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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局面下，汪辜二位谦谦长者能谈什么呢？或许有人会说，实力人物就在他们背后。而且，就世界大势而言，除了军火商和在大国之间捞好处毫无信义可言的芝麻小国，也都希望中国人能坐下来谈。
其实，假若“谈和”一事不是出自“和”的本意，不是出自为百姓着想，而是为事态所逼不得不谈，但心里想的仍是自己怎么占便宜然后灭了对方，就算是实力人物亲自出场，就算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就算有更大的势力在后边推动，依旧不会有任何成果。
五十四年前那次著名的蒋介石毛泽东重庆谈判，就是最好的说明。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放原子弹，8日苏联对日宣战，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就在14日这一天，以及接下来的一个多礼拜之内，蒋介石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去作“和平谈判”。
局面变得如此之快，毛泽东完全没有料到。
就在那年4月共产党召开的将毛奉为绝对权威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还在分析中国战场的形势，打算以东北为依托，在对日作战敌后大反攻的最后一年里求它个扎实的大发展。他没想到日本人投降得这么快；更没有想到，已经掌握着100万军队的朱德总司令，于苏军出兵第二天对自己地盘所发布的反攻命令，竟被蒋介石粗暴否定，说中共军队只能“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而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发布受降日本的第一号总命令，公开支持蒋介石。
虽然蒋介石发来了“和谈”电报，毛泽东是不打算理它的。除了再一次在延安公开号召：“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通告全党：蒋介石请毛主席前往重庆，“完全是欺骗”；这位七大新当选的主席，还以党中央的名义，批准了一项华中局报来的“夺取上海”的起义计划。在这项计划里，他提议“发动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区内数百万农民武装策应，并调派新四军部队入城援助”。不仅如此，他还发电报到华北，要他们效仿华中局的作法，“迅速布置（北平、天津等）城内人民的武装起义”，配合军队夺取这些大城市——而当时美国正帮助国民党运兵、运武器，打算抢先占领。
他当时之所以如此作，宝是押在苏联身上，认定苏联会与美国在中国划分势力，分别支持共产党与国民党——正像他常说的那样：“国共反映美苏”。对于《雅尔塔协议》和宋子文的莫斯科之行，还都不十分清楚。
正因为他作如是想，到了8月20日，在蒋介石已经发出了两封电报的情况下，还打算据苏军进展情况，从华北、热河等地抽调武装力量，限期开赴东北，“乘红军进占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
但他居然去了重庆——在接到23日那封邀请电报的第三天，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保证与陪伴下——这就是毛泽东和蒋介石的重庆和平谈判。
16 谈判失败
后世御用史家给毛的这一决定套上了一大堆溢美之辞：高瞻远瞩、宽宏大量、智勇双全、以大局为重等等，却一直没有提及毛泽东硬着头皮上阵去会他的死对头的难言之隐：原来是斯大林按照他刚刚签了字的《雅尔塔协议》和《中苏友好条约》，对他“一手扶植”的小兄弟中共发了令，异乎寻常地使用严肃冷漠的‘俄共（布）’的名义，坚持要他到重庆去会蒋介石。
毕竟是毛泽东——越是困局越冷静，顺局反而忘乎所以。临行的前一天，他再度召集他的党内同志开会，决定果子再苦也得吞下去。他说，“我们只能承认这个现实”。又说，出于无奈，看样子中共也只有“走法国共产党的路”了，即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大家“到那边去作官”。而他心里的梦，《将革命进行到底》说得清清楚楚，依旧是通过武力，百分之百地夺权、掌权。
在这样的心态与文化惯力之下，有可能和谈么？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还有共产党内最擅长外事的周恩来、王若飞等三人，在一再声言保证他们的安全的美国驻华大赫尔利的陪同下，飞到了重庆。
我们在前面已经多次谈到，毛泽东如何在抗战的初期就说服了他的同志，通过抗日这一大形势，把自己的力量扩大了100倍。而国民党，据何应钦统计：“在八年抗战期间，与日军大规模的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战斗38931次，毙伤日军276280人……”；话是这么说了，但在美国人眼中，几乎被美国所提供的大量枪炮“压趴下”的国民党军队，同样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尽量少同日本人交战，以留待战争结束后对付中共。
现在，双方要坐下“和谈”了。
被政府起码围剿了十五年的“共匪头目”的到达，在重庆引起极大的轰动。虽然依旧对蒋介石不怀一丝信任，不认为和谈会有任何成果，但对自己的文才颇为自信的毛泽东，乐得顺水推舟，借此机会包装、宣传自己，并作上层统战——事实也证明了他的成功。因为自此之后，直到他在北平的中南海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当然是在他的这些新交的朋友的帮助下、并且具有用到今天还不见褪色的共产党特色），“专制独裁不民主”的帽子一直牢牢地戴在对手蒋介石的头上。
他在重庆呆了五十天，据说跟蒋介石讨论和平、民主、团结，讨论公民的言论、信仰与集会结社自由，也讨论将来联合政府的构成——直到最后一天，在欢送会上高呼“蒋委员长万岁”。这五十天，毛泽东真可说是费尽了心力，因为他回到延安就病了，而且着实病得不轻。但和谈的实际成果差不多等于零，因为这是被美苏两强按着脑袋谈的，心中“武装解决”的疙瘩没有丝毫松动，一碰到军事问题立刻就崩。
当时民社党在重庆的领导人蒋匀田先生记述了他与毛泽东在重庆的一次见面。
这天是9月25日，毛到重庆之后的一个月。在他的心目中，与国民党内政学系有相当渊源的二张（张君劢、张东荪）还有分量。毛泽东郑重向蒋匀田通报说：“和国民党的谈判已经失败了”。蒋问他失败在什么地方，毛泽东回答说：“与国民党相约彼此保守秘密，不过蒋先生既然代表一个有历史的政党，我不应当向你保守秘密，希望我们共同保守秘密。”
原来，在几省几市的主席副主席、市长副市长的人选分配上，以及军队数量比例、受降地区划分上，“谈来谈去谈不通，现在已成僵局。”蒋匀田当即问毛泽东，“有没有谈到如何建立民主制度”，毛说没有。蒋反问道，“毛先生刚刚下飞机的时候，不是明说要和当局谈建立民主制度的问题吗，怎么不谈这一正题，反而商量起地盘分配、军队比例来了？”毛回答说这是“当局要先从小处入手”。听到这里，作为在野党的领袖人物蒋匀田说：“从我们人民的眼中看，就算是谈‘成功’了，反倒是失败。这是因为，和谈而只见两党瓜分利益，人民能得到什么呢？”
令我们阅读史料的人感到惊奇的是，蒋匀田这样说了，毛居然不以为忤，反倒很郑重地问：“依民社党的意见如何才是呀？”蒋匀田郑重表示，“只有建立民主制度的问题解决了，才有可能在共同信守的宪法之下进行政治上的竞争，安排并存的势力。否则，今天表面谈妥，明天一个小纷争又打了起来，遭殃的还是百姓。”
果然，两位大人物这厢谈着，底下的磨擦一刻也没有停：9月17日，蒋介石秘密发出专门对付共产党的《剿匪手册》；10月17日，毛泽东返回延安不久，据解放军总部宣称，国民党在日本投降后已经抢去为共军抢先占领的31座城市；第二天的消息更为血腥：围剿解放区的“阎西山进犯军”35000人被共军歼灭。
这就是半个世纪前两边实力人物的“和谈”。
17军队国家化
1999年春天，大陆的代表已经到了台湾。看来，汪道涵的7月之行，如果没有什么戏剧性的变化，已是指日可待。对于与中共政权修好，台湾开出的条件是“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可谓情理具在、掷地有声。但说到这三项标准的达成，就有文章可做了。因为，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都有一个过程，可以说，自邓小平改革以来，中国就在不断地在“化”着，只不过时快时慢、时冷时热，还没有“化”到火候罢了。惟独“军队国家化”是硬指标，可以说，“化”了就是“化”了，没什么可讨价还价的。但所有的人都知道，对从屠杀的血泊中站起来，开始握住枪秆子，又一次次在血泊中耀武扬威“凡七十年”的中共说来，这一“化”可是性命攸关、非同小可。
但这并不是说，在这七十年间，中共军队就丝毫没有过被“国家化”掉的可能。那机遇出现在1946年，在抗战结束之后、在国民政府为获得美援而被迫接受美国建议推进“政治民主化”的当口。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就在毛泽东为苏联所迫，头戴那顶刚刚借来的遮阳帽，怀着“走一步看一步”的心情到重庆与蒋介石作“和平谈判”的时候，就已经说：看样子中共只有“走法国共产党的路”，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大家“到那边去作官”。所谓走法国共产党的路，也即苏联当时期望于中共的“学习法共的经验”，关键的关键就是照法国那样军队国家化。这条道路，根据当时周恩来向自己的党内同志所介绍的，就是：法国共产党当时认为，如果坚持与资产阶级打内战，必败无疑，已有的政治资本也要赔掉。从而同意将本党掌管的军队交出，编入国防军。法共依旧存在，以在野党资格进入政府。
毛说这话的时间是1945年8月底。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