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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而是一系列的建军原则、条例条令，包括与“支部建在连上”等井冈山箴言直接相抵的“单一首长制”、“军内政治机构压缩和政工人员的改行”等等。
始于1956年，到1958年终于推到前台的“军队反教条主义”斗争，表面上看没有反右反右倾等那么轰轰烈烈——甚至至今没有多少人知道，也不大为史家提起，但从原理上、从打击的对象上分析，对中国未来的损害，则不在其他政治运动之下。因为，这个持续了大约三年的“军队反教条主义”斗争，打击的实际上是刘伯承、萧克、李达等具有职业军人倾向的高级将领，从而使得“枪/党集权”到了和平时期仍可一如既往。斗争总要有口实，这不难，沿用延安时打击读书人的“照搬教科书、马列教条和军事学院教材”即可。打手呢？老于此道的康生无此威望，靠谁呢？
当时彭德怀正在国防部长任上。从井冈山时候起“老彭就是老毛的人”，一直是党内共识。所以，责无旁贷地，老彭三下五除二就把“军内教条主义”给解决了，罪名是“把正规化现代化同我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党的领导和这种工作对立起来，当作全面的建军方针”。
建军节仍定在八月一日，这无甚大碍，因为中共内部南昌起义派职业军人，在与“打江山坐江山”暴动领袖并肩战斗数十年后，心中残存的一点点现代化正规化意念，在迎头棒喝之下已抬不起头。其结局是，一批军校包括黄埔军校出身的上将受到严厉批判；萧克李达调离军队；刘伯承辞去职务，从此三缄其口。
虽然也进过军校、但不属于八一南昌起义群的彭德怀出头做下此事，最大的可能是出于对毛的愚忠；也不排除派系嫉恨和自身不具现代意识。直到被折磨至死，这位以正派敢言、关心民瘼而赢得中共人物群里最佳形象的彭德怀，看来依旧没有弄清老毛让他下手这件事的要害。因为直到文革前夕，被整得死去活来的他诚恳地请他的侄子所转达的对他整过的萧克的道歉，说的不过是：“1958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在毛的威望如日中天的1960年代，是没有人敢、也没有人有可能把话说透的。
07八一宣言出笼
一般人都以为，1936年的圣诞节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开端，因为在那一天，急匆匆地赶往西安的蒋宋美龄得到了她的圣诞礼物：她丈夫的自由——剿匪总司令蒋介石被部下扣押在杨贵妃“侍儿扶起娇无力”的华清池已有两个礼拜。这就是在当时就已经震惊中外，直到今天仍旧是一个历史大谜的“西安事变”。
这件圣诞礼物好归好，却是附有条件的，即“礼物”本人对“停战议和、联合抗日、释放政治犯”的允诺——也就是说，自1927年对共产党开了杀戒之后，蒋总裁不曾间断的围剿与追歼，此时须告一段落，大家先联手对付日本侵略者。
这桩事变由于经过诡秘、主人公命运多蹇，加之各方当事人长达半个世纪的三缄其口，特别是国共双方而今又处于新一轮之僵局，都使它成了数十年来各路史家全力追踪的一个重头故事。
1935年，法西斯在欧洲崛起，日本在中国也步步进逼。奉行“先攘内而后安外”的蒋介石，苦缠7年，小小的共产党依然没有灭掉，而华北眼看着快成为第二个东北。在当时的局面下，在野力量想要抗日，或者说想要借抗日以自保甚至自强，可以有三种选择：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
从共产党方面说，当然希望是第一种。1935年11月刚到陕北，就发出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出卖中国》的宣言，“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蒋介石而血战”。但希望归希望，具体如何操作，还要相机行事。1936年他们遇到的机会是，东北军和西北军不想再在“剿共”上消耗自己了。
几乎就在同时，自己的上司“第三国际”所附着的苏联当局也决不愿意失掉已经获得国际承认的中国政府这样一个同盟军。无论从什么角度考虑，共产党都难于再“死硬”下去。我们今天已经知道的是，在1935年底到1936年底这一年里，共产党“灵活地”转向，走完了反蒋、逼蒋和联蒋抗日这三大步。
蒋介石呢？难道在1936年前后，作为全国“领袖”的他就那么固执、简单，完全不懂平息国内纷争、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会给自己带来的好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一讲的，几乎与西安事变同时发生的另一桩促使国共合作的努力。
原来，在1927年因“清共”而与苏联闹翻的国民党，由于“九一八”侵华事变的发生，已经在1932年与苏联恢复了外交关系。到了1935年，随着日本对华入侵一步步紧逼，再投入大股军队“安内”已难以为继。国民政府不得不调整策略，作出“政治解决红军”的决定。怎么政治解决？蒋介石想走一条便捷的路，于1935年底请苏联出面帮忙。
他不知道的是，苏联在那时，与正艰难跋涉在雪山草地的红军早就失去了联系；更不知道（或者说，虽然知道而未加以注意）的是，差不多就是苏联的“兄弟党联络部”的第三国际，此时已经更换了领导、改变了自己在中国的策略：这就是，中共必须收敛阶级斗争锋芒，努力靠拢蒋介石政府，开辟反法西斯的中国战场，以牵制日本对自己（苏联）的威胁。
由于失去了与境内中共的联络，这一“新精神”的执行者只能是设在莫斯科的、以王明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了。没和国内联络，也没有开会，王明，和三十年代初无条件执行国际极“左”命令一样，立即向右转，按照国际精神起草了那份后来名声大躁的共产党《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对此，御用史家煞有介事地“略去不必要的细节”，而只将“伟大意义”写进教科书。似乎是：长征途中，共产党不计较国军的围追堵截，一心积极呼吁抗日。
王明的这份宣言比他失了联络的陕北同志那份大骂蒋介石的宣言其实还早三个月，可惜在1935年8月的时候，正乒乒乓乓放枪打炮的国共双方都没有注意到它。
08 共产党的两条船
1935年秋天，王明的那份《宣言》发表之后，被邓文仪在共产国际的文件中看到了。他是国民政府驻苏联武官，王明中山大学时代的老同学。带着这个关于共产党重大转向的消息，他立刻回南京报告。蒋看到机会来了，提出两项要求，试探苏联：①有没有可能签订中苏军事互助协定；②有没有可能协助中国政府实现国家统一，也就是说，解决共产党问题。
试探气球发出之后，第二年一月，邓文仪返回莫斯科，直接致信老同学，要求会面。王明的架子端得很大，只请中间人转话：“经开会研究并取得国际同意”，决定由“相当于外交部副部长”的潘汉年出面见他。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潘汉年的故事，这位绰号“小开”，看上去文质彬彬、风流蕴籍的书生，其实是一位忠勇坚强、机智练达的共产理想主义者，最后——在七十年代末——惨死在自己为之贡献终生的政权的监狱中。那时，他正在莫斯科，是遵义会议后，由新的中央所派遣，假装贩卖大烟土，转道香港来到莫斯科与国际建立联络的。
1936年1月，潘邓二人在一位中人家中见了面。双方表示了共同抗战的愿望，并决定不提历史旧账。王明接着出场，邓文仪向他进一步说明“中国需要80个师抗日，但军队都集中在围剿红军上，怎么行”；疑心重重的王明问的是：日本宣传“占领中国领土其实为了反苏反共，蒋也一直巴望日苏战争爆发”，对此怎么理解？还有，我们共产党如何相信国民党会不打我们而抗日呢？
后世论者虽然对王明其人人品多有讥评，但他那时的猜测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就在邓文仪与他商谈的同时，蒋介石已经直接致信苏联政府，要求由苏联向共产党施加压力，使朱毛红军服从政府，交换条件是“苏联即可得到国民党政府这一真正同盟者”。就在邓文仪发回电报说“准备与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一同回南京，联络国内的中共中央，最后进行正式谈判”时，蒋的态度突然变了，原来他所做的试探有了回音，苏联对国共纷争的表态是：“这是中国内政，蒋介石应按照这意思自己去同红军谈判。”显然不打算帮这个忙。蒋介石不仅大失所望而且顿生猜忌，剿共于是继续紧锣密鼓进行。我们从教科书里边熟知的陕北英雄刘志丹就是在这时候战死的。
1936年8月，潘汉年回到了保安（那时候还没有“革命圣地延安”），向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作了全盘汇报，包括与陈立夫的接触。张少帅在那个时候有所不知的是，就在9月间他与中共在西安作初步谈判、真心相信共产党会帮他，甚至打算改信共产主义的前后，毛泽东已有“亲笔信与密码”带到南京。而就在西安事变前一、两个月，一纸《国共两党抗日救国草案》也被秘密带到上海，通过宋庆龄、救国会，转张冲、陈立夫，与政府进行“初步谈判”。
幸而当时因为国民党的“条件过高”，谈判没有成功。否则背着政府与共军有了如此秘密往来的张学良，等不到他发动西安事变，就会给拘禁起来了。
09 瓦窑堡会议
西安事变的所谓“和平解决”，并没有使当权的国民政府下决心，把兵力用到抵抗日本侵略军上。为了维持“九一八”之后日中双方暂时稳定的局面，不“激怒”日本人，当局甚至不惜对要求抗战的“七君子”以“危害国民”的罪名定罪——在那样敏感的局面下。
就在这时，在“西安事变”大约半年之后，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对蒋介石说来，共产党的篡权无疑比异族入侵严重得多，但“先安内后攘外”已完全没有可能，只好正式宣布全面抗战——当然，与此同时，还有对共产党说来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