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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躲在里面，等红军打过来。可是一直没等来——一发炮弹也没落到这儿来。”
他俩被安顿在土窑里，村妇每天给他们送吃的来。
两个在要塞里一直忍饥挨饿，后来又身陷囹圄的朋友，头几天怎么也吃不饱，吃起来似乎没够儿。一个村妇送来一小桶汤，两人一会儿就喝得点滴不剩，接着还会这么痛快地把另一个村妇带来的一大罐奶油粥吃得精光。有时他们自己也担心，吃这么多东西会不会撑死，可是极度虚弱的身体需要食物，所以他们还是不住嘴地吃……
到了第四、五天头上，他们才觉得饱了。但是由于长期受饿，现在又患了一种奇怪的病症，就是杰克·伦敦在小说《生之欲》中描写的那种病。象这篇小说的主人公一样，他们总觉得饿，总觉得马上就会断食，吃的东西又会匮乏，所以必须多多储藏。这是一种本能的兽性的恐惧，是他们忍饥挨饿所引起的心理变态。热心的村妇仍象头几天那样带来许多食物，虽然这两个朋友现在已吃不完，可每次都照收不拒，生怕别人断了给吃的，他们又要挨饿。
一个村妇送来一锅汤，他们感激而又贪婪地赶紧把它拿过土窑。第二锅汤送来了——又被拿了进去。带来的馅饼、甜馅饺子、薄饼——全都送进土窑存了起来。
第二天该把铁锅、铁罐还给村妇了，可要把那么多东西吃掉，即便是一头大象也无能为力。于是只好把剩下的东西倒出去喂狗，装出一副把东西全吃光了的样子。村妇们哎哟哎哟地惊叹着，不过还晕按时按顿地送来装满食物的大钵和铁锅——这个村子不穷。只是狗都跑到逃亡者的土窑附近来了——大部分食物都进了它们的肚子。朋友俩仍象头些日子那样，非常担心得不到大量吃的。
这种病态逐渐消失了。他们的身体得到了恢复和休息。于是村长给他俩找来一个向导。他们告别了殷勤好客的主人，第二天便到了布格河对岸。
他俩有时在农民家里于活，有时设法慢慢往东走，流浪了整整一冬。一九四二年末，在巴兰诺维奇市附近，别索诺夫遭到警察逮捕，又被押回了战俘营——先到波兰，后到德国。不久他又出逃了。他经历了千辛万苦，一九四五年春在克拉科沃市附近遇到了我军，在军中服役到一九四六年。
布扎科夫同朋友分手之后，一年后流落到平斯克地区，加入了著名游击队员费多罗夫领导的一支游击队。一九四四年游击队编入正规军，一九四五年三月攻击布勒斯劳时，列兵布扎科夫身负重伤——失去一只手臂。
直到战后别索诺夫复员回到克拉斯诺达尔时，朋友俩才重逢。可是现在只剩下他们两个了，加伊沃隆斯基正象自己所预料的那样，已在战俘营里故去。
第五章 佩带红星勋章的上尉
一九五五年，我在克拉斯诺达尔第一次见到布扎科夫和别索诺夫，从他们口中听到一个关于佩带红星勋章的上尉的有趣的故事。
事情发生在保卫战第。天，要塞已处在严错的封锁之中，德军占领了一二五团驻地，隐蔽在紧靠穆哈维茨河的要塞墙上。他们多次企图过河突入中岛，但营房窗口的火力每次都迫使他们又退了回去。
天近傍晚，双方的机枪不时仍在对射，不过在夜幕降临之前，紧张激烈的战斗渐渐平息了。
突然所有的人——隐蔽在防御阵地里的观察哨和射手们——都警觉起来。对岸，德军占领的要塞墙脚下，灌本丛中闪出一个人影。打这边可以看见，那人身着军官制服，手里拿着转轮手枪。
他钻出树丛，两步跳下河岸陡坡，把手枪插入枪套，猛地扑到水里。他双手用力划动了一会儿，游到了我方岸边。射手和机枪手担心他是奸细，所以便瞄准了陌个人。不过，对方仿佛发觉了。
“不要开枪！自己人！”他喊了一声，迅速地上了岸，跳进了最近一个营房窗口。
随后，德军机枪发出爆豆般急促的响声．不过为时已晚。
此时，在整个营房一线，始终紧张观察着泅水者的战士们高呼起”乌拉”。各房间的战士都跑向这位陌生指挥员进入的房间。
别索诺夫和布扎科夫也匆忙赶了过去。指挥员身旁围着一群战士，他站在那里喘着粗气，身上的水滴滴答答往下直淌。朋友俩一眼认出这个上尉；他们同在一个团服役，以前常常见面。他没戴军官帽，但穿着一身军官制服，腰上紧紧扎着皮带，肩上斜挎着武装带，胸前佩带着一枚红星勋章——参加芬兰战争的奖赏。
上尉喘息了片刻，从枪套中拔出手枪，用手帕把枪仔细擦拭干净，然后微笑着环视了一眼周围的战士。
“我说，你们这儿情况怎么样？不太妙吧？”他问道，然后抬手指了指城市方向，补充说：“那边的情况也不妙。我军暂时在撤退。”
“上尉同志，您是从城里来？”有人好奇地问。
“是的。好不容易才到了你们这儿。到处都是德国鬼子。现在要和你们一块儿拼了。”
他开始拧干制服。关于一个“当官的”只身冲出德军包围圈来到要塞的消息，已经在防御阵地传播开来，战士们纷纷来到这个房间。
“有指挥员吗？”上尉突然冲大家问。
人群中站出两个人：一个穿一件很脏的衬衣，另一个身着士兵服装，没扎腰带。
“我俩是中尉，”其中一个说。
上尉从头到脚打量了他俩一番，轻蔑地冷笑了一声。
“中尉？”他嘲讽地又问了一句，“看不出来。”但他立刻换了口气，生硬威严地说：“限你们二十分钟整理好军容风纪，然后按规定报告。否则按胆小鬼枪毙。跑步——走！”
两个中尉慌忙离开房间去执行命令。战士们默不作声，赞许地相互交换了眼色：“嘿，和这个人可含糊不得。说话管用的来了。”
上尉确实马上把这个防御地段抓了起来，在此之前，这地方个别指挥员忽来忽去，战斗一直主要靠几名中士指挥。他重新布署了步兵射手和机枪手，任命那两名穿上带标志服装的年轻中尉担任排长，并同祖巴乔夫和福明指挥的防御地段建立了联络。他果断、严格，勇于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凭着自己那种刚毅果决、朝气蓬勃的神情，鼓舞了战士的斗志，大家热爱他，称他是”恰巴耶夫”。
上尉来到以后，战士们的士气高涨起来。他不停地四处奔波，和战士们谈话，总爱和大家开玩笑，发现战斗中表现突出的人，就记入厚厚的笔记本里，并大声宣布，以后要呈请对他们予以奖励。
只是在保卫战最后几天别索诺夫和布扎科夫才发现，他变了——神色阴郁，沉默寡言。看得出来，他已经确信，得到救援的希望破灭了，冲出要塞的企图必然受挫。有一次他来了，不过役佩带红星勋章，也没带放笔记本的军用挎包。别索诺夫问他勋章放在哪儿时，上尉挥了一下手。
“藏起来了，”他简短地回答说，“战后，也许有人会发现勋章和笔记本。”
此后，他俩再也没见到上尉。不料两天后被俘时，有人告诉他俩，上尉用手中仅有的一颗子弹自杀了。
这个布列斯特要塞英雄究竟是谁？
查找的困难在于，别索诺夫和布扎科夫都不记得他姓什么。不过两人都觉得，他是第四十四团副参谋长谢缅年科上尉，就是《第一号命令》中提到的那个人。
很长时间我对谢缅年科的命运毫无所闻，也认为他已自杀身死，尽管别索诺夫和布扎科夫并没有亲自目睹此事。后来，我又找到了一个四十四团的要塞保卫者，据他回忆，他在德国战俘营见到过一次谢缅年科，就是说，所谓自杀的说法并无根据，上尉还活着。
不过，直到档案中发现了第六师、第四十二师指挥员名册时，寻觅上尉的实际可能性才出现了。如前所说，根据这份名册，我找到了加夫里洛夫。我在名册里又发现了上尉谢缅年科的情况。
他确实任副参谋长一职。他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出生在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市附近的一个地方，应召入伍前一直住在那里。
谢缅年科战后会不会又回到了故乡？今天会不会仍住在尼古拉耶夫市？这样的推断是完全有根据的——因为数百万军人复员或从战俘营获释后都返回了故乡。于是我致函尼古拉耶夫市委，请求告知谢缅年科是否住在该市。我的推测得到了证实：谢缅年科果真住在尼古拉耶夫市，——市委的同志给我寄来了他的地址。我立即和他通信，并于一九五五年来到尼古拉耶夫。
谢缅年科在站台上迎接了我。我发现，他身材魁梧，宽肩膀，大脸盘，浅黄色的头发，留着平头。当他兴奋、热烈地同我握手时，我禁不住哎哟了一声—一从这有力的一握可以断定，谢缅年科确实力大如熊。尽管我一再客气，他仍夺过我手中那只塞满笔记本和书籍的沉甸甸的皮箱，毫不费力地悠荡着它，带我坐上了他的车子——他在市里一家汽车公司当司机。
到了旅馆以后，我问他：“您的红星勋章呢？后来没重新为您授勋吗？”
谢缅年科笑着耸了耸肩：“我没有什么勋章。不够资格。”
“不是参加过芬兰战争吗？”
“但是从来没得过勋章，”谢缅年科摊开了双手。
“那么清问，战争第二天您不是涉过穆哈维茨河冲进要塞吗？”
没有，那不是他。从战争爆发开始直到成了战俘，谢缅年科始终没离开过布列斯特要塞。他一直在第三三三团和四十四团防御地段上，指挥部分战士，抗击中岛德国鬼子的冲击，还和一名不相识的准尉利用火炮击毁了一辆德军坦克。
我问谢缅年科是否知道提到过他名字的《第一号命令》，他说不知道，不过他在要塞听说过，根据祖巴乔夫的推荐，他被任命为综合兵群的参谋长。可是，此时德国鬼子重新占领了教堂，切断了福明和祖巴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