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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看电影。”我对她说。
我们所坐的客车门口，又下来一个人。
她抬头看了一眼，指了一下。“又是他。”她说。
“为什么要说又呢？”我说，“你说他眼熟，你想起来他是谁了吗？”
“没有。”她说。
那个男子身形挺拔，短得犹如春草的头发显示出旺盛的生机。他看了我们一眼，然后信步走近。
“他过来了。”我说。“电影一样。”
“真无聊你。”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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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不错呀。”他对戴棒球帽的男子说。
后者对他报以微笑。
男子身边的女孩儿把玩着木雕，对他笑笑。
“江南的天气是这样的。下一阵雨暖一阵。”戴棒球帽的男子说，“不成文的惯例。”
女孩儿从口袋里抽出荧光绿色的口香糖递过来：“吃口香糖？”
“不了。”他说。他看了女孩儿一会儿。
戴棒球帽的男子微笑着，凑在女孩儿耳边说了句什么。两个人轻轻笑开了。他于是感到有些尴尬。
“对不起。”他说，“只是觉得你，”他指了下女孩儿，“有些面熟。”
“看吧！”戴棒球帽的男子对女孩儿说，女孩儿笑了一笑。
“其实我也觉得你挺面熟的。”女孩儿说，“哪里见过似的。”
“我也觉得你面熟。”戴棒球帽的男子微笑着说。
戴棒球帽男子的话使他感到微窘。他挠了挠耳朵。
“没有别的意思呀。真是觉得面熟。没别的意思。”
“介绍一下。”戴棒球帽的男子伸出手来，“我叫帕里斯，她叫海伦。”
戴棒球帽的男子伸出的手使他感到温暖。他微笑着，将手伸了过去。“你好。”
“好。”戴棒球帽的男子握了一下他的手，很绅士地收回。“去朱家角干嘛呢？”
“见个人。”他说。
“女朋友吧？”女孩儿迫不及待般地问。
他脸上微微一红，将头转了开去。几个乘客也随下车来，站在路边叉腰观望着远处那不见缓解的路况。
他听见这对男女轻声的玩笑。咯吱咯吱。小松鼠般的欢跃。
“算是女朋友吧。”他说着，随即想起小悦的微笑。
“真幸福呀。”戴棒球帽的男子对女孩儿说。女孩儿点着头，从木雕脖子上解玫瑰花。
“要不把这玫瑰花送给你，转交给女朋友吧！”
“谢谢，不用啦。”他脸色愈加红了，“真的不用的。”
“我真的觉得在哪里见过你……你是哪里人？”女孩儿问。
“北方人。”他含糊地说，“最近刚来上海。”
“来上海之前呢？”
“去过好些城市。苏州，无锡，南京，宁波……”
“无锡？你去过？”戴棒球帽的男子问，“什么时候去的？”
“那是……”
“其实送给女孩子玫瑰花是不错的礼物噢。虽然有些干了，但是还是很漂亮的。”女孩儿已经将玫瑰花枝解开，递了过来。“送给你女朋友吧。真的。”
“我不要，真的不要。我给她的得是我自己献出来的。不能随随便便的。不是，我不是说拿你们的东西随便，我是说，我得用真心去对待她。”
“看看，”女孩儿伸手拍了一下戴棒球帽的男子的颊，“人家就比你真心得多。”
“我去问问司机车怎么样了。”他觉得自己的脸愈加红了。他站起身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尘土。
“好好。如果开了得告诉我们呀。”戴棒球帽的男子说。
“否则我们就成了流浪猫被丢在半路了。”女孩儿说。
“你发觉了吗？”看着那个男子步上客车，我轻轻拿过她手中的玫瑰花枝，抚摸着柔软的花瓣。
“发觉什么？”
“他好象真有些爱上你了。”我说，“否则脸干嘛那么红？”
“这个男孩儿有女朋友了。”她说，“而且估计是初恋，你看那脸的红法。你这样厚脸皮的男的，跟人就没法比。”
“他刚才提到，”我说，“他去过无锡。”
“那又怎么样？”
再见帕里斯 /张佳玮
六十二
“我们说他眼熟，也许是因为我们在无锡哪个场合看到过他。”我说。“或者他看到过我们。在无锡。可惜没来得及问。”
“你过敏吧。”她说。
“不是过敏。”我说，“我近来总觉得有些怕。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不祥的预感。”
“拍电影吧你。”她说。
我从兜里掏出手机，打开。
“要打电话？”她问。
“不是。”我说。
“那干嘛开？不怕家里人找吗？”
“我问问无锡的朋友，看情况怎么样了。”我说，“当然是发短信问。”
手机信号接通，随即亮起了字样：4条新信息。
“新鲜。”我说。“几百年都没人给我发短信的。”
“是谁的？”她问。
“我父亲的。”我说，“4条都是他一个人发的。”
我按下阅读信息的命令，跃上屏幕的是数行字，如下：
无论身在何处，务必尽快回家。外婆病已复发，已扩散，现住第五人民医院。
重复，外婆病已复发，已扩散，现住第五人民医院。
无论如何，先回家。一切既往不咎。
回家就好。父母匆告。
她默无声息地看完短信，然后看我的脸。
我读罢4条短信，每条都是同样的内容。
我关掉手机，看着屏幕变暗，随即抬起手来伸在额前。
悬峙在头顶的太阳，散发着惊人的热力。花圃中紫色的花朵，沐浴在金色的光流之中。
我咳嗽了几声。
她将头靠在我的右肩。
有那么一会儿，我们静静聆听着马达声、自行车铃声，鸟叫声，树叶的沙沙声。
“是真的吧。”她说。
“我爸妈孝，”我说，“不会开这么不吉利的玩笑。该是真的。”
“回去吗？”她问，伸手轻轻抚我的脸，“我知道，你爱你外婆的。”
我侧首看她。
有那么一会儿，我们两个人都面无表情。然后，仿佛是一个暗号所致，我们不约而同地微笑了起来。
“我不知道。”我说，“好象是个不错的借口。如果现在回去。家里会既往不咎。我们又有台阶下，不会显得太灰溜溜。我是因为外婆的病而回去的，不是向他们投降。”
“说得像打仗一样。那是你的爸妈。”她说。
“还有你的爸妈。”我说。
她的头靠在我的右肩。
我伸出手指，从草坪上拔下草来，扯断。断落的草叶落在我的裤子和鞋子上。她观察着我的动作。
“结束私奔，回去？”她说。“然后？”
“然后，”我说，“你回学校报到，我去探望外婆。跟爸妈道歉。跟警察局和各企事业单位道歉，说麻烦他们了。然后我回学校报到。继续过每天上课、应酬、机械化的生活。”
“那样的话……”
“而且，”我说，“我们将不再能相爱。”
“是吗？”
“是的。”我说，“能感觉得到。如果这一次我们回去了，我们离开了，我们就不会相爱了。”
“不会的。”她伸出手来，抚了一下我的耳朵，“我是爱你的。”
“虽然这次私奔很草率，很卤莽，很不让你快乐，”我说，“但是你得相信的是，如果不是这样的处境，我们不会相爱如斯。这是一种语境，一旦消失，我们将不会再爱对方。”
“那你的意思是说，不回去？”她问。
“你希望我回去吗？”
“我不知道……”
我仰起头来，深深地吸了口气。
汽车车窗上的人脸，看上去像一个个恐慌的标本。
“我们现在进都进不得，退又退不得。”我说。“我们回哪里去呢？”
“那怎么办呢？”她问。
天空中此时出现了一片紫色的云影。庞大的云系，流动不息地奔涌而来，将阳光轻轻的尘封其中。犹如海潮中的岛屿。
我抬起头来，看了一会儿云，然后看客车。客车们依然如钉在地面般一动不动。
“等吧。”我说。
“一直等着？”她问。
“改变能改变的景况，接受不能改变的事实。”我说，“我对不起外婆，可是，现在，车子堵了。什么时候解除都不知道。对于命运、世界以及很多很多太宏伟的东西，我们都无能为力。只能这么想。先想现在，过去已过去了，将来是不确定的。现在已经不是我是否愿意回去的问题了。而是我们是否回得去。”
“消极。”她说，“车总会疏通的。”
“那么一切等到通车时再说吧。”我说，“等车流疏通了，我们再来想是否回去的问题。人的念头是千变万化的。谁知道那时会出什么样的事情？现在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只想现在。别多想了，好吗，我的海伦？也许汽车通了，我们就要永远分开了。不要想了。我们总要割舍掉一些什么。现在，好好的，想我一会儿。我们在一起。这是最重要的。”
“你难过吗？”她问。
“我们得这么想，”我说，“人生活在世上，就是来承载痛苦的。幸福是片段的，痛苦是持久的。我们生活着，是因为只要活着，就永远有幸福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安静地等吧。再以后的事太多，我们不可能把追悼词和棺木质地都事先算好。充其量我们能做的，不过是为我们的爱情写一个结尾，给我们的儿子起名，叫做张牧云。如果这是我和你最后一天在一起，那就让这一天过得安静一点，少点烦恼吧。”
“一切都会好的，只要时间过去。对吧？”她问。
我回过头来，迎着她的目光。
她的笑意还抿在嘴边。
这刻意的戏仿。
这永恒的时刻。
我让自己的嘴角尽可能勾出幅度大的微笑来，然后抚了一下她的鼻子。仿佛永恒的车流依然停峙在仿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