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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
所以，只有我们承认一个人因为受到陷害而存在着一个
重大的明确的道德伤害的时候，成本效益社会的实践才是有
意义的，但是它不适用于一个人受到错误有罪判决的情况。
这是非常不合情理的。我认为，这解释了把各种程序结合起
来的做法使我们感到莫名其妙的原因。我们必须质问成本效
益社会的程序应当如何得到改变，以便为承认道德伤害留下
地盘。坚持可以想象到的最精确程序的权利，这是必要的或
可能的吗？然而，我们首先必须考虑到我刚才提出的这个论
证的两个可能的反驳：如其实际情况那样，成本效益社会的
程序的确显示了某种道德矛盾。
我曾经说过，它对视无辜不得作有罪判决为绝对权利的
承认表明，它承认道德伤害是一种独立的且重要的伤害，尽
管它对程序问题的庸俗功利主义算法的承认否认了那个独立
性和重要性。有人可能会对这两个主张提出异议。他可能会
说，首先，反对把道德伤害置于赤裸裸的伤害之上和之前的
社会，其惟一目标在于按照某个普通观念（比如说快乐超过
痛苦之净值的最大化）最大化效用的社会，能够很好地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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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问题 ＇美＇罗纳德·德沃金
假如已知其为无辜便不得作有罪判决的’绝对权利。他会认
为，允许官员不认真地对待故意对无辜者作有罪判决的观念
的社会将比不允许官员如此做的社会产生更大的赤裸裸的伤
害。这是现在人们熟知的对普通道德同情所作的双重功利主
义辩护。无论在这里还是在别处，这个辩护在我看来都是背
时的。以这个方式持论的人没有直接的证据支持他们的工具
主义主张。（他们如何知道甚至拥有好的理由去相信，由聪明
的且推祟功利主义法则的官员所组成的社会― 那样的官员
只是在一些特别的时机才会考虑给无辜者作有罪判决― 与
不让其官员如此做的社会相比，从长期的功利性上讲将表现
得更糟糕？）确切地说，他们的论证从我们的道德制度谴责
给无辜者作有罪判决的事实向后倒推得出了以下结论：这种
不作为必定符合任何社会长期的功利主义利益。
不过，我没有必要回答我对这类论证的普遍怀疑。因为，
无论其在其他语境之下多么具有说服力或不具有说服力，对
于普通道德信念的双重正当化在这里都是不得要领的。在我
所举的例子中，成本效益社会的成员（如我认为的我们大多
数人）认为，故意给无辜者作有罪判决是错的，即使那样做
可以获得长期的利益。换言之，他们认为无辜者不得被判有
罪的权利是一项天赋权利，那项权利从长期的效用来看也是
成立的，它不是一项工具主义的似是而非的权利。我认为，
那个假定正好预先假定了道德伤害观念。其次，有人或许会
说，成本效益社会用来确定程序的功利主义检侧实际上并不
反对那个观念，或者说，当一个人错误地受到有罪判决的时
候，并不存在道德伤害，因为即使一个普通的功利主义检测
实际上也将对道德伤害具有敏感反应。假定我们的确发现很
久以前因谋杀而受到有罪判决和惩罚的一个人原来是无辜
的。我们于是发现，正如人们考虑到的那样，对他造成的赤
裸裸的伤害是不必要的，因为要是没有惩罚他，刑法的一般
功利主义政策也会向前发展，甚至发展得更好。我们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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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问题 ＇美＇罗纳德·德沃金
用功利主义语言来反映的赤裸裸的伤害，依据单纯的功利主
义检测便得不到正当化，这使我们对产生它或允许它的程序
感到后悔。当然，我们仍然得承认，这些程序产生过比更精
确的程序本应产生的更多的净收益。因为不必要的赤裸裸的
伤害从总量上讲少于更精确的程序将会产生的附加成本。但
是我们的检测仍然对道德伤害具有敏感反应，因为它确认赤
裸裸的伤害和道德伤害的联系是必要的，因此与允许它的程
序相反，需要把它本身考虑进去。
但是这个论证是失败的。因为在任何相关的意义上，以
下情况都不是真的，赤裸裸的伤害与道德伤害的联系是不必
要的。对这样一个特殊的人作有罪判决，尽管他是无辜的，
会由于许多原因，对威慑发挥特别有效的作用，或者导致了
效用支持的刑法体系的另一个后果。诚然，假如有时出于社
会之长期功利主义利益，允许官员故意认定他们明明知道其
为无辜的一个人有罪（那个可能性是承认与这个权利相反的
权利的理由），那么同样以下情况有时也符合社会的那些长期
利益：某个无辜者被无辜地作了有罪判决。因此它不会导致
以下情况，当我们发现一个过去的不公正的时候，我们还发
现了效用本应取得的一个时机，只要想一想它本该避免的那
个非正义的直接后果。所以，即使发现大量此类意外事故也
不会自动地给予我们一个功利主义的成本去补偿采取更昂贵
程序的成本。当赤裸裸的伤害也是道德伤害的时候，亦即当
那个伤害从功利主义的观点来看也是一个错误― 假如避免
了那个赤裸裸的伤害，那么效用将会提高―的时候，以下情
况便显得更加清楚：赤裸裸的伤害的总量可能极不同于道德
伤害的总量。假如某个社会相信一个又老又病又虚弱的人犯
有叛国罪而错误地把他处决，那么，如果用冷漠的功利主义
术语来考虑，其赤裸裸的伤害可能很小，但是其道德伤害将
很大。当提出以下问题的时候，这个差异将是重要的：那个
伤害的可能性是否使减少伤害发生概率的昂贵程序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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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问题 ＇美＇罗纳德·德沃金
了？在计算总量的时候，假如只按照赤裸裸的伤害的尺度来
衡量这个意外事件，那么它几乎根本没有提出赞成更昂贵程
序的任何论证。但是假如它用道德伤害尺度来衡量，那么它
就严重得多了，所以，这些反驳实际上强化了我的主张，即
使得刑事诉讼问题屈从于庸俗功利主义算法的社会不承认道
德伤害的独立性和重要性。换言之，假如它不承认道德伤害
的独立性和重要性，那么它不承认对于一个无辜者的意外的
有罪判决是一次道德伤害。因此，我想象的成本效益社会的
确在行动上是前后矛盾的。但是这仅仅是我们一开始得出的
结论。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着我列出的第二个问题。假如成本
效益社会是有缺陷的，那么我们是否应当用一个实践取代它，
在那个实践之下，所有其他社会需求和社会利益都得有所牺
牲，以便产生世人曾经见过的最周密而精确的刑事诉讼？通
过把避免道德伤害规定为字面上优先于所有其他需求的需
求，我们将强制执行那个意义重大的需求。以下情况并不完
全来自这个字面上的规定：我们将决不给选择了一个远非最
精确的刑事诉讼找借口，因为除了使无辜者无辜受到有罪判
决以外，可能还存在着其他的道德伤害形式。也许存在着用
任何庸俗的功利主义算法无法捕获的道德错误，比如，由于
社会忽视了对青年人的教育，以至于甚至在字面次序的限制
条件下，支持公共教育基金供应条款与支持刑法审判精确性
基金相竞争，但是受到那个限制支配的社会有义务促成旨在
完全避免道德伤害的制度达到最高的精确性，并且只要在刑
事诉讼上的任何追加开支将能够提高其精确性，那么决不把
公共基金专用于如改善公路体系这样讨人喜欢的事情上去。
我们的社会显然看不到那样的苛刻限制，并且大多数人会认
为它太严厉了。
三
不过，假如我们被迫承认，意外地对一个无辜者作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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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问题 ＇美＇罗纳德·德沃金
判决与故意诬陷他是同样恶劣的，那么我们便无法回避这一
严酷要求。假如出于某个理由一百个潜在的武装暴徒将因此
而改邪归正，我们是否会诬陷一个人为武装暴徒呢？假如国
民总产值将因此而增加两倍呢？假如那种收益的一个给定量
无法正当化对无辜者具有不得作有罪判决的权利的一次故意
侵害，那么那个收益量便无法正当化采用将增加一个人在一
个相关时期作出误判概率的程序。在上一节里，我否定了这
个苛刻的推论的前提。我说过，故意对无辜者偶尔作有罪判
决在道德上是更加恶劣的，因为这个故意行为包含着一个谎
言，因此包含着对人身尊严的特别伤害。现在，重要的在于
判断这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区分的适当根据。因为假如它
不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必须接受有关避免任何误判风险的字
面次序，使其压倒我们从较小花费程序中得到的任何适意心
情，无论多痛苦也在所不惜。
我在此提出政府秉公执法的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
任何一个政治决定都必须平等地对待所有公民，也就是说，
都必须平等地关心和尊重所有公民。以下说法不是这个原则
的组成部分：政府决不会故意给某个人强加比其他人更大的
赤裸裸的伤害，比如，当政府向汽油征收专项进口税的时候，
它就是那样做的。而以下说法是这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