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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一律按照人民公社的原则进行建设；东西长安街、前门大街、鼓楼南大街要展宽到一百二十公尺至一百四十公尺，并向外延伸出去；一般干道宽八十公尺到一百二十公尺，次要干道宽六十公尺到八十公尺，等等。
后又经过一年左右时间的修改，北京市于1959年8月把这一总体规划草案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并报送毛泽东主席。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主要是“三年困难”和中苏矛盾公开化，这个草案没有得到中央正式批复，但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北京城市建设大体上是照此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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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图绘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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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的执笔者之一、时任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总图室主任的陈干，于1959年1月写了一篇文章，阐述草案的形成过程，并把“梁陈方案”称作“来自‘右’边的干扰”，有言曰：
来自“右”边的干扰，主要表现为要把旧城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作为世界最完整、最典型的封建帝都艺术陈列馆。为此提出在月坛至公主坟之间另建新城作为首都，以道路联系新旧两城的规划方案。这种干扰遭到了历史的否定……
为什么要把原封不动地保存旧城称之为来自“右”边的干扰呢？既已决定定都北京，旧城如果不能利用，大量建造新房又没有力量，即使有力量，一时也来不及，定都云云岂不成了子虚乌有？而且旧城污秽、破烂、肮脏，拥挤的地方很拥挤，空旷的地方又非常空旷，也都无从处理。从人民的立场来看，这样的首都成何体统？旧北京城的确是我们的瑰宝，但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欣赏这个瑰宝，对于正直人来说，于心何忍？
在这篇文章中，陈干还明确表示支持拆除北京内外城城墙，理由是：不能“削足适履”，不能让“死人”管住活人。否则，就“违背宇宙万有的共同发展规律，即新陈代谢规律”，“人不能为文物活着，应当相反，文物要适应人的需要。”
1954年至1955年与高汉合写3篇批梁文章而闻名的陈干，1919年生于浙江省天台县，1945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工学院建筑工程系；1949年7月抵北平参加都市计划委员会工作，在陈占祥领导下的企划处任助理工程师；1950年至1953年，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资料组组长；1953年7月，调入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城市规划小组；1954年至1955年批判“复古主义”之后，任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总图组副组长、组长，成为编制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主要技术人员。
刚抵北平时，陈干对梁思成十分敬重。
陈干之弟高汉向笔者回忆道：“陈干带我到梁思成家里玩过，他们夫妇俩是才子佳人，对年轻人很热情。当时，陈干特别注意听梁思成对北京建设的意见，大家对他很尊敬，我也这样。”
但在日后的工作中，两人产生矛盾。
分配给陈干的第一项任务是参与筹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负责拟定整治天安门城楼和广场的规划，内容包括：确定升第一面国旗的旗杆和未来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位置；设计天安门城楼内部的装修和广场上旗杆的台座。
陈干认为，只要旗杆一竖起来，加上还要设观礼台，金水桥边的两对华表和狮子就显得摆得不是地方。如果要挪动它们的位置，就会和梁思成早就对他说过的原则相抵触。
据高汉回忆，到北平之初，陈干曾与同学专程拜访过梁思成。梁思成对他们说，整个北平城的平面设计，是一件伟大的艺术杰作。这个城市可以成为一个历史艺术陈列馆，像罗马、雅典那样。
陈干问梁思成：新中国首都要设在北平，这两者怎么调和呢？
梁思成答：第一，可以像美国的华盛顿，北平只是政治中心，不发展工业；第二，可以把行政中心放在西郊，即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这大片空地上，北边可以发展到动物园，南边可以到莲花池。这样新旧分明，各得其便，互不干扰。
“既然梁公的意思已经说得这样清楚，连新的行政中心都要为保护旧城让路，怎么能允许在故宫范围内挪动华表和狮子的位置，影响了它固有的格局呢？”在开国大典前，投入天安门广场整治与规划工作的陈干，一次着急地对前来看望他的弟弟高汉说。
他问高汉是否知道马、恩、列、斯当中，有哪一位讲过什么关于城市改造的话。只要能找到一句管用的，说不定就会给解决这个问题带来希望。
他们找来一本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发现其中一处讲到0的性质：0是任何定量的否定，但也有非常确定的内容；在解析几何中，只要它的位置一定下来，它就成为一切运算的中心，从而决定其他点和线的方向。
陈干极为兴奋，他对高汉说，按恩格斯对0的观点来分析，把北平内城作为一个坐标的话，0点就是紫禁城，城市其他部分，都要据此安排，所以有分明的中轴线、左右对称的格局、有相应的道路系统等。现在，时代变了，皇权成为过去。如果让北平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城市仍以紫禁城为中心，那跟过去还有什么区别？时代特点又何从体现？
他认为，新中国的首都，城市的0点应该定在天安门广场，说得更精确些，应定在升起新中国第一面国旗的旗杆位置上。
怎样实现0点从紫禁城向天安门广场的转移？陈干说，北平城的中轴线上承先秦时代的城市规划思想，所以0点仍然要在这根纵轴线上选定，当然横轴就要随着这0点南移，这只能也必须是东西长安街了。这条大街未来的历史命运，就要被这0点所决定：打通、拉直、展宽恐怕都将是不可避免的，否则就难以和中轴线相称。在这个意义上讲，华表和狮子的位置挪一挪，换个地方，完全顺理成章。它们都必须离开旧的0点，对准新的0点重新定位。从把旗杆位置定下来那一刻起，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的中心就历史地被规定了；随之而来的，就将是整个北京城的改造和新中国首都在亚洲大地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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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图绘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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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干的“反抗”成功了，华表与石狮双双向斜后方挪动了位置。
之后，陈干担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资料组组长。
这时，正值梁思成、陈占祥的“梁陈方案”与朱兆雪、赵冬日的《对首都建设计划的意见》对峙之际。
由于在天安门广场整修时，有了对“0”的思考，陈干赞成将行政中心区放在旧城，他认为对旧城不敢动是缺乏自信的表现，胡乱动则是不懂历史和没有学问的表现。既然中古时代的先人们，能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建起北京城来，那么我们这一代人为什么就不能保存和发展好北京城呢？
他称“梁陈方案”的“致命弱点”在于：1、没有深刻认识“经济必然性”对建都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对解放战争创造者的意愿也没有充分认识，而他们当时正是决定历史主导力量的代表。
陈干希望通过长安街的规划建设，形成一条横贯城市东西的轴线，与传统城市中轴线相交于天安门广场，从而确定城市新的0点。后来，这成为北京城市规划的一大主导思想。在晚年，陈干为使长安街能够按规划建设，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是后话。
梁思成、陈占祥是反对像长安街这样沿大街盖大楼的建设模式的。“梁陈方案”的一位主要反对者——赵冬日，也不赞成长安街东西轴线这种提法。
他与朱兆雪于1950年4月20日提出的《对首都建设计划的意见》，所畅想的与“南北中心线并美”的东西“新轴”，是一条像中轴线那样的建筑实轴，而不是一条两侧盖满大楼的马路。
时隔42年后——1993年1月，赵冬日在《建筑学报》发表了他的“新轴”方案，指出，目前天安门广场还未成为城市的“中心”，东西长安街也没有形成政治性与文化性中心，并且不是东西轴线：
多年来，一直寄希望于把东西长安街作为重点体现全国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突出新中国的“首都风貌”。而且一直根据这一主题，按大干线进行构思与规划，并作为首都的“东西轴线”与古都的“南北轴线”并驾媲美。但是从它完成部分的建设来看，在一条干线上，难于体现出“首都”的政治与文化性质。加之多年来长安街上的个体建筑也没有按规划实施。除天安门广场、民族文化宫等个别地区外，从艺术角度要求，也不太理想。反之，如北京饭店东楼影响了古都风貌的完整。东西长安街本身也无法与“南北轴线”相比，因为它不是轴线，和前三门大街一样，只是一条大路。北京城的南北轴线上有内容，有城门、有广场、有宫殿等多层次建设，每一层次都构成一处景场，每处的景色各异，前后又互相呼应。人在不同的景色、不同的层次中移动，视觉伴随着动态开展，随场景的气氛、韵律、节奏而起伏与深入。其大小空间的变化都具有艺术性、统一性与整体性。这种风貌不是一条大干线及其建筑所能体现的。
他的“新轴”方案是：东起建国门南大街，西至复兴门南大街，轴心通过人民大会堂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中心线，分别向东西两方向展开，由一系列广场及重要建筑组成，其中心规划区，分为政府系列区、文化系列区、科技综合区三部分。
但这只是一个梦想，它被赵冬日坚持了半个多世纪。
陈干与梁思成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冲突”，发生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过程中。
1949年9月30日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大会结束。会议一致通过了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提案，并通过了纪念碑的碑文。傍晚时分，毛泽东主席和全体与会代表来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纪念碑破土奠基典礼。翌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广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随后向全国征集纪念碑设计方案。不久，收到方案约一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