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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愁绪，还是落到柳永身上，还是那条湿漉漉的道路，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
柳永是失败的，但又是成功的，在任何一个时代，像柳永这样的文人是不会受到重视的，也是不会获得任何既得利益的。按照大宋律法，作为一名流犯的后代，他没有资格做到三品官以上的职务的，在辞去屯田员外郎职务之后，在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里，多了一个白袍的影子，整日喝着桂花酒，说着别人不能理解的疯话，就是这样的时代，才会产生这样的人物。
更有戏剧性的是，正是追封“白衣卿相”的仁宗皇帝，在一次进士头衔的授予中，将入围的柳永剔除在外，理由是“浮艳虚华”。这个结语对于柳永来说似乎有些不公正，但是皇帝金口玉言，一说出来就不能更正，这四个字，葬送了柳永一生的官运，却早就了一代词宗。
在开封的街头，柳永淋着大雨，口里高喊着别人听不懂的词句，那种纵情，那种恣意，从骨子里透出来的那种高傲和通达，造就了一首千古绝唱：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
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
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好一个白衣卿相，人世间的豁达，开阔，全部都在里面了，谁也不能不说这是千古传唱的经典，福建人柳永造就了一个时代，他用福建人特有的精明和睿智在为自己寻求文化的坐标，左也不是，右也不是，那就中间吧。
中间不错，就是中间，才有了那一首首欲罢还休的词。他就是这种性格，简单，但是睿智，放荡不羁，但又思维缜密。他的每一首词，都经的起历史的推敲和时间的考验，即使在一千年后的梁实秋读到他的词，都禁不住高喊“古今风流第一人”。
那濡湿的道路，恰逢的梅雨季节，踩在滑滑的地面上，什么感觉也没有，可是就是心胸畅达，就是舒坦，因为那地面是历史的见证，从柳永之后，朱熹、王夫之、林则徐都走过，留下的，是一声长叹，带走的，是一片孤高。
而中国文化正需要这种孤高，只有这种孤高，才能体现中国文化的真正价值。
那是一条比较短的道路，从一个美术馆进去，叫做武夷宫，是宋代的建筑，可惜设计者不懂宋代建筑的格局，不管怎么看都像是明清的建筑。
没见过古建筑的人，看见明清灰墙都会兴奋不已，看惯了古建筑的人，看见这种有些做作的东西就很不能适应，但是好在知道前面有一个柳永纪念馆，就在那个纪念馆里，柳永曾小住过一段时间。
1027年，柳永从余杭回了武夷山，他是被作为昌国州晓峰盐场大使这个职务派回的，这个职务在历史上似乎不可考，用我们现在的话说，相当于一个盐场的经理，不是国家的正式行政职务。柳永目睹了当时盐工们辛苦劳作的情景，悲悯之情油然而发：
煮海之民何所营？
妇无蚕织夫无耕。
衣食之源太寥落，
牢盆煮就汝输征。
年年春夏潮盈浦，
潮退刮泥成岛屿；
风乾日曝盐味加，
始灌潮波溜成卤。
一代词宗（3）
这首词就是著名的《煮海歌》，很长，正是这首词，柳永成功的把小调变成慢词，这不能不说柳永的高明和他的睿智，在宋代之前，诗歌和辞赋一直缺一个重要的环节，那就是纯正的心理独白，这个环节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无论是诗词歌赋，还是小说散文。在宋代，出现了一个柳永，呼啦拉的就把这个关键点补上去了，画龙点睛，就在这一笔。
福建于是在柳永之后就开始了文化的复兴，福建不是海南岛，也不是西伯利亚，海南岛好在还有椰树海滩，西伯利亚好在还有银装素裹，福建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海，只有一座山，登山望海，没什么隔阂。
柳永会去登那座山，但是，未必能望见那片海。
隔了一千年，浙江省的一个盐业管理委员会出了一本关于中国海洋渔业历史的书，就叫《煮海歌》，如今的海，未必是当年柳永之海，但是煮海之声，虽不如黄钟大吕，但仍可以振聋发聩。
柳永到了最后还是被招回了开封，那个城市似乎容不下柳永。柳永就整日混迹于妓院酒楼之中，奉旨填词显然不够他挥霍的，没钱了他就只有卖字画赚钱，他不是杜牧，没有樊川别墅，他也不是王维，右丞这个职务的俸禄可以让他吃一辈子，他是柳永，是一个流犯的儿子，他注定死后出名。
1048年，卧病多日的柳永终于决定离开汴京，他并不是发迹于这个地方，在他离开的时候，只有一个曾经和他交好的妓女来送别他，并为他叫了马车，在送别的时候，颤颤微微的柳永终于从干瘪的嘴唇里挤出这样几句话：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这首词让世人记住了柳永，凭借一首词或是一本书立身的作家似乎是凤毛麟角，有人写了千百册书都不出名。比如说兴办汉堡民族剧院的罗文，他却让后来的莱辛出了名，再比如说拉罗什福科，一本《道德箴言录》也让他享誉全球，可是谁又能像柳永这样大名鼎鼎呢？就是这样一首数百字的雨霖铃，让他成为了宋词的泰山北斗，文学的扛鼎拔山之圭臬大师。
柳永这次去了福建，去了武夷山，六年后，他死在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地方。
我从那条石道原路返回，依旧在下雨。
在雨中似乎重新认识了一个伟大的人物，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沉稳。
宋代是一个黑色的时代，黑色是那个时代的流行颜色，这大概和易经里面的相生相克有关，但是这种颜色，却是和整个时代的基调相吻合的。
黑色是墨的颜色，注定了宋代的书法诗词要繁荣，就在柳永那个时代，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北宋四大家的书法开始名誉神州，各种文论思想、创作精义，都像风起云涌一般在整个大时代里云蒸雾绕。黑色的文化不是黑暗的文化，但是在黑色中的一身白袍，却是一种别样风格。
我低头看看地面，也是黑色的。
黑色是山海的颜色，福建本身就是一个山海的去处，生于福建的柳永指点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生于福建的朱熹创立了中国文化的根本要义，而另一个福建生人林则徐则发出了中国文化最关键的呼喊。在这些人里面，柳永最为飘逸，终生不仕，生的沧桑，死的壮美。
可惜，是我读不懂柳永。
不知多少年后，还会有多少人，走到这里，指点着柳永的诗词，踏着黑色的石板路，雨点敲打着在他们身上，那也是一种自由，一种随意。
或许，他们会有读的懂的时候罢。
过贾谊宅（1）
客居长沙的湖南省委，夜晚翻看地图，突然发现大名鼎鼎的贾谊故居就在充斥酒吧的解放西路上。于是深夜辗转反侧不能入睡，似有重负，宛如贾谊的头像在朦胧中不能摆脱。清早起床，从岳麓山上一下来就直奔贾谊的故居。顺路一问，虽然贾太傅是长沙人，但是忘却的人却真的不少。
弯来弯去，居然在一条市场内找到了贾宅，那里地处闹市，世俗气息让人窒息。湖湘文化的源头，竟然委身于这样的一个拙劣环境。我绕过那些摊点，径直往一座门牌楼走去，门上有四个新刻的五个阴文字“贾太傅故宅”。
当地朋友说，这里要扩建，扩建为二十二亩的新宅院，老的都要拆除。
我问，能不拆除吗？
朋友说，政府也不愿意拆除，要花很多钱的。是文化界的人要求重修。
我默然。
宅院灰墙黑瓦，是明清的风格。湖湘文化源远流长。中国的两大非主流文化一个是巴蜀文化，一个是湖湘文化，竟然是两个汉代同时代的作家开创的，成都人有一座神仙桥，是纪念司马相如的，长沙有一条太傅巷，是纪念贾谊的。
走进小门，是一座四方的宅院。左侧有一个贾谊井，传说是长沙最早的井，走过去一看，井是古井不假，周围的石栏都是后来才修的，尽管是古迹，但是看起来还是不是那么的对味。茂林修竹，芳草萋萋，营造出来的古典气氛毕竟不如真实的古典气氛来的那么舒服，那么贴切。
走到井边看看，里面还有一泓清水，在阳光下显露出晶莹剔透的斑斓色泽。
穿过长长的宅院，就是贾谊祠堂。里面有一座漆黑的塑像，是为贾谊修建的。与梦中那个模糊的样子相仿。贾谊一生坎坷多舛，塑像也是一副愤世嫉俗的样子，和屈原无异。长沙本身是屈贾之故乡，屈原贾谊都是汉赋的流派创始人，两个人又都是楚文化的奠基人。屈原被人记起了，而贾谊呢？
长沙没有对不起贾谊，这或许是贾谊自己的选择。我甚至无法想象，在那样一个环境里，是如何进行那种思维的。一个早市的青年政论家，在一个特定的时代下，一方面写出了让人佩服久已的《过秦论》，一方面又写出了流传千古的《论贵粟疏》，这种自然但又现实的表达，折服了汉代以来的大批作者。
清晨漫步在贾家老宅，里面悄然无一人。晨曦在屋檐上发出灼眼的光芒，那是一个炎热的季节，除了聆听蝉鸣不已之外，还能静听自己的脚步声。这种声音，是对我的一种执著思考。
我不停的用我的脚步声反思自己，也不断用自己的脚步声拷问自己走过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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