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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通过了争辩、实践、再争辩、再实践而取得的，十年来争论的问题能够得到完满的结论。并据以进行了广场的建设，这不能不说是建筑艺术思想战线上的一大胜利，是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一大胜利。
在赵冬日看来，围绕着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设计的这场争论，所取得的“大胜利”，其意义不仅在于“打破封建格局，资产阶级的建筑理论和现有一些广场尺度的束缚”，更深层的在于“十年来争论的问题能够得到完满的结论”。这让人回想起1950年赵冬日与朱兆雪联手反对“梁陈方案”的往事。
梁思成也写了一篇文章，与赵冬日的同名，也叫《天安门广场》，有言曰：
……人们纷纷辩论，将来的天安门广场要多宽呢？原来的100米是绝对不够了。加宽一倍？250米？300米？400米？城市规划人员提出了30多个方案。500米！这是经过多年的研究和辩论后的选择。最初有些建筑师用中世纪和十八、十九世纪欧洲广场的尺度来衡量这个大胆独创的尺度。他们害怕它不合乎“人”的尺度，不合乎“建筑”的尺度。但是经过反复讨论，我们体会到，除了“生物学的人”的尺度和合乎他的“生理学”的建筑的尺度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政治的人”、“新社会的人”所要求的伟大集体的尺度。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的政治生活的要求改变了中国建筑师的尺度概念，当然，这种新概念并没有忽视“生物的人”的尺度，也没有忽视广场上雄伟的天安门的尺度。在这种新的尺度概念之下，1958年9月，中国的建筑师们集体建设了广场和它两侧的两座建筑物。
……
在建筑形式上，这些建筑也创造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它们不是外国的形式，也不是中国建筑传统形式的翻版。它们采用了一些中国传统的特征，特别是大量用廊柱的手法。此外，中国传统喜爱的琉璃，也在这些建筑物上用作檐部装饰。这种形式是按照今天社会主义中国人民的需要和喜爱，以我们所掌握的材料、技术，在传统的基础上革新、发展而创造出来的。
这些建筑广场的巨大尺码也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尺度感”。一方面这些建筑不能脱离了平均身高1．80米的人的尺度，另一方面它们更不能忽视五千、一万乃至百万人集体活动的尺度。它们也不能忽视天安门的尺度。在这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我们自己只能说，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巨大的努力，一次大胆的、打破了传统概念的尝试。
新的广场在平时是一个交通广场。它是北京东西主干道和南北轴线干道的交接点。在节日，它是游行集会的广场。广场的绿化部分还是北京市民的游乐休息的好地方。规划工作者相当完满地满足了各种功能的要求。它的幅员十分广阔，在尺度的处理上也是掌握得相当适当的。
在这篇文章里，梁思成似乎放弃了自己曾坚持的主张。但是，1961年7月26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建筑和建筑的艺术》一文，重提“小孩放大”及“合乎人的尺度”问题：
一座大建筑并不是一座小建筑的简单的按比例放大。其中有许多东西是不能放大的，有些虽然可以稍微放大一些，但不能简单地按比例放大……由于建筑物上这些相对比例和绝对尺寸之间的相互关系，就产生了尺度的问题，处理得不好，就会使得建筑物的实际大小和视觉上给人的大小的印象不相称。这是建筑设计中的艺术处理手法上一个比较不容易掌握的问题。从一座建筑的整体到它的各个局部细节，乃至于一个广场，一条街道，一个建筑群，都有这尺度问题。美术家画人也有与此类似的问题。画一个大人并不是把一个小孩按比例放大；按比例放大，无论放多大，看过去还是一个小孩子。
梁思成对人民大会堂设计的评论，被迅速政治化。
1960年1月15日，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党总支会议上，一位教师作了自我检讨：“对国庆工程同意‘西而古’是否定大跃进。”
“很长时间以来，系内有些老师和同学，对我国解放十五年来的新建筑，特别是天安门广场和十大建筑议论纷纭。例如，认为‘天安门是封建帝王和劳动人民爱戴的统一形象’，抹煞了建筑的阶级性。对十大建筑，则冷嘲热讽，指手画脚，认为‘人大会堂是个大小人，中不中，西不西，折衷主义’。”这是1965年清华大学建筑系一位学生的评论。
还有学生不解道：“为什么教师花那么多的精力作有关西方建筑、流动空间、中国古代园林的讲座，却没有一个人开一个专谈十大建筑的讲座呢？”
“文化大革命”中，梁思成更是因此遭到猛烈攻击，他被迫检讨：“‘中而新’在实质上是反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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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中心进入旧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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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文所述，“十大建筑”有6项是在旧城区建设的。
在人口密集的旧城区展开如此大规模的建设，必进行大量拆迁。这当中，天安门广场的拆迁量最大。北京市副市长冯基平领导拆迁工作，仅用一个月时间，于1958年10月上旬基本完成天安门广场工程拆房10129间的搬迁工作，保证了工程的开工。
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要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全部妥善安置被拆迁居民，是难以做到的。有相当一批居民被安置到了简易平房之中，一些地方条件很差，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逐步得到改善。
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对天安门广场工程提出批评。民革中央委员于学忠甚至说，天安门的工程，像秦始皇修万里长城。
东北协作区办公厅综合组组长李云仲，1959年6月9日给毛泽东寄去一封万言书，列举了“大跃进”中出现的一系列严重经济问题，批评豪华的高级宾馆、饭店建得太多，国庆工程也有些过分，“今年各地用在‘国庆工程’投资恐怕有八九亿元之多，这可以建一个年产300万吨的钢铁企业或1600—1800万平方米职工住宅。”
毛泽东对此信作了批示，认为“李云仲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了一切”，但对他敢于直言的精神表示赞赏。
可是，毛泽东能够接受李云仲的万言书，却无法接受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递交的同样是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的万言书，彭德怀及其同情者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遭到批判。
庐山会议本来是要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纠正“左”倾错误，没想到彭德怀的一封信让毛泽东雷霆万钧，反“左”成了反右，引发了1960年更大的“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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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民公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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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在白塔寺西北角，一幢巨大的“公社大楼”拔地而起，这幢住宅楼又被称为共产主义大厦。
这幢8层高的大楼内，每家每户没有厨房，要吃饭，你就到公共食堂里去打。这个大楼，更像一个旅馆，它与真正的旅馆所不同的是它那巨大的集体概念，如此众多的家庭拥挤在一幢大房子里，每一层40多户。
笔者访问这幢大楼时，看到众多人家都在昏暗的走道里搭建了小厨房，而笔者与一位老住户在楼道里的交谈，竟如此有趣：由于楼道内安装的是声控灯光，我们必须通过跺脚的方式获得照明，灯一亮，看见彼此的都是那个大踏步姿势……
自从毛泽东1958年8月在河北徐水称赞“人民公社好”之后，全国各地掀起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仅几个月的时间，人民公社的浪潮淹没了农村，后又滚滚涌向城市，迅速完成了“包围城市，夺取城市”的历程。
率先实行农村公社化的河南省，一鼓作气，在城市建立了人民公社。到1958年9月底，河南全省9个直辖市共建立人民公社482个。195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肯定城市人民公社是“改造旧城市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的工具”，是“生产、交换、分配和人民生活福利的统一组织者”，是“工农商学兵相结合和政社合一的社会组织”。中共中央要求各地放手发动群众，组织试验各种形式的城市人民公社。
于是，城市人民公社浪潮兴起。到1960年7月底，全国190个大中城市就建立了1064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人口达到5500多万人，占到这些城市人口总数的77％。
人民公社及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高潮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它是真正的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全部被改为全民所有制，一切财产归全民所有。在农村，房子姓了公，树木归了公，鸡、鸭、猪充了公，铁锅砸了去炼铁，家家户户不冒烟，全都去吃食堂。除了一双筷子、一只碗是个人的，还真没有什么私人财产了。
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是许多人的梦想。可是，徐水这个典型却因此在1959年和1960年严重缺粮，甚至还饿死了人。不过三四个月，全民供给制就在这里夭折了。
与农村人民公社一样，城市人民公社也刮“共产风”。城里人有的兴奋，有的恐慌，一些人向银行提取大量存款，商店里的手表、金钻戒指等商品迅速脱销。
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一大特征。到不到食堂吃饭被看成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1959年反“右倾”时，一些不愿意去食堂吃饭的人，受到以“大辩论”为名的激烈斗争和断粮等打击，一些支持和同情不去食堂吃饭的干部，被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批判。有些省还喊出了“食堂万岁”的口号。当时全国农村有4亿人口在公共食堂吃饭，占农村总人口的72．6％，一些省还实现了“食堂化”。1960年，为巩固公共食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