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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彭教授，根据你刚才的介绍，美国在后冷战时期的这个军力部署，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概念、什么样的思维要进行这样的部署？
彭：为什么从过去在欧洲重兵与苏联对持，转为在全球所谓的“不稳定弧形地带”来进行部署呢？我想，最根本的是适应冷战以后安全环境的变化，它要进一步的维持在全球的战略稳定，特别是保持一个比较完整的全球的安全体系，为什么要保持这样一个比较稳定的安全体系呢？根本原因集中的动力就是要维持全球经济秩序的稳定、经济体系的稳定，我想是它冷战后战略调整的根本动力。
阮：冷战结束后有13年了，美国现在才公布新的经济部署，跟“9·11”发生后它面临的全球性的不稳定因素，像恐怖分子了，是不是有点关联？
彭：是有关联。美国从冷战结束初期到现在，这10多年，它的思维也在不断的调整、不断的整理之中，小布什上台后，想把整个战略部署东移，由欧洲转向亚洲、由对付苏联来对付中国，它有一段时间、有一段思维是这样。美国有一些极右的政治家，所以，这种思维应该说还是有一些，但从主流的战略思维来看，“9·11”后，美国发现要对付的最现实的敌人是恐怖主义而不是所谓的“中国威胁”，而且在全球一体化的情况下，有可能中国和美国在战略利益上是相互依存的，不是向以往工业社会或是农业社会那种旧的经济体系下大国与大国之间是完全对立的。在全球一体化情况下，应该说中国和美国在很多利益上是有共同战略利益的，面临着很多共同的安全利益问题，在经济上、政治上在战略上都要相互依存，我想这个和以前是不一样的，特别是“9·11”受到恐怖主义的袭击后，美国这一点看得是比较清楚的，即使在理论上没有完全接受这个问题，但至少在现实上已经看到它的威胁不是中国而是恐怖主义，广泛存在的这些不稳定的、不确定的、低强度冲突。所以，要保持这个战略的稳定。
阮：您刚才讲到，美国在中亚地区，印度、巴基斯坦要遏制，现在，显然它认为恐怖主义是来源于阿富汗的本·拉登，它如果这样的部署，对于南亚、中亚、高加索这个地方来讲，这一线的部署是不是也会发挥作用，这一连串的作用，有没有有意包围中国、遏止中国往南移、东亚移，有没有让俄罗斯亚洲部分的领土不在往下走的趋势？
彭：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在客观上，美国主要是要沿着“不稳定弧线”部署，但这个“不稳定弧线”恰恰就是分布在俄罗斯、中国这些大国的周边。所以，客观来讲，对俄罗斯及中国的安全环节，不得不重视，应该是有这些因素的；客观是有影响的，战略调整绝不是单打一的，应该是多重的目的、多重的影响。但是，它主要的是对付“不稳定弧线”，像对付俄罗斯及中国，应该说还是一个像样的战争力量，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对美国来说是不可小视的，对中国的战争力量也是不能小视的。仅仅靠对付低强度的广泛分散的条型部署，不可能用来对付俄罗斯也不可能用来对付中国。
阮：对，这种不是用来对付俄罗斯和中国的架势。
彭：这是一种快打、小打的架势，是一种广泛的架势而不是一种对付高强度的有一定战斗能力的架势，它的部署不是那种态势，恰恰不是那么部署的。
阮：这种部署是长期性、中程性还是远期性的呢？
彭：我想这是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部署，短期内挑战美国的可能性比如说俄罗斯，不可能在短期内挑战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国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挑战它。所以，美国现在面临的威胁恰恰是低强度的，这是一个长远的部署。
阮：换句话说，如果按照您的讲法，美国新的战略部署不只是从布什时代开始，可能从克林顿就开始了。
彭：对，冷战结束，苏联解体那时已经开始运用战略调整，我想这个调整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完成的。
阮：那当然！
彭：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第二部分 国际战略篇第16节 美国介入的可能性（2）
阮：所以，布什8月18日（2004年）说他要10年的时间。在这个地方，我们有些不了解，比如说在亚洲，说朝鲜是邪恶三轴心的国家之一，最近对朝鲜是不是能够发展核武器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要促成朝鲜六方和谈，为什么最近布什的演讲要把朝鲜的军力缩减不说，还把驻防在汉城的美军的指挥总部往下移，有些人甚至说可能移到日本去，这是什么样的概念？
彭：我想美国原来在朝鲜半岛的部署，重心在汉城，沿着三八线的非军事区一线，这种部署实际上是把美军当成人质，一旦那里有事，战争打响了，美军知道要反击了，这种部署从战术上来讲是非常呆板的、不够灵活的。所以，现在要撤出来，是种战术动作，撤出后反而更加灵活。从整个调整来看，对整个朝鲜半岛来说，我个人的看法是，美国还不想在这个地方闹的很大，如果整个朝鲜半岛发生了一些不可控制的局面，对整个东亚战争体系的稳定是不利的，何况这里是很多大国利益交叉的地方，这里有俄国、中国、日本，都在这里利益交汇，如果在这里轻易动手恐怕是比较困难的。
阮：这样说韩国把首都南移也是配合美国的战略？
彭：不光是军事上的考虑，韩国首都南移有其经济发展的平衡问题。它不让完全集中在汉城，也有首都置于朝鲜的炮火的直接瞄准之下，有这个因素但也不完全是这个因素。它整个城市人口发展有些高度密集了，已经没有更多的发展余地了。所以，要通过迁都来造成整个经济发展布局的平衡，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阮：日本呢？在东北亚，美国也要从日本撤军，有意要改组太平洋战区的指挥系统，要把指挥中心向太平洋东边移，美国要和日本维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彭：美国对日本的战略有两重性，它要利用又要控制。它要利用日本作为其前沿战略基地，来维持整个东北亚局势的稳定，但它对日本还防了一手，它也害怕日本的旧势力复活，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构成挑战，我想美国是有两重性的。
阮：为什么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最近发表了一篇谈话（就在几天前），他说，如果日本要进入联合国安理会担任常任理事国的话，就必须要改掉宪法第九条（即和平宪法不参与区域性的防守，不主动攻击也不反击），如果美国鼓励日本废掉宪法第九条的话，等于是鼓励日本军力做整个改变，有扩张的作用。
彭：这个讲话与思路和美国的根本利益是相违背的。日本军力的外向化、日本军政的右倾化，实际上也是对美国的战略挑战。日本要做大，现在当然是在美国的翅膀底下求生存，一旦它有做大的一天，首先要踢开美国的控制，这是对美国亚太利益的一个挑战，我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
阮：彭教授，在这个时候，美国新的后冷战思维，要快速部署3个防线，对于次要的威胁、潜在定性的威胁作一个调整；那么在这种思维之下对中国的看法，中国对它的这种新的全球战略思维有什么样的改变没有？
彭：这个它主观上怎么考虑我们还不好推测，但从它的利益和它部署的态势上看，它要维持在这个“不稳定弧线”，维持这个包括亚太地区在内的全球安全体系的稳定、特别维持亚太地区的战略稳定，没有中国的合作是达不到的。所以它的这个战略目的和战略利益要求应该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对中国进行围堵，要与“东方集团”（它把中国划为苏联集团）进行对抗，所以是围堵和防范的政策。那么现在，它要达成制约新的威胁，就必须要和中国进行合作，这个利益关系已经变换了，我想这是一个。对台湾而言，在新的战略部署中，台湾的地位大大的下降了；在冷战时期，为了与东西方对抗，除了重兵在欧洲部署以外，在中北亚也是它的一个重点，那么这个地方的重点，是以日本一线作为反共的“防堵体”，对整个的“苏联集团”进行防堵，台湾也是它对整个“东部集团”的不沉的航空母舰。这个地位，在今天来说已经很难维持下去了，不但不能维持下去，而且随着台湾局势的发展，特别是现在台湾分裂势力的日益猖獗，反而对美国建立一个未来稳定的亚太安全秩序及稳定的战略环节是一个破坏因素，是一个不确定因素，用美国的话来讲，“是麻烦的制造者！”是对美国战略意义的挑战者，我想它已经风光不在了。
在新的布局中，好像美国是要与中国全面对抗，台湾可以用作为牵制因素。从军事上讲，以经是跟它的利益背道而驰了。
阮：从这种状况来看，台湾认为它在最近的一两个月以来，花6000多亿来买美国的军备，美国也说是可以卖给你，可是，潜艇15年以后才交货，台湾拼命想买这两者之间，台湾存心是什么？美国的存心又是什么？
彭：这个时候大规模的炒作美国对台军售或者台湾要买美国的武器，花了6000多个亿台币。我想第一个是美、台双方政治心理的需要，因为美国马上面临一个大选，它要取得那些军工集团的选票，不给它一点蛋糕，不给它画一个饼，那票就很难巩固住，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