种表述（《致全国抗洪军民的慰问电》）。那一年，有1032亿立方米洪水超过了堤防泄量，造成近2000万人口和5000万亩农田受灾。
为保自身的性命财产，人们根据来水的自然规律和必须保护不被洪水损毁的物品的价值，确定究竟花多少代价来构建防护设施（注意此处所说的防护措施，不仅包括堤坝，也包括与堤坝配合使用的蓄洪水库、泻洪渠道等等）。国际通例，农田防护一般防50年一遇的洪水，再大就随它淹掉算了；都市防50至100年一遇。像日本那样人口和高产业密集的国度，最淹不起，宁愿多出资设计到200年不遇；而财力雄厚的美国，有时设计到500年不遇。近年，一种新的的思路开始流行，认为以高昂的代价作百年千年“远虑”，实在不划算，很可能不奏效，还会引发出意想不到的祸患。不如效仿古人：在准确的洪水预报下主动撤离，待水回落之后再返回。这种办法，本是我们的云梦泽与沿江湖区先祖们最常用的办法，无奈到了今天，因利不相让已极难在长江推行，除非到了不忍割舍即全线覆亡的时刻，就比如这回第四次洪峰到来前夕为救武汉而对中游部分地区的采取的扒堤分洪。
洪水并非一定就意味着洪灾。洪水再大，行洪安全而顺畅，大家欢喜。一旦水道上出了问题，哪怕来水够不上档次，一朝逸出，生命和财产顷刻丧失。这正是1991年出现在江苏、安徽的情形。洪水越出堤坝的形态不外乎漫堤与垮坝，也就是说，在泥沙顶托的情形下，防护堤坝要么不够高，要么不够牢固。今年险情频出，这两种情形都有：嘉鱼是漫堤；九江是垮坝。问题于是从落雨、来水，变为“目前长江干支流泄洪能力究竟有多大”？以及“不算最大的来水为什么会造成高出寻常的水位”？这局面是堤防设计的失误，还是出现了什么意外因素？
◆ （三）流产的全流域治水
1954年大水令高层震惊，对毛泽东关于三峡工程的游说从此由“发电”变为“防洪”。不幸此后，水利系统先是捧着三门峡那个烫山芋；文革中又加上筑了炸、炸了筑的葛洲坝。长江几年没出大险，但谁都知道不可掉以轻心。“1980年赵紫阳曾作一批示：关于长江防洪，应切实加以研究，需要采取何种措施，应加以部署，不能等待上三峡解决。据此，水利部召开长江中下游防洪座谈会，确定平原防洪方案，提出加高加固堤防标准，并安排了各省的分洪蓄洪区。”（李锐语，见《长江，长江》）
这一意图，在《三峡工程防洪论证报告》（1988）中也有明确记录：
“为进一步提高长江中下游的防洪能力，在1972和1980年先后召开的长江中下游防洪座谈会上，确定近期以预防1954年同样严重的洪水为目标，采取两项主要措施：（1）加高加固堤防，适当提高长江中下游的防洪水位，增加河道的排洪能力，各河段防洪水位和可增加的泄洪量；（2）在中下游安排一批分蓄洪区。堤坝按要求加高加固后，遇1954年同等洪水，超额洪水量可由近700亿立方米减少到近500亿立方米。” “与此同时，要求停止围垦湖泊，继续有计划地整治下荆江河道，加强防汛工作”。
“按此计划，近期安排了荆江大堤加固等18项工程，由中央投资15亿元，从1981年起到1987年，已安排投资3。99亿元，有12项工程陆续开工。”
至此，我们知道，国家在1980年确定了一项长江中下游平原防洪规划方案。如果这项规划所规定的措施，在1980至1990年间得以由专业队伍从从容容、扎实稳妥地完成，应该说，不但1991、1996下游、支流水患不会发生，这一回也用不着百万军民齐上阵，靠紧急增援、以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