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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年的部队服役生活中，他增长了多少见识啊！一九三九年秋，他随军参加了解放西白俄罗斯的行动。一年以后，当红军进驻拉脱维亚时，他又身背战鼓，以一个军容整洁、举止英武、神情充满自豪的小兵的姿态行进在军旗下全团的最前列。在城市和乡村，热烈欢迎我军的拉脱维亚人怀着无限喜悦的心情向他抛掷鲜花，有时甚至把这个少年鼓手当作英雄高高举起，抬在手上。
无论该团在哪里驻扎，指挥部和他哥哥尼古拉都特别注意小彼得的学习，不让他丢了学校的功课。虽然少年在心里觉得队列训练和音乐课比学校里干巴巴的功课更有意思，但是为了不让指挥员批评他，他在班级里也努力不落在别人后面。他是团的乐队队员，同时又是中学生、战士和稚气十足、活泼好动的孩子。不知怎么回事，亲人、指挥员、老师、战友和学校里跟他一般大的孩子都特别喜爱他。
小彼得的熟人和亲友给我介绍的一切情况，都从积极方面肯定了他。在大家心目中，他是一个真正的苏联人，是一个天赋聪颖、心地善良的小伙子，是一个毫无私心、待人诚挚、正直忠诚、助人为乐的好同志。
实在不明白，这样的人怎么会成了罪犯。彼得到底犯了什么罪？我决心要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在一封信中，我请他毫不隐讳地把自己的犯罪事实告诉我，于是他在复信中详细地叙述了事情的真相。原来，他本人并没有犯过什么罪。在这件相当重大的犯罪活动中，作案的是他以前的一个同学，他当时在场，后来又受到错误的哥们义气的影响，未能及时揭发，使罪犯得以继续进行危害极大的活动，从而在法律上成了同案犯。
看来预审员对待此案相当不负责任，甚至怀着先入为主的偏见。彼得被宣判为直接同案犯，因此受到了严惩——被判处二十五年徒刑，并被流放到我国北方。
无论他过去在艰难的生活中受过多少锻炼，但这次打击还是几乎使他一厥不振。在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恐怖的日子里，他不怕流血牺牲，时刻冒着生命危险。然而那是在战争中，而他则是作为一个战士去同祖国的敌人，同人民的敌人进行殊死斗争。后来，他又饱尝了战俘生活的各种苦难和到德国做苦役当奴隶的种种屈辱。但他知道这些都是万恶的敌人对他犯下的罪孽。
现在的情况却截然不同了。他受到了祖国的惩罚，这可是他深深热爱和无比珍贵的祖国啊！从精神上说，这种惩罚比之他所经历的一切更为可怕。
他认识到自己犯了罪，并准备接受应得的惩罚，可是对他来说，这种惩罚毕竟太重了。而且问题还不仅仅限于他本人。主要的是他仿佛沾污了自己的亲人，给母亲、哥哥、姐姐都抹了黑，——这些诚实的苏联人对他曾寄予希望和信任。一想到这些，他便会不由自主地痛恨和咒骂自己。彼得这个从前一直是朝气蓬勃、活泼乐观、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从不气馁的人，如今突然觉得他不想活下去了。良心的谴责远远胜过了法庭的严厉判决——他自己给自己判了死刑。
他做出的决定从来都是算数的。当时，北方的犯人正在修筑一条铁路。在一个暴风雪的严寒日子里，大家都收工了，他却没离开工地，悄悄躲到一边，躺在了雪地上。他一动不动，起初全身打着寒战，接着一股舒适的暖意袭来，催人欲睡，不一会儿，彼得已被冻住，朦朦胧胧地睡了过去。
当人们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被暴风雪埋上了一半，不过还活着。他在医务所里住了三个月，切除了几个冻坏的脚趾，肋部留下了一个时常作痛的毛病。这是他这次自杀未遂的终生纪念。不过，后来他却再也不想自杀了。他心里重又燃起了生命之火。
他决心老老实实、不遗余力地劳动，希望早日赢得祖国的宽恕。铁路竣工后，他被送到马加丹州，在那儿他当上了汽车修配厂的钳工，后来又被送到矿上干活。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他的人事档案中，记载的全是奖励，从来没有受过处分。就这样他度过了六年刑期。
我把有关彼得一案的全部材料，凡能搞到的，全都收集起来，因而确信他的罪行是被严重夸大了，他所受到的惩罚显然过重。最高军事检察院有几个同志以前曾帮助我给菲尔恢复名誉，如今我又请他们对彼得一案作一次调查，提出自己的看法。案卷被调到莫斯科，对之进行了复查，结果，我的推断得到了证实。彼得的罪行本来就不太严重，加之他在布列斯特要塞的表现又是那样英勇，所以完全可以大胆地为他提出免刑或减刑的申请。
我先给布列斯特的伊格纳丘克和平斯克的瓦莉娅各写了一封信。这两个人以前都向我介绍过布列斯特里塞战斗期间小彼得的英雄行为。我请他俩把这些情况整理成文字材料，然后签名盖章，再将这些材料寄给我。我本人又详细地写了一份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的申诉。我把伊格纳丘克和瓦莉娅的证官材料附于申诉之后，一并寄往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一连几个月主席团认真地审理了这一案件。他们调查了全部情况，还从彼得的原工作单位和服刑单位要来了他的鉴定，所有的鉴定内容都非常好。案情其实不重，完全可以提出免予刑事处分的问题。
总之，一九五六年一月初，我接到彼得的一封来信，上面的日期是新年前夕——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彼得给我写道：
“尊敬的斯米尔诺夫同志：您好！我无法向您表达我的喜悦：这样的幸福一生中只能有一次。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终于离开了度过近七个春秋的地方。
在镇里有人告诉我，到马加丹的所有山口都被大雪封住了，汽车走不了，只好等待通往雅戈德内的山口开放，再到那儿去领取证件。
但我没有等通车，也没有等山口开放——我走着去了。我顺利地通过了山口，到了镇里。那里又有人对我说，不能再往前走了。雅戈金斯基山口不通了，路上有冻死的，有被暴风雪埋了的。但是，我又上路了。在雅戈金斯基山口我把脸冻了，就象是一个受了烧伤的坦克手。不过两星期以后，准会一点伤疤也落不下。我相信自己的命运，就这样一走走了八十来公里，确切地说，是连走带爬。
到达雅戈德诺耶村后，我得知到马加丹已有一星期多不通车了。在莫斯科寄来证件之前，先给我发了个临时证件。莫斯科的证件应该很快就到，接到后我就可以继续赶路了。在这之前，我暂时在汽车场找了份工作，当了个六级钳工。暂时我要在这里工作，一俟接到证件，立即启程去见您和我的亲人，去见我的妈妈，她为了我，把身体都搞垮了。”
彼得那算起来是第三次的新生命就这样开始了。第一次生命是他的童年，由于一九四一年赶上了战争，当了战俘而突然中断。第二次是勃良斯克短暂的四年时间，结果是一场悲剧．他被用囚车押往北方。这次是第三次，他已经长大成人，年近三十，得到了祖国的宽大，重又开始了自由的劳动生活。无论是彼得本人，还是我们这些每一个熟悉他的人，都衷心希望他的第三次生命能够幸福和大有作为。
一个半月之后，彼得回到了莫斯科。他身着一件破旧的士兵大衣，脚穿一双大靴子，第一次踏进了我的家门。我们紧紧地拥抱着，他激动得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然后，我同他长谈了几个小时。我高兴地看到，他的各种遭遇并没有给他留下任何痛苦的烙印：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活泼乐观、精力充沛的年轻人。
当我进一步了解彼得后，我意识到，相信这个人没有相信错。我发觉，他的确是一个品德高尚、心地善良的人，而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无疑只是此前他那白壁无暇、充满英雄主义的个人历史中的一个荒谬的偶然。
彼得在莫斯科逗留了一段时间，然后回到故乡勃良斯克居住。我致信勃良斯克市党委书记，请求对彼得给予照顾。我希望他在第三次新生伊始，能被安排到一个条件优越的工厂，这样可以一面工作一面学习。
不久，我收到勃良斯克市党委书记戈卢别夫的复函。他告知我，市委已经对彼得给予了照顾：把他安排在动良斯克一个新的先进工厂——建筑材料机械厂，先当车工学徒，从今秋起，将让他到青工学校学习。
几年过去了。彼得仍在那个建筑材料机械厂工作。现在是六级车工，成了一名优秀工人和生产模范，他的照片总挂在工厂的光荣榜上。他已在成人夜校七年级毕业，今后准备继续深造。前不久，他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极为重要的大事——工厂的先进工人彼得被全体一致通过为苏共党员，现在他担负着重要的社会工作：根据市党委和团委的安排，他经常在市内各企业、州内各集体农庄和部队作回忆报告。
成年工人彼得现在仍然是，可能终生都将是小彼得——勇敢的少年战士、布列斯特要塞的加夫罗什。
战后，在勃良斯克市郊的沃洛达尔村，彼得亲自盖了一栋房子，现在他一大家人重又住进了这幢朴素而舒适的住宅。彼得结了婚，他的妻子、母亲加上新添的两个孩子——儿子谢廖沙和女儿娜塔莎，组成了一个和睦的大家庭。他的哥哥尼古拉中校也携家属从西伯利亚迁到了勃良斯克。亲朋好友经常在彼得家中聚会，好不热闹。而每天必到的客人则是当地的邮递员，他给彼得带来一 信件。写信的有同他在要塞中并肩战斗的同团老战友，有少年先锋队员朋友，有苏联各地素昧平生的同志，还有国外的友人。他们向布列斯特要塞的英雄表示问候和感激，祝愿他生活幸福，万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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