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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甘草晾干后，送到新市场药铺，问他们收购不收购。药铺掌柜说，本来我们药店不收甘草，你这根又粗又长，收下吧。给了我块八角的边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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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选为开荒模范
大生产运动中，党要求每个人种20棵西红柿。一天，徐老独自一人在山坡上用镢头挖坑，见我走来，就喊：“咳，小李，有空吗？”
我说：“立时就有空。”
“茅房弄大粪你敢不敢呀？”
“有什么不敢弄！弄大粪干啥？”
“给我弄一担来，种西红柿。”
我掏了两桶粪水挑了来。正巧凯丰有事喊我，就把粪桶放下走开了。等我回来，徐老已经把粪水倒在土坑里，种上了西红柿苗苗。过了些天，徐老栽的西红柿秧总是蔫蔫的，他常常皱着眉头，围着这些秧苗转悠。我劝他说是肥上得太多了，他就又在坑边上补种了西红柿秧苗，果然一棵棵长得黑绿，徐老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西红柿快开花时，我看见徐老用锄头挖他那宝贝似的西红柿秧子，就问他：“徐老，你干嘛？”
“我把它们挪一挪。”
我说：“那可挪不得！等秧子缓过来，花也开不了了。”
徐老说：“你知道吗？苏联有个米丘林，移植果木……把苹果树移到以前不长苹果的地方，让它们适应环境，结果长出苹果来啦！”
我说：“那可是果树呀。”
徐老说：“我们做个试验，挪十兜试一试。”我心想，等秋后看你的热闹吧。但还是帮他把十棵西红柿换了个地方。秋后，挪过窝的秧子没结出一个西红柿。
徐老感慨不已：“真是挪不得哟！要不是碰见你，我就都挪动了……苏联人的经验也不是随便学得哟！”那些没挪的秧子结满了西红柿。奇怪的是，每棵秧儿上长着三种颜色的西红柿，有黄色、紫色和鲜红色的。
1943年初，一天，中央宣传部全体同志都到赵毅敏、董纯才窑洞前的院子里开个“小会”。陶希晋似乎是“主持”，他说：“我们这几年开荒成绩不小，解决了中央财政困难，对国家，对抗战都有很大益处。中央奖励我们宣传部一条毛毯，我们要选出一个开荒模范，把毛毯奖励给他。”
边区毛纺厂生产的毯子，真材实料，厚重的像薄棉被。黄色的毛毯在大家手中传看，博得众人赞叹。
中宣部三十多个人，七嘴八舌地议论一番，目标集中到徐特立老人的警卫员小秦和我的身上。徐老看到我和小秦难分高低，就表态了：“我们种的小米，煮的粥是真香啊！自己的劳动果实嘛……小李是又能吃，又能干，开荒种地，他一个人顶我们两个人，评他当模范我不反对。”
陶希晋提议举手表决。他踮起脚跟，一五一十的数票。结果，我比小秦的票数多。徐老微笑着冲我招招手，我走上前去，从徐老手中接过毛毯，向徐老鞠躬，大家拍了一下手掌，各自散去。
和徐老在一起，感到比父亲还要亲切的关怀和爱护。他时常向我们问寒问暖，帮助解决各种各样的困难。1985年我听徐乾同志讲，解放后，徐老每年都要给他的警卫员小秦寄几次钱，每次数百元。小秦在桂林工作，家里小孩子多，徐老尽力帮助他解决生活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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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猜测中国围棋的起源（1）
杨家岭上的“体育明星”是王盛荣，他在苏联留学时学会滑冰，一直把滑冰鞋带到延安。在延河冰面上，滑冰健将王盛荣飞快的从人群里穿过。王盛荣说：“如果延河的冰面能够连成一片，我可以用一个小时从延安滑到延长。”延安到延长有一百六十多华里，大家不信，说他吹牛。可惜王盛荣到东北住进齐齐哈尔市小洋楼，楼下警卫员擦枪走了火，子弹穿过地板打断了他的大腿。1949年以后，他定居武汉，也无冰可滑。
陈云不喜喧闹，幽默少言。中组部的同志在球场打排球。王鹤寿、刘子载、王盛荣几个中层干部都穿着一双雪白的球鞋，跑来跳去的十分惹人注目。我听李富春讲，陈嘉庚＇1＇是爱国华侨，到延安参观访问后，给我们八路军捐了几万双球鞋。鞋子都发给部队了，延安留下的几双就给了像王盛荣这样的“老革命”，连陈部长和我都轮不上穿。
排球开局，王盛荣连续把排球打出界外，陈云在一旁评论：“你太悲观了，净想自杀了！”大家闻言，哄笑不止。
中宣部的几位年轻女同志常常邀我跟她们去跳舞。
“小李，来，我教你跳舞。”
“跳舞有啥用呢？”
“跳舞能锻炼身体，还能搞‘外交’。” 我知道“搞外交”意指谈恋爱。
我说：“嗨！跳啥舞呀，捏个‘小猪爪’也不能啃一口！”
她们听我解释说‘小猪爪’是女人的小手，差一点笑破了肚皮。
延安的娱乐方式五花八门，原始的与现代的相互交融。战士们在黄土地上画个田字格，摆上石子，土疙瘩玩“拱牛”。中宣部的娱乐稍稍高级，我们用黄泥捏出一个个疙瘩，晒干后涂上黑、白、红的颜色，制成跳棋，玩一次跳棋，手掌就染上花花绿绿的颜色。象棋也用黄泥刻制，或用硬纸片剪成。更高级的就是王鹤寿与毛主席下围棋，张闻天陈云他们下国际象棋。
有一天，大家说起象棋和围棋的发明，都不知道围棋是何年何月出生的。毛主席就长篇大论，滔滔地讲起来：围棋这个东西，一定是我们老祖宗认识到土地的重要以后，你搬一些黑石头围上自己的地盘，他搬一些白石头围上自己的地盘，开始了争夺私有财产，后来就变化成了围棋。你看活棋的两只眼，就是两口水井，你只能填死一口水井，所以我是活棋……
毛主席的许多话，我听不懂，也记不住，只记住了他评论，现在的人不如自己的老祖宗，杀人放火，抢夺财物，太野蛮。
中宣部里的文人绝少玩球打闹，像凯丰、陶希晋、柯柏年、黄华、黄爱民、徐乾、王茜等人，整日躲在窑洞里读书写字。
杨家岭上的人们都很幽默，大家同甘共苦，有必胜的信念，就像亲兄弟，你幽一下，我默一下，毫无顾忌。杨家岭上有一个女干部赵兰，像蔡畅大姐那样“扯”。她张扬着要当媒人，给王鹤寿说个老婆。她说那个女同志大耳垂肩有福相，嘴唇厚实是实诚，窝落的眼睛好洋气，一身黑哔叽有钱财，小脚走路腰身摇动有风度。王鹤寿看看赵兰一脸坏笑，想了想说：“好你个赵兰，弄个老母猪给我啊！”。
李富春喜欢听收音机，是杨家岭是消息灵通人士。遇到无线电信号不佳，李富春常常跺脚拍桌子。收音机的干电池没电了，就要放些盐粒，灌点儿开水。苏德战争爆发的哪天早晨，李富春发布消息：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啦。昨天晚上，是蔡大姐听苏联广播听出来的。大家议论，德国背信弃义，猪狗不如。
在延安最高级的娱乐就是看“鲁艺”的戏剧。有一回我正看戏，有人轻轻地拍我的肩膀：“小同志让一下，让这个年纪大的负责同志坐一下。”我往一旁挤了一挤，露出一段板凳。来人从后面跨过凳子，一屁股坐下来，像倾倒了一座山。这是谁呀？扭头一看，原来是毛主席。他朝我一笑，与我紧紧挤在一起。
延安一有新鲜的事儿，杨家岭的年轻人一窝蜂地跑去看热闹。听说新市场的人民银行举办展览会，我和陈鑫良、周福寿……走下杨家岭奔新市场而去。延河边有一位年轻的女人坐在石头上洗衣服。陈鑫良与她招呼：“崔老师……”
陈鑫良在路上说：“她每天给我们几个人讲一个钟头的课，教我们识字……这个崔老师把毛主席讲的那些字都给我们教了。她说，现在毛主席提倡中国字要改革、要简化……今后常用字只讲一种用法，其他用法少的，也要简化，不要讲了。”
人民银行的展览很简陋，窑洞里的柜台后面，一张桌子上摆满了金条银锭和各种钞票。最大的一根金条长一米多，碗口粗细。
在延安最高级的娱乐就是看“鲁艺”的戏剧。
“鲁艺”剧团来演京剧，礼堂里早早地坐满观众。礼堂地面埋下一排排木桩，只露出半米多高一截，再在木桩上钉上一排排木板，板面上印着座位号码，这就是观众席。我和几个警勤人员来晚了，一进礼堂，就听见叶子龙站在戏台前面喊：“前三排都给首长们留着，首长不来，同志们再坐。”我和几个警卫员看后面没有空位，挤上前去，一屁股坐在前排板凳上。叶子龙走来轰赶，大家嬉皮笑脸的赖着不走，他也没有办法。快开演时，毛主席，周副主席，陈云，李富春，蔡大姐，吴老，徐老都来了，大家挤在一起看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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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猜测中国围棋的起源（2）
锣鼓响起，大幕拉开，只见花脸上台来，黑脸下台去。毛主席看得津津有味，不时评论一句：“这个李逵是天不怕，地不怕，就跟我们将军许世友一样。”
戏演到一半儿，傅连暲来了，东张西望找不到座位，我忙站起身，喊他：“傅连暲同志，你到我这里来。”傅医生还要推让，我拽住他的胳膊，拉他到座位上。毛主席在一旁称赞说：“这是个好小伙子，即有眼识，又有理解啊！”
鲁艺京剧团过一两个月才来演出一次，毛主席非常喜欢看戏，他是每场必到，看到精彩之处，和大家一起叫好，高举双手鼓掌。我回回演戏都跑去看，可就是入不了门道。
1942年5月，毛主席专门就文艺工作讲了几次话，从此，延安的文化活动更加活跃，文艺工作者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搞出一些通俗易懂、切合实际的节目。以大生产运动为题材的《兄妹开荒》，我看得很带劲。过春节时，王昆领头扭着秧歌来枣园拜年，首长们都走出窑洞来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