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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曾听说也有“沪东狮吼”？
上海不是河东，但上海女人对男人“狮吼”的频率却毫不亚于“河东”。而上海男人对“狮吼”的慑服程度也不亚于洪迈笔下的方山子（①在宋代洪迈的《容斋随笔》中讲了一个自称为方山子的先生，好宾客，喜畜生妓，然其位于河东郡望的妻子柳氏绝凶亦妒，常发雌威，龙邱先生却也因此获得惧内之名声。）——盖因其生于上海，我看把她们称为“沪东狮吼”倒也有一番喻意。1991年，上海电视台做了几期的《海派丈夫变奏曲》系列小品，列举各种家中“小男人”的10种类型，其中一期节目还搞了唱曲道：“男子汉哪里有，大丈夫满街走。小王拿牛奶呀，老赵买酱油。妻子一声吼，丈夫抖三抖。工资奖金全上交，残羹剩饭归己有，重活脏活一人干，任打任骂不还手。”我看电视台编的这首曲子还真值得玩味。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上海女人习惯用自己的行为习惯来压着上海男人，以至从小就被一种莫名的阴气所罩住的上海男人一旦娶了妻子后，更无法理直气壮地像个男子汉似地活着。无怪乎有人抱怨说“阿拉不像男人为女人过”。上海的女人在家里占有了绝对的霸气。这来自两方面的支持：一是男人的主动退让；一种是她们生性的自负。那么女人为什么还要如此“狮吼”男人呢？这有其深远的历史根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章友德谈到这个话题时分析指出：“上海在清朝时就有租界，清朝当时就有一种和租界比比看的心态。当租界有了自来水、电灯、电报，租界外马上就有；当租界里外国男主人赴宴带老婆时，租界外的中国男人也跟着带老婆赴宴。其次，在租界内，上海男人当时大多只能当苦力，而妇女却比较有机会担任洋人的秘书、管家等非体力职业，经济地位比男人还高。”（①佚名：《上海的“新女男平等”》）再有一点就是上海女人生性就比较爱挑剔。她们对生活条件挑剔，对商品质量挑剔，对什么都要求尽善尽美。这个要求当然也包括娶她为妻后还要忍受得起她“狮吼”的男人。“沪东狮吼”说到底就是“妻管严”的一种表现形式。“妻管严”之意专门用于讽剌男人惧内，所以，人们也就习惯以此来调侃怕老婆的男人。据说“妻管严”一词最早同样也诞生于上海，在很多与上海男人相关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中，人们都不难看到那些在家里系着围裙在厨房里窜来窜去的海派丈夫。有人说，上海男人就是“严”训导下的产物。有人对此很不以为然，认为上海的男人活得也太累了——一个大老爷们儿，成天在外忙乎，照理回家后该两脚一抬让女人伺候才对，怎么一个个还都心甘情愿地被女人当作宠物一般困在家里，天天去菜市场讨价还价，如果菜买贵了抑或被菜农宰了，回来以后还要挨“母狮”之训？真是“男子汉威风”扫地——没出息。然而许多上海的男人却并不这么想，他们似乎很理解做女人之难，所以，当上海的男人把一个自己爱的女人娶回家时，他就会把自己的精力分割出一半或者大半在以这个女人为中心的家庭中。他一心要和这个所爱的女人相濡以沫，并以“大男子主义”为耻辱。他们会尽量地让女人高兴，因为女人一高兴，他受点苦也是甜的。在上海女人为男人精心构造的“鸟笼家庭”到“小康家庭”中，男人在心理上和道义上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对女人主宰的愿望，他们交出了这种权利本意上是属于增强弱女子鼓起自主精神的权宜之计，所以他们为“妻管严”和“沪东狮吼”而感到荣幸。其实这正体现了上海男人对家庭乃至对女人的务实观：尽管他们因此会失去社会所公允的男人精神上的东西，诸如与朋友交往的自由，诸如个性爱好和自尊心，等等，但他们的这些丧失是得到补偿的。即女人会自愿地承担起他们的“整体形象设计师”的重任。有一段故事说，一位宁波男人平时有喝酒的嗜好，兴致好时要喝酒；心情烦闷时要以酒浇愁。后来他想到上海谋生发财。其母惟恐自己的儿子去上海会变得更坏，就在儿子动身前逼着他娶个上海的严妻来管住儿子。儿子只要甘服严妻管教，就不会去吃喝嫖赌。离开了吃喝嫖赌四个字，儿子就不会变坏。后来这个宁波人果然在严妻的“狮吼”下发了财，并成了现在的上海移民。这个故事不管是真还是假，但其中就透着这样一个道理：有一个上海女人精心“管教”的男人，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是众人中第一流的。即使这种形象权当是家里的那个“黄脸婆”“狮吼”出来的，那也值。
“惧内”的艺术
都说上海男人“惧内”。其实这种“惧”，也不都像山羊畏惧老虎那般真“惧”。在许多情况下，男人在老婆面前表现出来的“惧怕”只是一种假象，揭开这种假象的纱帘，走进男人的内心深处，你会从中找到不尽的对女人的禅让、取悦和诚纳。如果你想问他们这样的“惧内”有什么更深远的目的，想必谁也不会愿意直白地说：他的“惧内”其实就是一种计谋，一种策略。但计谋也好，策略也罢，有一点必须肯定的是，他们对女人都没有什么恶意，他们仅仅是想通过对女人虚荣心的利用来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如此而已。上海男人的“惧内”大抵就是“惧”于此列。笔者的一个上海朋友在谈起“惧内”这个话题时就兴致高昂地说：“我们上海男人能成功多半要靠老婆的调教。”此话怎讲？说到底就是上海的女人会当家，要当家，就先要把老公治好，不能让他无法无天——当然，这要看老公答应不答应。在上海，女人似乎不必为此而发愁，因为上海的老公们都很知趣：不就“惧内”吗？阿拉就“惧”吧，“惧”到侬阁心满意足为止。侬阁心满意足了，阿拉也就被侬阁爱死啦！如此看，一个男人“惧内”能“惧”到上海男人这番境界，那还真叫“惧”出福来了。但凡“惧内”者受众人所唏嘘，惟有上海男人却可以“惧内”为荣。因为“惧内”本意是对男人在老婆面前丧尽阳刚之气的一种嘲讽，而上海男人却将此当作一门艺术一般去领会，去演绎，去变通，去运用。用句风趣的话说，他们本身就是一出出“惧内剧”的导演兼演员。孙康宜读完龙应台的《上海男人》，就发表过这样的一段评论：“上海有不少把‘怕老婆’挂在嘴上，或装作‘怕老婆’的男子，实际上是并不怕老婆的，这只是他们在夫妻关系中的一种善意的‘谋略’……上海男人的生命哲学是尽可能地礼让出生活上的种种细节来满足他们的所爱者，从而为自己换取更广大的事业的思考空间——而这，正是上海男人的高明之处。这样的‘上海男人’基本上是采取了老子的‘柔弱胜刚强’的哲学。与一般所谓的‘大男人’不同，他们拥有极高的生活智慧，也深切了解‘知其雄，守其雌’的深刻道理。他们知道，婚姻生活比纯粹的爱情要复杂得多；成功的婚姻在于日常生活中两性之间的合作与妥协，它需要无比的耐力与胸怀。虽说他们无意在家庭中取得‘权力’，但由于他们凡事照顾对方的‘权利’、凡事以温柔忍耐的态度照顾对方，结果反而取得了左右整个家庭的主权。”（①孙康宜：《龙应台的“不安”和她的“上海男人”》）上海男人一般都配有钱包。这个钱包除了老婆给配的，其他人是无权乱送的，即使他一再说明是自己购置的，也不会得到轻饶。再者，他的钱包的“容量”也是有“标准”的：里面该放多少钱，老婆都有硬性规定。从小资水准看，上海男人钱包里的钱数少则500元，多则1000元，那也都是老婆每天给“安排”好了的：少了给他加一些，多了就会从中抽出一些。但男人必须遵守一项规则：钱的去路要给老婆有个交待。如今社会，物欲横流，钱与色的陷阱给许多的家庭增添了不安定的因素。但在上海，男人们不管是富是穷，也不管有贼心还是没贼心，一个个好像都是早就被老婆拿捏好了的、既疼老婆又顾家的模范丈夫。听说很多地方的男人很潇洒——宴聚酒吧ＫＴＶ，保龄DJ桑拿浴——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但再有味也是不带老婆玩。因为这类场所绝不宜于夫妻共享。谁要是胆敢带老婆上如此之地，那么，他心里就先得把老婆想像得像只“母狮子”再说。会妥协算不上什么智慧，只有会利用妥协才是真正的智慧。对男人“惧内”的理解也是如此。上海男人就像会享受生活一样，把“海派版本”的“惧内”运用到极致——他们运用这种办法成功地改造“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女人；他们运用这种办法顺利地俘虏了对男人有极端“统治欲”的女人——然而上海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