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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祖国的赞扬
几年以前，我曾随现居莫斯科的前要塞保卫者给莫斯科一家大科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作过报告。在谈到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的经过和介绍要塞英雄时，我翔实地讲述了加夫里洛夫少校建立功勋的历史和被俘后的经历。
当保卫战参加者作完了回忆报告后，大会主席请研究所科研人员沙努连科工程师发言。在类似的集会上，最后，必然有一位听众代表讲话，向要塞保卫者表示敬意和感谢，对此我们已经习以为常。
不过，沙努连科的发言却一反常规，所以他的头几句话便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我怀着异常激动的心情谛听了加夫里洛夫少校的故事，”工程师说。“因为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当加夫里洛夫被俘后，押到布列斯特南镇时，我正好也在那个战俘营里，和我们的战俘关押在一起。我记得德军士兵抬着担架走过我们身边的情景，上面躺着一个身着破烂不堪的军官服装的人。他浑身黝黑，枯瘦如柴，虚弱到了极点，看起来简直象个死人。可是有人告诉我们，这个指挥员只是负了伤，失去了知觉，一小时之前，他还在要塞里同数十名希特勒匪徒拼杀，表现出罕见的顽强斗志。”
沙努连科说，当担架被抬往战俘营医院后，一个德军将领来到这里，走到战俘跟前，面对战俘说：“刚才送到战俘营的，是红军英雄、少校加夫里洛夫。他在要塞战斗时，表现出无比的英勇和顽强。即使是敌人，他身上的英雄气概我们德军指挥部也是非常景仰的。所以我命令把加夫里洛夫安排在单间，并由我们军官食堂向他提供食物。”
沙努连科的这个见证非常有意义。不过，加夫里洛夫少校后来的全部经历证明，希特勒将领冠冕堂皇的言辞不过是彻头彻尾的伪善的故作姿态罢了。
神志清醒后，加夫里洛夫首先看见的是守卫在房门口的德军士兵的刺刀。他明白：他被俘了。他为此感到悲痛，于是又失去了知觉。
当他彻底苏醒后，确实有人给他送来了所谓的好饭好菜。可是，他不会咽东西，而且食物相当粗糙。为了抢救他的生命，医生开始给他灌食。
加夫里洛夫的头脑清醒过来之后，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证件。他是否已经把它们销毁？会不会落到敌人手里？敌人是不是已经知过了他的身份？加夫里洛夫回想到，在暗炮台里，他已经处在半谵妄状态。清醒过来后，他一直都在挂念着销毁证件的事。不过，是不是这样做了呢？他实在记不得了。
当体力刚一恢复到能够抬动胳膊的时候，加夫里洛夫当即摸了摸上衣胸前的口袋，发现里面的证件没了。所以他决计给自己起个假名，以防万一。
几天之后，来了两名德军士兵。加夫里洛夫被他们从病榻上拉了起来，带去受审。
在战俘营办公室里，等待他的好象是一个希特勒党卫军冲锋队的军官。加夫里洛夫被让在办公桌旁坐下，好容易才支撑着没有从椅子上栽倒。他虚弱得眼里直冒金星。
“姓什么？”党卫军分子通过翻译问。
“加尔金，”战俘用微弱的声音回答。
军官用拳头狠狠地捶了一下桌子。
“不对！加夫里洛夫！”他威吓地叫喊起来。
现在清楚了，证件已被希特勒匪徒缴获。但加夫里洛夫决定周旋到底。
“军衔？”接着提出了第二个问题。
“中尉，”加夫里洛夫说，“中尉加尔金。”
“不对！你是少校！该死的猪锣！”党卫军分子发疯似地呼叫着，从安乐椅上跳将起来，一拳打到加夫里洛夫脸上。
德军将领花言巧语宣扬的对敌人英勇精神的景仰，实际上不过如此而已。
当敌人把加夫里洛夫从地板上拉起来时。他苏醒过来了。看来，党卫军分子决定终止审讯。战俘被架了回去。
加夫里洛夫双脚拖地，脑袋无力地低垂着。士兵把他拖到院子里，突然把他背靠砖墙放在一座房前。
“完了！”他脑子里一闪。
他在等待枪声，但却听到了喀嚓连声的奇怪的轻响。他吃力地抬起头，瞥了一眼。原来对面站着一个德国军官，手里拿着照相机，正在给加夫里洛夫拍照。
士兵把加夫里洛夫拖回医院，放在原来那张病床上。以后再也没有审讯他。
可是加夫里洛夫明白，一俟他身体稍有恢复，敌人决不会轻饶过他。应该设法从战俘营当局眼皮底下躲开，即使短时期也好，这样德国鬼子就会暂时忘掉他。
给加夫里洛夫治疗的我方军医彼得罗夫和马霍文科帮了这个忙。他俩声称，被俘的少校染上了伤寒，于是他被转送到伤寒隔离病房，那地方德国人是不敢涉足的。他在那儿度过了几个星期，这期间经过医生的努力，健康状况稍有好转。
当他能下地走路时，彼得罗夫和马霍文科两人又把他安排到战俘营的一个厨房里干活。这简直就是救了他一条命：即使在战俘营食物极为匮乏的情况下，守着厨房总能吃到点好的，把体力恢复恢复。
战俘里许多人都知道加夫里洛夫少校的功绩。大家尊敬他，常常向他提出一些问题：“对前线的局势您有什么看法？”“红军能不能经受住希特勒匪帮的进攻？”等等。每次，他都利用这种机会和大家谈心，向他们说明，敌人的成功是暂时的，苏联在这场战争中必胜，这是匆庸置疑的。这些谈话使战俘们振奋了精神，更加坚定了对我们的事业必将取得胜利的信心，帮助人们更加坚强地克服战俘营生活的困苦艰难。
这样一直延续到一九四二年春天。后来南镇大营解散了，加夫里洛夫辗转于波兰和德国的几个战俘营，此后不久，又流落到德国哈麦利斯堡市附近。希特勒匪帮在当地组建了一个很大的军官战俘营，那里监押着数千名我军被俘军官。
在哈麦利斯堡，命运使加夫里洛夫和卡尔贝舍夫中将相逢，后者是我国著名的军事工程师，伟大卫国战争的杰出英雄。早在一九四一年，身负重伤的卡尔贝舍夫就陷入法西斯囹圄，一直被监禁在战俘营。敌人使用各种伎俩诱使他降服，但他对此嗤之以鼻，表现了惊人的尊严和骄傲。这个热情如火的爱国主义战士，为战俘营的战友们树立了苏联军人的楷模，他始终不渝地鼓励人们以英勇不屈的精神战胜敌人的奴役和各种可怕的考验。
一次在同卡尔贝舍夫交谈时，加夫里洛夫问他，对战争何时结冰有什么看法，将军忧郁地笑了笑。
“咱们再喝上一千次这样的稀菜汤，战争就会结束了，”他说，可立刻又补充了一句：“毫无疑问，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
在战俘营里，难以下咽的稀菜汤每天只给一次。这犹是说，按照将军的看法，只有到三年后战争才会结束。加夫里洛夫当时觉得这个期限太长了。只是后来他才信服，卡尔贝舍夫的话具有何等的先见之明：战争果然在这次谈话后大约三年才结束。可是，将军本人却没有能活到胜利的一天：在茅特豪森死亡营里他被希特勒刽子手野蛮地处死了——党卫军分子在严寒的冬天用冷水浇在他身上，直到把他冻成一块巨冰块。
在哈麦利斯堡战俘营里，加夫里洛夫数度打算出逃。可是战俘营位于德国腹地，而且警卫森严。加之加夫里洛夫经常患病，严重的疟疾常使他卧床不起，战伤和震伤又留下了明显的后遗症——少校几乎成了个聋子，右手根本不听使唤。因此，逃跑的计划一直难以实现，直到胜利前夕他才获得了自由。
在受敌人奴役期间，加夫里洛夫的表现始终无愧于一个共产党员和苏联公民的称号，在敌人面前他从未卑躬屈膝。他轻易地通过国家审查，恢复了少校军衔，一九四五年秋重新受到任用。
这种安排看起来的确有些出乎意料。一个刚刚经受了战俘营那恐怖的、灭绝人性的制度的考验，忍受了敌人对手中战俘非人侮辱的人，现在竟又被任命为苏联西伯利亚日军战俘营的首长了。
人们一定以为，这个人准会在战俘营里变得冷酷无情，他似乎现在可以以某种方式把他所遭遇的不幸统统发泄到敌人的直接同盟国身上了。但是，在这方面加夫里洛夫也同样表现出一个真正共产党员和苏联人的胸怀和气质。他以特有的人道主义精神，把监押战俘的工作组织得无懈可击。他预防了战俘中伤寒病的流行，制止了日军军官在经办俘虏供应事务方面的舞弊行为。我看见，他家里有一些表彰他在战俘营工作出色的奖状。
但是，他在部队服役的时间不长，战后苏联武装力量迅速削减，首当其冲的是从前的战俘。他被安排退休，靠退休金过日子。给他规定的退休金有限——当时，对于当过战俘的人来说，服役年限竟不把卫国战争那几年包括在内，所以靠这点钱度日是不容易的。加夫里洛夫携带他的后妻迁居克拉斯诺达尔，那是战前他长期供职的地方。他节衣缩食，在市郊盖了一座简陋的小屋。
不过，物质困难并没有把他吓倒。这时候还有一件事情一直沉重地压在他心头。原来，从战俘营出来之后，他一直没有恢复党籍。他就此多次上访，但得到的答复是，他遗失了自己的党证，所以应该同其他人一样，重新履行入党手续。
对他这个从青年时代起就把自己的命运和党联系在一起，处处都以一个布尔什维克要求自己的人来说，这种决定实在太令人痛苦了。他向我叙说了自己的苦恼，我答应他回莫斯科后一定帮忙。
从克拉斯诺达尔一回到莫斯科，我立刻跑到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介绍了我所了解的加夫里洛夫少校的情况。监委工作人员建议我给加夫里洛夫写信，要他马上把恢复党籍的申请书寄来。不用说，这件事他是决不会耽搁的。从我这方面也给监委写了报告，说明加夫里洛夫少校在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中的作用，介绍了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