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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这个建议后来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后来又有过别的建议吗？
□那就是1989年通过的《议事规则》了。全国人大本来没有大会发言这一项，我提出，不管小组讨论怎么样，大会是全体代表沟通的最后一个机会，这个权利不可被剥夺。记得那时我一再坚持，有几位委员也明白表态赞同。那年赵紫阳还没有下台，最后终于通过了。
▲这个《议事规则》在以后的大会上起作用了吧，比如1992年3月那次表决三峡工提案的时候。那一次，您是怎么运作的？
□人大《议事规则》第54条规定：想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须事前向大会秘书处登记，大会主席即应安排发言。临时动念者，经大会主席许可始得发言。代表第一次发言时间10分钟；第二次5分钟。你一定已经注意到了，这条规定是很具体的，只要代表事先登记，大会主席就得安排，不得拒绝，只有临时要求发言者，主席才有回旋权力。我那此既然已经决心在大会上发言，3月31日便向大会秘书处登记了。按照规定，对于能否发言，根本无需怀疑。尽管如此，我还是作了最坏的打算，准备好重要的材料赴会。
▲在会上一切进展顺利吗？
□那天，我看第一案、第二案已经过了，下面就是三峡工程的表决，就开始喷药——你知道我是有病的人，胸腔里装着心脏起搏器，情绪激动是很危险的，提前三分钟喷，可管半小时。果然，表决开始，我登记了的发言没有被安排。我在座位上举起手，要求即席发言，但主席不予理睬。我还是站了起来，下定决心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时，突然听到台湾记者喊：“没有声音了！没有声音了！”，一开始我还没有反映过来，后来才明白，原来整个会议大厅的音响系统，一刹那间通通切断，就只剩下主席面前的一个麦克风还工作。你堂堂一个人大，怎么敢这样——将电源关闭，动用技术手段来压制代表行使权利。我决定退席抗议，离开座位，走到休息厅。记者围上来，我事先虽然没有料想到关闭扩音器这一粗暴作法，毕竟有所准备，于是当场把材料散发给他们，同时对他们做了补充说明，等于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
▲究竟为什么呢？您不就是从为国家、为民众的角度，提醒政府动手干这么大的工程要慎重吗？
□我也想不通。一届政府，一个代表国家最高权力的人民代表大会，而且还在全国、全世界的瞩目之下，为封锁一个代表的发言，怎么到了不惜公然违宪的程度。我想，可能有那么一批人，已经头脑发热到三峡工程非通过不行、就怕我的发言给这通过造成哪怕一点点干扰的程度。我又想，动机如果纯正，为了国家人民，听听大家意见，有什么不可以呢？没有必要这样嘛！ 更况且，学者们提到的不过是方方面面的技术问题，你如果在这方面有把握，为什么不敢让人家说呢？
▲问题就在这里了：恐怕即使在技术上，他们也是没有把握的。
□没有把握又要强行通过，目的是什么呢，不就是要把责任推给全国吗——这是你人大通过了的！ 为什么要推？没有把握。这几桩事情都是连带的。不过话又说回来，这责任你推得掉吗，我们每一个人、每一桩事，都是要向历史交代的。
▲后来，听说您在激愤之中作了一个决定？
□对，就在外边休息厅。记者们围上来，有人提问，他说：“这人大常委，你明年还想干吗？”我说：“怎么干！？我现在就不想干了！”话一出口，突然想到他是话中有话呀，反问他：“你是哪家报社？”他不讲。我估计是新华社的。
▲您自己当众这样宣布，对有些人说来真可谓正中下怀，但真正底层百姓大家觉得特别可惜。当时是不是气话？
□不是气话，我早就不想干了，本来已辞了好几次。
▲您是只是觉得字体（黑）这次中共做得太过分了，还是对这个制度从根本上失望了？
□就我个人而言，我是灰心了。凭我一个人，就是再干50年，还是这样。我个人再努力，碰来碰去，全碰在体制问题上，而这样的问题，不是一个人的努力解决得了的。我觉得不该再在这里耽误下去。我今年70岁，也该从公务生活上退下来了。本想等到满届，也就是今年，再顺理成章地退。现在提前说出去，也并不仅仅是气愤。
▲现在《关于三峡工程的决议》已经通过，据报纸宣传，正拼命赶工。您对三峡工程前景有什么估计呢？
□中国的环境形势非常危险，三峡工程不过其中一个，比这严重的工程都在推进、发展、恶化，再不紧急着手补救，将来后悔就晚了。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人口负担过重，从这里衍生出来的许多问题和灾祸，让你一时无法收拾。更严重的是，人口多的同时，素质越来越低：而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这样的人民就产生了政府官员贪污、腐败。再有，体制是关键。没有法制，没有监督，会将中华民族置于死地。
至于三峡工程，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到，现在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变化：我看到6月份《人民日报》一篇报导，对三斗坪移民的采访；还有《都市青年报》一篇《三峡移民资金变成招待费》，披露不少问题。又如三峡工程中的一项工程，据说全年应拨款8000万，到了6月底，才到位1000万，成了“粮秣未到，兵马已先行”，仗怎么打？按理，他们既然冒天下大不韪开工，无论大肆吹嘘，还是印钞票，应该是全力支援才对，但在李鹏病了之后，这两种情形出现了，依我看不是偶然的。舆论控制如此严密，也知道全世界有那么多华人在反对，一直紧紧盯着，消息怎么会“漏”出来？列入计划而钱不到位，究竟是故意还是不得已？我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也许正意味着权力机构内部的某种变化。另一条，你有没有注意到，本来要对外发行三峡债券，又停下来了。行不通的原因何在？债券一旦出售，所有的债权人都有权了解他所付了钱的那桩事的全面情况，这时，想要捂住反对的声音就更困难了。而有了这个声音，民众就更不敢去买，成了恶性循环。台湾的一些只要有钱赚，什么都不顾的公司，想插进来，考虑到反对的声音，有些踌躇，包括我的直接告诫：“罪恶的钱不要赚，更不要说还赚不到”。筹钱的渠道不畅，起码可以阻挡它一段时间，我们就更有时间将一切讲明。所以，你问对这一工程的前瞻如何，我的回答是，或许还有一线希望。如果当政者比较明智、比较实事求是；管财经的人，不冒险，你拆你的烂污，我却要顾到我这一届的政绩，不擦你的屁股，这样，1000万，不死不活，让你干，舆论越来越不利于你，到时候停顿，还来得及。如果三峡工程的不拨款和真实消息的走漏，是这一个圈圈中的一环的话，最终将这一灾难制止，我看还是有希望的。本书来自免费txt小说下载站更多更新免费电子书请关注只有实事求是才成其为科学家
——访中国科学院研究员郭来喜
戴晴
郭来喜
地理学家。 1934年生，河南上蔡人，1956年南京大学地理系毕业，1959—1960年进修于莫斯科大学。现任中国科学院国家计委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云南地理研究所的所长。
云南省劳动模范，全国先进生产者。
主要著作：
论文二百多篇，散见于各种学术刊物
《贫困，人类面临的问题》（1992）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黄金海岸开发研究》（1994） 科学出版社
□ 众所周知，您是参加三峡工程论证的412位专家中极为难得的没有签字同意的9位专家中的一个。作为一名地理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 参加三峡工程的论证是从86年开始的。那次有50个学会推举100位代表，我是中国地理学会两个代表中的一个，参加综合经济评价组，还有一位参加水库淹没损失组。应该说，我从小就对三峡有兴趣，也很希望毛主席说的“高峡出平湖”能够实现。所以，参加论证的时候抱着的，是希望三峡工程能上的心愿。但是从1986年到1990年，前后亲身参加论证五年。我的感受是，对三峡工程了解得越深入，发现里面的问题越多。
□ 你第一次就自己的看法发表见解是什么时候？
▲ 那是1988年10月16日在综合经济评价组的专家论证会上。这是我第一次就这个问题发言，提出“三峡工程不可不上，三峡工程不可早上”。我的论点是，作为大坝电站，三峡的位置特别好： 在中国的腹地，对华中华东的水利电力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那时我感觉是，三峡工程上还是要上的，但工程涉及的问题实在太复杂了，土石方开掘填筑量超过一亿立米@混凝土2586万立米的大坝世界第一，70万千瓦的单机发电机世界第一，五级船闸、外加将万吨提升113米的升船机世界第一，移民规模世界第一……，不仅大，技术难度也很高，我一直提醒论证领导小组： “话不要说得太满，技术并没有过关”。所以，我的感觉，对这事必须如周总理生前所说的，“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要谨慎又谨慎，小心又小心。不出问题则已，一但出了问题，它的效益全完了不说，后患无穷。
□ 你们那时这可算是孤立的少数。但那四百多位呢？ 总不能说他们的签字同意没有一点道理吧？
▲ 我听了很多参加论证的的水利部门专家的讲话，第一，觉得他们是站在本部门本单位的立场，而不是站在一个更高的更广的视野来考虑问题的； 第二是过分强调三峡工程的优点，而把一些难题淡化，甚至忽略不计。对于这样大的一个工程，这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