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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的洛川会议，是以张闻天的报告开场的。由于为人的清正和后来所遭受的磨难，张闻天今天已被奉为伟大的“革命家”、“理论家”等等。惟独这份报告，不见收入他的文集，不知编者认为无关紧要，还是有意为贤者讳。
在他的形势报告里，不乏对于蒋介石在过去的十年如何仇视共党、如何背信弃义的指斥；以及“自己同志”在近期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的评说——这都是我们在日后的史书里读过无数遍的。有趣的是他最后提出的一个的议案。他建议，在这样的局面下，中国共产党应该学列宁，学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聪明绝顶的“一箭双雕”：让侵略者与统治者两败俱伤的策略。具体到中国么，就是坐看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厮杀，最后胜利归人民。
毛泽东接着发言，支持张闻天见解，提出“实际策略”；强调一定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通过这样的办法“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至于政府方面一再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虽然不可以完全不理会，但要“维持绝对独立自主，完全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行事。南京的任何命令，都要先报告延安听候处置。凡不利于八路军的，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托。”
但那时不是1966，也不是1959，在全面抗战刚刚爆发的当口，到会的22个人，多不同意这两位领袖的意见。特别是周恩来，他当时不但依旧是最高“军事三人组”成员之一，更是共产党派到南京、处理种种与政府合作事宜的代表。和五十年代以后对毛泽东唯唯诺诺、奉若神明不同，周恩来当时明白表示：既然已经合作，并同意了接受改编，就不可以公开违抗命令；也不可专打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有利时可打规模较大的运动战——即使因此而蒙受损失，也是值得的，因为在人民面前证明了我们努力抗战。即使在党内，毛泽东“伟大战略家高瞻远瞩”的意图也只能意会，如果大家在会上公开摆道理，对“自保中求发展而自保第一”派显然不利。毛于是建议休会三天。在这三天一里，周恩来被请到一旁“休息”，毛则坚守岗位，亲自对带兵打仗的将领们苦劝——想来，彭德怀就是在那时候发表他“与中央不同”的意见的。工作做通之后，正式发布了很看得过去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共产党的军队接受改编。
会后，新当选的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亲自安排八路军的三个师循不同路线先后开往前线。他当时最担心的是周恩来（他这回当选为军委副主席），担心他按自己的意思有所动作；以及将领们一不小心去充当抗日英雄。还好大家党性都很强，直到11月9日太原失守，三个师都稳在游击状态。
周恩来没有返回南京——以洛川会议的精神，他是无法回去面对的——他去了山西。丢下一句话：“去前线看看，帮八路军干部办点外交”，实际一呆三个月。对此，毛很不满意，一再催他，周只借故不动，还在9月底主持策划了平型关大捷。这场简直成了日后共产党抗日金字招牌的“大捷”也不能让意志坚定的毛改主意。他当时的评价是“以后要避免这种牺牲重大的战斗”，并正式向周恩来、刘少奇发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
在后世共产党人对毛泽东的颂扬中，有一条“在危机的时刻挽救了党”。正是洛川会议策略，使共产党的军队在八年抗战期间，从三万人发展到了近一百万，使得毛泽东的理想：“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得以实现。
12张学良申请入党
我们已经知道，尚在人世的张少帅，已经有一份口述史封存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不知在这份由主（GOD）指点他“说出该说的话，而不说不该说的话”的珍贵史料中，有没有提到他在1936年6月间通过当时延安方面的联络员刘鼎向中共和第三国际表达的“加入共产党”、“接受中共训练”的要求。
这一说法在大陆的“中共党史圈”其实已经流传多年，只因种种“统战考虑”，而使御用史家们不得秉笔直书，于是大家也多把它归入“危言耸听”之类。近年来，由于大量苏共档案解秘，中共这边也在无形之中松了一点口。本来只觉神秘诡谲、险象迭起的西安事变，由于有了硬碰硬的文字史料的公诸于世，终于渐渐离开了对峙双方的叱骂，离开了当代武侠迷们的“连本说部”，离开了英雄落魄、美人情切的哀史，回到后人、特别是后世政治家们应当了然、并从中获得“史实与史识”的原本面目中。
张少帅的要求入党，着实把半年前还骂他“卖国将军”（见毛泽东1935年底致杨虎城信），接着又力促他“反蒋抗日”“自成局面”的中共领导人吓了一跳。但经过慎重的、特别是反复的利害权衡之后，还是由当时的总书记张闻天亲自起草了一封向莫斯科请示的密电（1936年7 月2 日）——历史要告诉我们的，恰恰就在这里。
人们早已熟知的是，张少帅瞒着“大老板”蒋介石（张自己用语）与中共“勾搭”，始于事变前一年彭德怀攻心术：在对少帅的69军攻坚不下之际，改变策略，围城断粮的同时，开始向那些失了家园的东北老少哥们儿喊话。早有联共特别是联苏之心的少帅（当然双方擎在手上的大旗都是抗日），把这一攻心战当作试探气球接上了手。随后，越来越贴近核心的人物迭次出场，双方开始了紧锣密鼓的联系。最终的高潮当然要到年底才发生，但为这高潮推波助澜，也就是说，令少帅下了决心、定了方向、还要“大胆地往前走”的，则是半年以前这个吓人的媚眼——要求参加共产党。
悲剧式地从颠峰落入谷底，堂堂正正的原因又是抗日，张少帅六十年来已经成为重情义的两岸国人同情又敬重的英雄。然而，不能否认的是，和毛泽东、蒋介石、周恩来一样，他也是军阀、也是政客，无论个性上有多少美好的东西，与我们百姓，即有着基本权利的自然法人有关的，只是他们的政治行为。于是，我们不得不深究一番，张少帅的想入共产党，恐怕不是如刘鼎报告所称：他“不仅深觉人类的善恶，深觉人群中孰优孰劣、孰曲孰乖，而且期待社会有极良好之制度”这种“优美的共产天性”；也不仅仅出于此地官方史家常拿来当灵丹妙药使的“周恩来的个人魅力”；也不全因为他在欧洲的时候心仪法西斯（他是墨索里尼女婿的密友。而共产党与法西斯又如此相近）。通观当时国内外局势：两广事变发生；大批非蒋门嫡系者正跃跃欲试；中共更明白许诺他以“国防政府首席和抗日联军总司令”……这都不错，然而最重要的，是当时出现的另一个情况：外蒙古居然不顾什么中国不中国，单独与苏联签了约。
张少帅1929年在中东路问题上曾表现得很有气节（那次共产党可是大丢其人），后来又与法西斯交好，实在相当开罪老苏；苏联对他也曾假以辞色，这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对少帅而言，1936年的局面是，要么依旧拥戴“大老板”，包括按照他的命令在西北“剿共”；若想“自成局面”，最终还要靠苏联。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第一次与周恩来在延安天主会堂作彻夜长谈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苏联的态度。
想来在1936年6月底，在大局势的鼓舞下，这名按照大陆今日标准尚属“青年俊杰”的少帅，是太过相信中共对他的许诺，也太过相信中共、苏共间的“铁”交情了。最后的结果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他渴想并且具体筹划了好几年、关乎他一生大业的举措，为苏共给中共一纸没商量的电报击个粉碎。除此而外，近年来北京这边其实还流传着的另一则有待证实的传闻：
“少帅伴同后来将他监禁终生的蒋介石登上飞机旋梯。匆匆赶到机场的周恩来跑上前去喊道：‘就这么走么？蒋这人可是从来不讲信义的！’张回头望了望这位八个月来与他一直‘感情极好’，‘初次见面就（令他）非常佩服’（张本人语）的美髯男子，一字一句地说的是：‘就我所知，天下最不讲信义的是中共。’”
令我们后人不禁感伤的是，他在讲这句话时，怕还不知道几乎就在同时进行的另一场“勾搭”：就在他与中共关系最热最铁的8月间，毛泽东把正在西安与政府谈判的代表潘汉年召回，将自己的“亲笔信与密电码”送到南京，紧接着还起草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草案》。如果此情他在当就已获知，还会有4个月后的西安事变么？
在军阀与政客间，除了冷冷的实力较量和利益交换，有什么信义可讲？这本是世界有史以来，每一页上都书写着的血淋淋的事实。而中国近代以来的军阀与政客，种种恶行之上，还加上极具实利主义的对外国强权的投靠和依仗——包括一直被捧为民族英雄的蒋、毛辈（他们的故事以后还会再讲）。未完，接下一部分
国共纷争（下）
戴晴（作者惠寄）
13 “片面抗战”和“全面抗战”
洛川会议之后，就在共产党的将领们对毛泽东的策略似懂非懂之时，王明带着国际的命令“从天而降”——乘着当时延安没有多少人见过的苏联飞机，转道新疆回来了。
那时的局势是，国际迫切希望开辟中国战场，以牵制日军北进，打破法西斯东西两面夹击苏联的局面。更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