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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古典经济学”创立者的去世，引发了经济学界和公共知识分子的集体追思，众多经济学研究院所和独立的公共研究机构自发举办追悼活动，寄托哀思。两年前，杨小凯提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尽管现在改革开放很成功，但由于没有进行根本的宪政体制改革，发展前景并不清晰明朗。他甚至预言，尽管俄罗斯震荡疗法后的短期社会效果相较于中国的渐进式转轨而言好像是一个失败，但由于俄罗斯进行了根本的宪政体制变革，其将来发展仍可能超越中国。由此，引发了他和林毅夫2002年开始的一场激烈的论争。那场学者争论，被很多知识精英和政府高级官员定义为“改革开放以来，就战略级别上的中国发展所进行的最具原创性洞见、也是最有锋芒和理性精神的论辩”。通过这次论战，杨小凯有关渐进改革与激进改革的深入思考，对国内精英阶层产生了强烈冲击，渐进式改革道路遭遇越来越多的思考。
7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推出他们最新的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社会）已经形成的十大阶层中，该缩小的阶层还没有小下去，农业劳动者还占44％；该扩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如社会中间阶层只占约15％；几个处于较为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中，子女继承性明显增强，而同代内的流动明显减少，出多进少；可处于经济社会位置较低阶层的子女进入较高阶层的门槛明显增高，两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社会的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有向上层积聚的趋势。”
这显示出中国社会结构正在呈现出一种“哑铃”趋势，一头是财富，另一头是贫困，中间是没有长大的中间阶层。加上基尼系数超过04的警戒线、接近05，扩大的贫富差距使得中国社会积累着严重的不稳定因素。
全球最大投资银行之一美林集团与凯捷资讯刚刚联合发布的《2004年世界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内地的富裕人数比2002年增长了12％，人数达236万人，总财富达到9690亿美元，成为亚洲地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百万富翁聚集地。
对着这份报告，一位经济学家惊叹道：“中国富豪们在十几年内便能积累数亿元的财富，这在世界资本史上都不多见。”
7月30日，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病逝。董辅礽是中国当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提出的关于再生产数量关系的数字模型，被誉为“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在改革开放初期，他勇敢地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改革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的论点，并发出“政企分开”和“政社分开”的历史性呼吁，当时石破天惊。后来全国人大会议修改过的“宪法”把“政社分开”的观点吸纳进去。董辅礽生前是研究中国民营经济的资深经济学家，力主发展民营经济，最早站出来为“温州模式”辩护，被称为“中国民营经济的辩护人”。逝世前三个月，重病中的董辅礽写下了论述修养操行的封笔文章《守身为大》，“理论工作者是否敢于坚持真理；坚持改革的方向；就是能否坚持学术节操的考验；让我们大家都记住‘守身为大’。”
青年经济学者赵晓把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学家划分为“四代”：薛暮桥、顾准、孙冶方、于光远等属第一代；吴敬琏、董辅礽、厉以宁等属第二代；林毅夫、杨小凯、张维迎、周其仁、樊纲等为第三代；包括他本人在内的青年经济学者则是第四代。他说，第一代称得上凤毛麟角，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第二代现在寥若晨星；第三代群星灿烂，如日中天；第四代则是批量生产，正在崛起。第一代对社会主义经济进行反思，并提出商品经济；第二代建构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大框架。第三代人数众多，他们参与改革发展的具体设计和运作，通过各种途径影响着国家决策，一些学者已在理论上取得突破，在国际学界也很有影响，正以研究成果不断校正着中国经济的航向；一些人走上了决策者岗位，实践着中国的经济改革。“如果说前三代是站在市场之外或边缘在指点的话，第四代则彻底融入市场中”，赵晓说，由于市场的需求，各学府、研究机构在批量生产着第四代经济学人。他们成为金融、证券市场以及政府部门等的具体操作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难以再出现吴敬琏、董辅礽这样的“大师”了。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改革先行者、当代中国重量级的经济学家，人们的评价却出现了严重分歧。多数的网民不顾董辅礽对于中国经济改革做出的贡献，而单纯将他骂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源自此前的“股市论争”，一些网民基于社会分配不公，而对经济学家群体产生怀疑。这说明，社会公众的争议，已经在改革“现行”的要求中，将焦点集中到对一些具体的现行改革方案设计者的质疑。而这，正是随后发生的中国改革第三次大争论的社会心理背景。
郎咸平：台湾——香港——大陆（1）
郎咸平
“那时候，军官一般都带一箱子的黄金、白银，但我爸爸却仅带着一箱青岛啤酒，而且在船上就喝完了。”在许多场合，郎咸平这样回忆父亲。
郎咸平的父亲是一个山东籍的老兵，新中国解放前夕到了台湾。在波涛汹涌的海上，郎咸平的父亲花两块大洋买了一张床位，下船后又花了一块大洋买了一串香蕉，从此便身无分文。凭着勤奋、多才，他42岁就升任空军少将，但因刚直不阿、敢怒敢言得罪了不少上司，播下了日后提前退休的种子。郎咸平回忆说，小时候父亲很骄傲地对他说：“别人问我这一辈子最骄傲的是什么，那就是你爸爸从来没带着你妈妈到别人家去磕头、送礼……”当时，他觉得父亲非常伟大。郎咸平的母亲是台湾化学界的名师。“妈妈很爱我，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人，我从来没看见我妈妈哭过。”郎咸平这样描述自己的母亲。
少年郎咸平似乎有点平庸。从小学开始，每一次考试、升学、就业都仿佛是他难以逾越的坎儿。“实在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走。”30岁之前的郎咸平多次被逼到八面临风的绝境。在他编写的系列丛书封面“不落俗套”中，他这样自我介绍：“小学四年级即因成绩太差分到不升学班。初二又因同样原因分配到‘放牛班’学木工。”100分的初中数学考试他曾经仅得7分，初中差点没能毕业。“高一下来，数学不及格，物理也不及格。我们老师说，郎咸平呀，我看你还是念文科算了。”郎咸平善于炮轰也喜欢自嘲，那段并不如意的童年往事，常常被他在各种场合信手拈来，当做花絮博听众一笑，或者成为他传奇人生的一个小小注脚。
“我当时是个混混，很自卑。”这是郎咸平当年心事的真实写照。为了对抗那些欺负他的高年级同学，甚至跑去拜了八步螳螂拳嫡传弟子为师，混迹台北最热闹的西门町街，打遍全校无敌手，号称“西门町之虎”。他高中毕业勉强考上东海大学经济系，又因不想考微积分，只好转到金融系。从此以后，他似乎找到了最适合他吃的一碗饭……之后就是一连串的奇迹：考上了号称“经济学家摇篮”的台湾大学经济学研究所。
20多年后，当他在大陆最负盛名的清华大学演讲时，有学生问他的信仰是什么？郎咸平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讲述了自己心目中的英雄——
“我心目中的值得我信仰的英雄就是你们以前在中学课本中念过的，叫林觉民，他写了一封信，叫做《与妻书》。他的太太叫意映，第一句话是‘意映卿卿如晤’，我用普通话讲给你们听。他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他在上战场的前一天给他太太写了一封信。他说，为了给你写这一封信，我哭了十几次下不了笔。你可能要怪我，怪我为什么能够抛妻弃子去上战场，死在战场上。各位同学要理解，一个男人要离开他最心爱的女人，而且这个最心爱的女人还怀着他的孩子，那是多么的艰难。但是林觉民说，我今天上战场去送死的目的，是希望天下有情人能像我们一样继续恩爱下去，因此必须要有人跨出第一步，而这第一步就是今天我林觉民的赴死。
最后，他说了一句话，当我死了之后，有一个愿望。如果你怀的孩子是女儿，我希望她像你一样温婉贤淑；如果是儿子的话，我希望他像我一样当个学者，仅此而已。林觉民第二天慷慨就义，战死沙场。69年之后，我考上了台湾大学经济研究所念研究生。有一天，有一位老先生来给我们上演讲，这位老先生是文化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的名字叫做林瑕藩，他的爸爸就是林觉民。上帝怜悯这位革命志士的最后一点对于国家民族的情怀，让他完成了遗愿。各位同学，我们国家是不是需要这样的人，我期待你们和我一样，成为这样的人，好吗？”
但是，毕业后郎咸平的人生之路仍然不平坦。1983年，已为人父的郎咸平在台湾一边做记者，一边申请留学。后来，郎咸平以戏谑的口吻描述当年的心态：“在我当时并不想出国留学的，当兵退伍下来就想过过小日子，就是上床老婆孩子，下床鞋子袜子的日子，准备了此残生了。当时我的教授说‘郎咸平，你这个水平不行呀。你也不要出国了，你就到银行找个事儿干算了。’所以我就找了10多家银行，但没有一家要我的。万般无奈之下，只有申请出国留学了。很不幸， GRE考了1640，TOFEL经过两次努力，考了550。我申请了7所美国大学，有6家不要我，只有1家要我，那就是沃顿商学院”。那个时候，台湾消息闭塞，很少人知道沃顿。“不是说笑，我到了沃顿后才知道这所学校原来大名鼎鼎。”
“为什么他们会收我这个笨蛋呢？因为我当时报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