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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者是上海男人的母亲。也许是我孤陋寡闻，因为迄今为止，我尚未见得有谁能洋洋洒洒地著一本厚厚的书来“号召”天下人向自己的地域学习的魄力。向上海学什么呢？首先得向上海人学习。学习他们宁可被“全国人民”“打倒”也“不跟全国人民斗嘴”的“涵养”。当然，并“不是上海人笨嘴拙舌，上海人也不缺理论工具，上海人实在是觉得加入这样的争论，无趣兼无谓（味），一点也不实惠，远不如去忙别的事情。”作者之意无非是说：我们上海人都是干大事的。根本没有时间去理会“小人们”对我们无中生有的置喙。既然如此，那就真正地做出些姿态，让“全国人民”在上海人面前自惭形秽，而不是以“向上海学习”的名义嘲讽“全国人民”。因为这只能引起更多人对上海人的反感。即使说上海男人有让人可学之处吧，你大可以有理有据地表明上海的男人特有的“文气”和“文静”，但你不能把外地人对上海男人善意的批评说成把上海男人当“刀俎上的鱼肉”；你大可以说上海男人连“吵架都很文雅”，但你不能把外地人亲历的事例说成是无事生非的“虚拟拷问”或“虚拟批判”；你大可以以“我就是上海男人”而自豪，但你不能因为外地人不喜欢上海男人而说人家是“酸涩的口水”；你大可以说国人因为“文化程度不高”才不具有上海男人那样的“算计”本领，但你不能把“聪明”的上海男人当作国人“愚昧”的“打倒”、“打击”、“揭批”、“反对”的参照物……再说了，《向上海学习》难道就没有文过饰非吗？我看也未必尽然。因为我接触过太多的上海男人，除了他们的穿衣打扮之外，要是真的让我从他们身上找到“文”，我只能从他们“非武”方面去反证了。作者的逻辑莫非正是“非武即文”？这个问题我想还是留待后面再去探讨。《向上海学习》一书出版后，一向对图书炒作现象持谨慎态度的《新民晚报》对其做了一篇题为《上海人终于说话了》的报道，作者说：“此书一出，似乎是给了全国人民一个信号，一向沉默的上海人，终于要站起来清清嗓门说话了，而且上海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上海人“一向沉默”？不见得吧！比如笔者在读《向上海学习》之前，就读过一篇题为《我就是上海男人》的文章，作者马尚龙。马先生是沪上哪路文坛精英我不知道，但从他挖苦之能事来看，使我想起了“文革”期间的上海文痞姚文元。姚文元的“本领”在于只需用三两句自嘲式的反语就能在全国上下掀起一阵阵的群众斗群众的狂潮，而马先生则是三两段落话就可能引发上海男人仇视“全国人民”！请允许我援引马先生文中的几个“段子”吧：上海男人就是那么矫情。上海男人也看足球，但是寒冬腊月还赤着膊为本地球队叫嚣的兴趣，肯定是不会有的；上海男人看球也骚，但是比赛散了还要围着球场出口处一两个小时的兴趣，肯定也是不会有的。上海男人喜欢将自己打点得像个绅士，而不是将自己装扮得像个武士；出门在外，上海男人会不经意地抽出随身带着的一包纸巾擦汗抹嘴，这个细节，往往在许多其他地域的小姐和女士都不具备的。如果说，这就是矫情的话，上海男人的这份矫情多半也是从西方文明矫来的情……上海男人就是那么娘娘腔。络腮胡子和有胸毛者不多，出不了武松，出不了张飞，出不了令狐冲，当然也出不了江洋大盗，出不了车匪路霸，也无鸡鸣狗盗的胆量。即使不做非常的事情，上海男人也不像爷们儿，比如绝少打老婆，绝少将老婆当作钟点工使唤，老实本分地适应着两性关系的时尚潮流……许多年前的不刷牙年代，刷牙者遭到了一致的嘲笑；许多年前的不洗脚年代，洗脚者遭到了广泛的鄙夷。所以，被嘲笑被鄙夷，并不见得是犯了什么错误，而是恰恰相反……知书达理人都知道，马先生如上自嘲式的反语自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何处呢？一言以蔽之：我们上海男人和西方文明是比肩的，不像“全国人民”（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那样粗鲁没教养。但遗憾的是他所列举的如上几例却无一不是败笔。一如马先生尽管可以为上海男人的矫情辩护，但这种辩护显然是使过了头。比如他说“上海男人会不经意地抽出随身带着的一包纸巾擦汗抹嘴，这个细节，往往在许多其他地域的小姐和女士都不具备的”，就有点儿像“泼男骂街”。事实上，我在上海的一个朋友就好几次习惯性地把他的一口浓痰吐在我的烟缸里。马先生尽管可以说上海男人连看球都保持着绅士的风度，这和“西方文明”何干？况且，西方人再文明，在看球时远比中国的球迷疯狂得多。即使是绅士的发源地英国，还出过臭名昭著的足球流氓。何况，同是上海，国际的球迷和申花的球迷不也斗过殴砸过车吗？这说明，上海男人和所有的球迷（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一样都是性情中人，也会为自己所喜欢的球队的战绩牵肠挂肚。我知道马先生的本意是为了说明上海男人是如何像西方男人那样的文明，而不像“全国人民”那样土，但他以最具男人动感魅力的足球为例，不能不说是大大的失策。因为对于足球而言，不为其疯狂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女人；一种是足球的“老土”，不是绅士。再比如马先生尽管可以为上海男人的娘娘腔辩护，尽管可以极尽所能地美化上海男人“出不了江洋大盗，出不了车匪路霸”，但把武松、张飞、令狐冲之类的人物与江洋大盗混为一谈，不免有失于葡萄酸。什么样情况会出现葡萄酸呢？羡慕与嫉妒的并发症就是典型的葡萄酸。西哲有句话说：“人要达到某一种目标必须具备欲望与能力的平衡。”（①威廉？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马先生可能是对武松、张飞、令狐冲之类的英雄有所敬仰，但又恨自己乃至其他上海男人都缺乏这类英雄的能力与气魄，无奈葡萄酸攻心，武松、张飞、令狐冲们只好在他的笔下与“江洋大盗”或“车匪路霸”为伍了。真是“笔若悬河”呀——我为马先生庆幸的是，他的葡萄酸只限于古代的英雄，而巧妙地回避了中国的将帅名录中沪籍的空白。否则，他定然不敢提“江洋大盗”或“车匪路霸”的词儿。有趣的是，竟有上海人将对葡萄酸心理反扣在“全国人民”身上，说是他们当中“总是有人对上海的迅速发达难以接受……这是狐狸和葡萄酸故事的新世纪版。上海人以一贯的看淡态度继续看淡这种酸涩的口水。”（①《向上海学习》石磊等著）这话和马先生如出一辙，其意无非是：上海的发达是上海人的发达，与“中国人民”无关。“中国人民”要么移民到上海来分享上海的美羹，要么只能抱定武松、张飞、令狐冲式的“江洋大盗”或“车匪路霸”，如果日子过得不称心，“爷们儿”姿态一摆，“打老婆”或把老婆当“钟点工”使唤，也是家常便饭。孰知在“发达的上海”中寻找发达的上海人也仅是凤毛麟角。这样一比较，究竟是谁更葡萄酸？又比如马先生尽管可以把“全国人民”众所周知的“刷牙”和“洗脚”是讲究卫生愣说成是上海人的专利，但说“许多年前的不刷牙年代，刷牙者遭到了一致的嘲笑；许多年前的不洗脚年代，洗脚者遭到了广泛的鄙夷”就纯属无理取闹。纵横中国历史五千年，不知什么时候，也许是春秋战国吧，即使是江湖浪人到一处住店借宿，开口便是“店主，给我打盆洗脚水来”。而在马先生的笔下，上海人居然成了“遭到广泛的鄙夷”的“洗脚者”。再说到刷牙，古人颂扬的“明眸皓齿”也不是达官贵人的专利，下人当中也比比皆是。皓者，白也。牙齿不刷，何来皓齿？《水浒》中的潘金莲被吴承恩赐以“明眸皓齿”之笔时，上海还只是一个以华亭县为名的小渔村，到北宋时期才建成了青龙镇，即使在150年以前，“上海人”的名字在哪里国人还不知道，怎么在马先生的笔下，上海人竟因为成了“刷牙者”而且还要遭到“一致的嘲笑”？我觉得马先生的“姚氏之笔”未免有欺世盗名之嫌。人总是有好的一面也有欠缺的一面。人们谈论上海的男人的各种缺陷时，嘲笑也好，讥讽也罢，其之余，也不会一味地否认上海男人身上所具有的上海男人的优点。而石磊和马尚龙发表作品，以上海男人的代言人的名义，挺身而出为上海男人辩护，精神固然可佳，但辩护得像个辩护的样子，既要勇于面对，又要能以理服人，而不是不吝各种尖刻的反语、嘲讽来羞辱“全国人民”，和“全国人民”作对。我以为他们发表作品的动机是值得榷商的，如果他们都是文化人，起码也有失作为一个文化人所应具有的求实品质。
第二卷第一章
举轻若重的性格标签
当小气已成惯性
在公允面前，男人应该持什么样的性格？没有定式。但没有定式里却含有一种男人所应有的人格内涵，亦即要有男人样。任何地方的男人，都不能承受“没个男人样”之类的公允之轻。然而在这种公允面前，上海男人无疑受到了众多非议。非议的说头有很多。诸如小气、虚伪、琐碎、矫情、爱面子、爱打扮、爱谈资、爱算计、爱斗嘴等习性。如果这些习性表现在一个女人身上，通常人们会习惯性地予以忍让或包容。毕竟女人“小”男人“大”，若不让着女人点儿人家怎么会叫你大男人呢？但如果表现在一个男人身上，这个男人在公允面前自然就显得轻飘飘了。奇怪的是，上海男人似乎并不视小气、虚伪、琐碎、矫情、爱面子、爱打扮、爱谈资、爱算计、爱斗嘴为轻，反以此为荣，因为他们认定惟有此，才称得上一个十足的上海男人，一个离经叛道于“大男子主义”的上海男人。孰知固守这种习性的后面，上海男人是不是已经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