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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权利，另一边是具有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不可让与的某个
特殊程序权利。在法庭上，行政诉讼参与者具有与诉讼当事
人同等的一般程序权利，因为这些权利在第一个情况中是政
治权利。人民拥有这样的权利，通过运用为检验他们的实体
性权利而设计的某些程序，对于在剥夺他们具有的权利的任
何一个案件中的非正义因素都应当给予考虑并给予适当的掂
量。但是它并不自动地导致他们享有或不享有针对某个特殊
领域或机构的听证的权利。那依赖于大量因素，显然包括法
院在马修斯案中提到的那些因素。法院的错误不是在于考虑
了那些相关因素，而是在于提出了以下假定：假如保险金领
受者的给付被中止―假如那是对法院说明的正确解释― 他
遭受伤害的范围仅仅包括赤裸裸的伤害。保险金领受人一方
必须对道德风险伤害作出适当掂量，虽然其结果很可能仍然
倾向于否决一个充分的司法听证会。
在审理如马修斯案这样的案件中，因为摆在法院面前的
问题是原则的问题，它要求对是否实现了对道德伤害风险给
予前后一致评估的权利予以裁决，所以它是一个判决的适当
性问题，法院简单地交由代理机构去判决那个问题将是错的，
虽然以专家知识为由，这个问题最关键的组成部分可以交由
代理机构去判决。这一点再一次使得马修斯案不同于布谢尔
案。在后面这个案件中，程序问题本身与有关普通政策判决
的其他问题结合在一起，与不明确的应得权利问题结合在一
起。把政策问题委托给政府而非法院的总体制度框架把程序
问题委托给了代理机构。在马修斯案中，存在着一个鲜明的
原则问题，假如法院没有信誓旦旦地声称它们的责任在于说
出什么是人民的根本权利，那么法院便无法推托那个问题。
不过，我们现在必须问的是，就行政代理机构和其他团
体来说，除了我们在本文中一直关注的主题― 实质性非正义
风险― 以外，是不是存在着支持昂贵程序的其他论证。在最
近出版的一部讨论宪法的重要论著中，劳伦斯* 特莱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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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问题 ＇美＇罗纳德·德沃金
（Laurence Tribe ）区分了在马修斯案这样的案件中支持美国
宪法正当程序要求原则的两个不同理由。他说，从字面意义
上讲，这些要求可以被理解为刺激了程序的正当化，因为它
们提高了根本的实体性审判的精确性；或者从内在的本质意
义上讲，当政府以把一些人筛选出来的方式行事的时候，可
以理解为人民具有的独立于程序对最终结果可能产生的任何
影响的某种权利。依他的说法，后一个解释申明了两种权利：
被告知的权利和被告知何以如此的权利，这两项权利从
分析意义上讲区分于对一个不同结果提供保证的权利；相互
交换着的这些权利表达了这样一个墓本观念：作为一个人，
而不是作为一个物，至少应当就对有关事情的处置与其商议”
一因为当政府以把身份明确的某些个人筛选出来的方式―
这种方式很可能以对特定人的假定为前提―行事的时候，它
就得对亲自［向当事人］告知该决定而不是简单处理了事给
予特别关注。〔 12 〕
特莱伯注意到，与第二个解释相比，该法院的实际判决
似乎更符合他自己提出的有关正当程序要求的两个解释中的
第一个，他解释说，也许是因为该法院没有注意到这个区分。
这个分析具有无可辩驳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应当对“特
别关注”的所指对象给予一定关注。它无法表示为要求简单
地关注赤裸裸的伤害的某个或许被忽视的方面。因为虽然在
没有他们参与的情况下暗中作出判决时，人们大多会更加在
意不利判决，但这是任何适当的功利主义算法都能测出的那
种伤害，而不是以下决定的理由：是否应当举行听证会不应
当以这样的算法为根据。无论如何，值得怀疑的是，那种赤
裸裸的伤害在重要性上是否超过了给其他社会保险金领受者
带来的损失，或者超过了给其他联邦福利计划领受者带来的
损失，后者最终将承受昂贵的听证会费用。
所以，“特别关注”的事应当是某个道德伤害的事实或风
险，而不只是一类特殊的赤裸裸的伤害。但是这不可能仅仅
是实质性非正义的风险，因为那是受到程序要求的字面解释
关注的伤害。内在解释指出了道德伤害的一种不同形式。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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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问题 ＇美＇罗纳德·德沃金
么它是什么呢？与人商议而非对其简单处置了事的说法，把
他们视为人而非物来对待的说法，在这里都是于事无补的，
因为这些说法一般属于政治理论。因为它没有说明暗中判决
的明确伤害何以不仅仅是赤裸裸的伤害，而关于处理办法即
把人视为人来对待的命题至多是论证的结论而不是前提。这
些说法没有一个指向以下事实：判决是有关特殊个体的判决，
而不是有关得到许多帮助的一大群人的判决。
我们必须去了解造成如此差异的原因。这些段落的惟一
观点是，针对极少数几个人的判决“很可能以对特定人的假
定为前提”。但是这一观点使我们回到了精确性问题。因为它
认为道德伤害取决于对有或没有特殊资格的判断，并且只要
判断错误，无需进一步论证，便可以视为道德伤害。
所以，想要确立区分于非精确性问题的道德伤害的相关
主题，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也许特莱伯只是认为，宪法正
当程序要求是正当的，因为不精确的行政判决既造成了赤裸
裸的伤害，也造成了道德伤害，在那样的情况下，他的意思
是，不要求在正当程序的字面含义方面和内在本质方面作出
区分，而要求在字面含义的内部作出区分，要求关注保护一
种道德伤害的重要性，那种伤害超出了成本收益的功利主义
算法的范围。
不过我们的确至少有这样的直觉：程序诉讼中存在的问
题甚至比那种道德伤害问题更加严重。假定一个人因犯了我
们绝对肯定他犯下的罪而受到了惩罚，但是没有经过任何审
判。我们感到他遭受了不公正，不过这并不能导出以下结论：
这与他无辜而遭受有罪判决的风险有很大关系。因为我们肯
定那个风险实际上并不存在。毫无疑问，我们的非正义感与
这样一个观念相联系：在社会正式得出关于他们的某种结论
之前，人民必须被告知那些结论。但是这些结论必须是对他
们不利的事情。也许以下说法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它必须
是使他们的道德名誉受损的事情。约翰* 麦基（John Macki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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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问题 ＇美＇罗纳德·德沃金
曾经区分过道德的两种含义，这里我采用的是其广义的解释
〔’3 ］。那将说明公民权利剥夺法的法理和法规，也就是
说，那些法不符合宪法，因为它们是对被指定的个人或团体
之罪的立法裁决，而非司法裁决。
与实质性非正义的风险不同，什么道德伤害存在于这些
单方面的有罪判决之中但未影响到受到惩罚的个体仍然是一
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大，不宜在此讨论。不过布
谢尔案涉及的公路听证会显然不存在任何这样的道德伤害问
题。在判决社会保险金的案件中，或许存在着更多的争论余
地。不过那的确得依赖于基于或暗示了那种判决的理由。
第4 章非暴力反抗和核抗议
一
关于非暴力反抗的这个讨论稿原来是为在波恩举行的由
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有关该主题的一次大会准备的。对于
大多数德国读者来说，这是一个新观念。他们知道，在英美
传统中，非暴力反抗已经得到了详尽的讨论。于是，我被要
求描述这个讨论在英美的情形。实际上，这个观念的历史在
这两个国家多少有所不同。美国经历了一系列漫长的政治分
裂，那些分裂使合法性两难变得特别尖锐。奴隶制是产生哲
学文献和国民争论的第一个焦点。南北战争之前，国会颁布
过《 逃亡奴隶法案》 ，它使北方人帮助逃亡奴隶躲避奴隶
追捕者的做法成为一项罪名；许多人违反了那个法案，因为
良知不允许他们去服从它。宗教教派产生了第二个且极其不
同的服从危机。例如，耶和华见证人教派禁止其信徒向国旗
敬礼，而许多州的法律要求在校学生以向美国国旗敬礼来开
始每一天。耶和华见证人教派拒绝服从这个法律导致了美国
宪法史上几个最重要的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但是它们的法令
首先被理解并且判断为非暴力反抗的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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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问题 ＇美＇罗纳德·德沃金
欧洲人肯定熟悉发生在美国的更晚近的反抗事件。享誉
世界的马丁* 路德* 金（Martin Luther King ； Jr 。 ）领导了一
场反对种族隔离法的非暴力抵抗运动，那个法令曾经使奴隶
制度在南北战争结束一个世纪之后得以继续维持下去。这场
民权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