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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月23日，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向驻市直属文化系统宣传队指挥部反映：北京市水产公司、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等几十个单位，为修建防空洞到圆明园遗址拆挖砖石，已有20多天，使圆明园遗址的重点地区，如“大水法”、“西洋楼”一带，遭到严重毁坏。
4月，明十三陵的石牌坊、永陵的台基石条被人拆走。
11月24日，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向驻市直属文化系统宣传队指挥部汇报房山县云居寺塔及石经的现存情况，“文化大革命”的几年中遭到破坏的有：武周长寿二年（693年）“清信女宋小儿敬造碑”浮雕；一佛二菩萨手、面被砸毁；“唐范阳袁方金刚经碑”碑额浮雕手、面被砸；雷音洞内4个佛石柱的部分石佛面被砸毁，雷音洞直棂窗被砸，洞内“大唐云居寺石经堂碑”残段被扰乱，可能有丢失。9个石经洞中已有6个洞门旁的直棂窗被打破。两座唐代石塔门楣及两侧“金刚力士”的手、面被砸；北塔自然损坏日益严重。
1972年3月13日，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对天坛等18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调查，发现存在大量人为破坏，如明十三陵各陵宝城、明楼砖石被拆走；姚广孝墓塔被挖掘；潭柘寺砖塔遭破坏；金代镇岗塔平座外皮砖被剥掉，石制保护标志被砸毁等。还发现使用单位擅自在保护范围内进行施工建设，如五塔寺院内两年盖房六十余间，并在金刚宝座附近设粪池积肥。
6月15日，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对明代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墓情况进行调查。该墓在“文革”初期被拆毁，原有3座墓碑已就地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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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1957年、1960年分别公布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有80项，“文革”中被毁掉了30项；北京市1958年确定的需要保护的6843处文物古迹中，就有4922处遭到破坏。万里长城的精华北京段被拆毁108华里，城砖被搬走垒猪圈、盖房或铺路。至于古墓葬、碑刻、雕塑、书法、绘画和珍本、善本图书等的被毁、被盗，更是难以计数。仅林彪、江青等人窃取的文物即达三千多件，古书、旧书2。6万件，字画1。3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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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清除旧物质文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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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北京市委”垮了，“旧北京市委”的城市规划也垮了。
1967年1月4日，国家建委下令暂停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执行，明确提出：“经和北京市有关部门研究后初步商定：旧的规划暂停执行；在新的规划未制定前，某些主要街道如东西长安街等，应本着慎重处理的原则，暂缓建设，以免造成今后首都建设上的被动；1967年的建设，凡安排在市区内的，应尽量采取见缝插针的办法，以少占土地和少拆民房；今后除了对现有的居住小区进行填平补齐外，不再开辟新的小区。”
文件还特别指出：“有的部门对于贯彻‘干打垒’精神认识还很不够，总认为北京是首都，或者片面强调本单位的特殊性而不愿降低标准。”“为了进一步贯彻‘干打垒’精神，建议北京市组织有关部门的设计单位，按照近郊、远郊、城市、农村、工业、民用等不同情况统一制定北京城区的房屋建筑标准，以便各单位据此执行。”
1968年10月，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被撤销，此后长达4年内，北京的建设是在无规划状态下进行的。在旧城区出现一百多处扰民工厂；四百五十多处房屋压在城市各类市政干管上，造成自来水被污染，甚至引起煤气泄漏，酿成火灾；西山碧云寺风景区由于乱采煤堵塞了泉眼；全市四百多公顷绿地被占；建起来数十万平方米墙薄、屋顶薄、无厨房、无厕所的简易住宅，增加了人口密度，生活环境极为恶劣，形成了“新贫民窟”。
1974年北京市允许各单位在自己的用地内自建住宅，不少单位纷纷在各自的大院内就地扩张，拆平房建楼房，挖小块空地见缝插楼。至1986年北京市政府明令禁止此行为时止，12年平均每年拆房3万至5万平方米，拆房最多的年份为15万平方米，每年新建房高达70万至80万以至近百万平方米，12年共新建房屋1100万平方米，占新中国成立后旧城新建房屋总量的一半以上，其中新建住宅700万平方米，占新中国成立后旧城新建住宅的70％。
由于空院大、密度小的旧房大多是明、清时期留下的王府和园林宅邸，它们分布在旧城中心地区，因此，见缝插楼给北京古城造成灾难性破坏；同时，城市布局也被搞乱，
环境恶化，不少地方堵了胡同，断了交通，增加了市政公用设施的负担。
建筑一旦成为事实就难以更改，“文化大革命”给我们民族造成的心灵巨创，就是这样直白地刻在这个城市的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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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到答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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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清华大学出现批判梁思成的大字报，称他是与彭真同伙的反党分子，是反动学术权威。此后，各种批斗接踵而至。
1968年8月27日，在康生等编造的《关于三届人大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中，梁思成被列入“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嫌”、“国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名单，被中央文革小组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11月7日，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革命师生”召开批判梁思成大会。此后，梁思成病情急剧恶化，11月17日，在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下，住入北京医院，边治疗边检查思想。
在生命的最后旅程里，梁思成回想起1950年他与陈占祥提出的“梁陈方案”，对林洙说：“我至今不认为我当初对北京规划的方案是错的。”林洙回忆道：
思成说：“……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的。北京城作为一个现代化的首都，它还没有长大，所以它还不会得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等病。它现在只会得些孩子得的伤风感冒。可是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现在没有人相信城市是一门科学，但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有案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我至今不认为我当初对北京规划的方案是错的（指《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只是在细部上还存在很多有待深入解决的问题。”
1971年底的一个冬日，陈占祥来看梁思成了。
1957年被打成“右派”之后，陈占祥被送往京郊沙岭绿化基地。
在两年多的劳动改造期间，他数度站在高高的山顶上，一次次闪过跳崖轻生的念头。
与他共同被劳改的北京市建筑设计院被划为“右派”的翻译邱连璋回忆说：
那时，我与你同睡一屋时，你的打鼾声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别人都不愿与你同屋而睡。可我生来不怕鼾声，也听你的鼾声形成入睡的习惯。每当你挨批之后，曾有多少个无眠之夜，听不到你的雷鸣般的鼾声，你在木板床上辗转翻身的吱嘎声，使我也感受到你内心里所受到的委屈确有多重。后来才知道，正是你那些不眠之夜，曾在你的脑海中一霎间闪现过几次轻生的念头。然而，老陈！你终于又挺过来了。
在他被划为“右派”之后，一家人惶恐度日。5个子女的升学、工作、生活均受影响。
孩子们问父亲，为什么当年是到英国留学，而没有去延安参加革命？父亲看着他们，满怀歉意：“因为那时中国太穷了，受人欺负，我以为只有科学可以救国。”
后来，孩子们才知道，父亲那时只知科学救国，并不了解共产党，更不知道延安。
在沙岭基地的山崖上面，使陈占祥没有跳下去的是他对家人的责任，还有他那未酬的壮志。
1960年，他终于被从山里放出来。可回到城里，体力劳动仍然等着他。他那双绘图的手已变得粗糙不堪。
1962年，他终于在设计院情报所理论组当了一名译员。
他把赖特的名著《未来建筑》、维特鲁威斯的《建筑十书》译成了中文，随时介绍国外建筑期刊中一些有分量的文章，通过各国专利报告收集技术资料，供设计人员使用。
1963年建设首都体育馆，馆内所有设施——从屋架到滑冰地面乃至扫冰车，都需要参考国外专利报告进行设计。他就跑到中国科学院情报所专利馆去查阅、研究。专利馆的人对他说：“你是建筑师中第一位到这里查看专利的。”
拆除北京城墙、填埋护城河、长河改道、高梁河变暗沟等等，令他痛苦万分。他想到了二战时希特勒对伦敦的狂轰滥炸，由于缺水，伦敦市民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园被大火烧毁，感叹道：“应即时保护北京现存这些可利用的水系，不使再被湮没。”
他隐隐感到前途难卜。在夫人的提议下，1963年，一家人来到中山公园合了影。
那一天，在故宫筒子河上，他把船划得飞快，引得岸上的人驻足观看。他边划边告诉孩子们，他是在英国留学时喜欢上划船的。孩子们这才知道了泰晤士河上，牛津与剑桥竞舟的传统。
灾难终于降临。
“文革”风暴中，凝聚他多年心血的译稿被烧成灰烬；他被造反派从家里抓走，剃阴阳头，“坐飞机”，扇耳光，吐唾沫；他的藏书被撕毁了，他身上的衬衣被撕成条状……
一位正直的院领导被毒打关押。
他回到家中，气愤不已：“太不像话，把人关起来，还不让人吃东西。”
他边说着边做起了三明治，还调了一瓶奶茶。
他就把吃的送进“牛棚”去了。这一去就没能回来。
给他送吃送穿的是他年仅13岁的小儿子。
每次孩子总是把一包烟偷偷地藏在给他换洗的衣服中。
一回家，孩子就失声痛哭……
对与梁思成的诀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