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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点之一：是上海人就得讲上海话？
中国南方的方言可谓五花八门，光福建一个省，就有彼此无法正常对话的五大方言语系。如果不是有规范的普通话，福建省恐怕连各城市之间的交流都要配上翻译。江、浙、沪的方言也好不到哪里去，北方人比喻的“鸟语”，大抵就是指这一地带的人说起方言来就好比听鸟叫一样，嗓音既高又细，叽哩呱啦半天，竟无一句让人听懂的。听不懂还不算什么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把意思听“拧”了的。比如我有一次出差去上海，叫一部出租去绍兴路办事，驾驶员重复了一遍我要去的地方，结果下车时我发现竟在陕西路，问明原由，才知道出租车驾驶员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把我的普通话当上海话理解了。这还不算恶劣，更恶劣的是有一次我打车去民航售票处坐民航班车，出租车驾驶员竟问我去闵行买汽车票还是买火车票，经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向那驾驶员说明我是去民航坐班车到机场去，那驾驶员才表示明白，结果呢？他还是在半领会半不领会的前提下，“服务周到”地把我直接拉到机场去了。如上的事例说明，上海话和普通话同样是不能正常沟通的。既然方言和外地人沟通不了，那么，用国家推广的普通话进行人际沟通，以弥补方言造成的语言障碍则是心须的。这个浅显的道理，就连那些连普通话讲得十分蹩脚的农民都懂，更何况大城市的市民了。和方言不通的外地人讲普通话，一来表示对对方的尊重，二来也能增进沟通。除非你压根儿就瞧不起对方，存心不和对方沟通，也不想让对方听懂你在说他什么。但在上海，不管有多少人在一起，只要其中有两个是上海男人，整个圈子便都会被他们俩个人没完没了的上海话“圈”住，他们根本不管别人听得懂听不懂，不领会算你倒霉，听不懂算你活该，谁让你不是上海人？总之，在上海男人的“圈子”里，上海话是他们与人交流的主语，一个人普通话讲得好不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会不会讲上海话。这不是一般上海人的意见，即使自认为很“知识”的上海男人，也是如此。《向上海学习》一书里，对听不懂上海话的外地人就有过如下的一段蔑视的手笔：上海人被批判得最凶的一条，就是上海人说上海话。这似乎没有道理。上海人不说上海话说什么话呢……上海人这样做是故意的。故意讲人家听不懂的上海话，摆明了是不想跟人家外地人沟通。这个事情有点像法国人。法国人也常常像上海人这样，旁若无人地讲他们的法语，不管旁边的人是否听得懂。听不懂是活该，谁让他们没有教养，听不懂那么优雅的法语……而上海人跟法国人比，真是不幸得太多了。因为他们喜欢说上海话，就被这样批判：你上海人牛什么牛？你上海人无非是会套裁裤子节约布料，或者是会选择路线节约车钱，我少抽两包“红塔山”就省下了。上海人听到了这样的批判。听完以后，他们把头一转，继续跟他们的上海人朋友津津有味地讲上海话。上海人不会为了讨人家一个好，就改口说普通话。作者的意思大抵在三：一是上海人讲上海话和法国人与外国人讲法语一样“有教养”；二是外地人听不懂上海话简直就是上海人之大“不幸”；三是上海人讲“改口讲普通话”就意味着“讨人家一个好”。难怪有人说上海这个城市太粉饰，连以这种排斥外地人为表象的沪语，都要不吝言词地自我褒扬一番，这不是粉饰是什么？近几年，随着来自北方移民的大量涌入南方，人们都会清楚地发现广东和福建的语言环境都在虚心地接受普通话的改造，尽管他们跟着北方人讲着很蹩脚的“珠江牌”或“闽江牌”普通话，但人们至少可以从中体会到广东人和福建人对外地人的尊重。而上海人尤其是上海男人迄今为止还以让外地人在沪听“天书”为荣，这不明摆着就是对外地人的不尊重吗？杨东平就曾引用的一位当年在东北兵团的北京朋友说：“上海人最令人‘腻味’之处，是他们互相用上海话交谈，这等于是公开宣称自己与众不同，用语言与其他人隔离开。”（①杨东平：《北京人与上海人》）易中天先生把现在的上海人比作“现代”的“城市部落人”，他们也的确像一个“部落”，一个半开放半愚顽的“部落”。因为是“部落”，于是就要有“部落”的文化、“部落”的语言。他们以这种独特的语言，构筑了抵御“十里洋场”上尔虞我诈的自我保护体系。结果，这一体系一经上海人的发扬光大，使得“不设防的上海文明终于滋生了处处设防的上海人”（①余秋雨：《寄情于上海文明的未来》）。对外地人而言，上海话所起的作用是：阿拉防得了外地人，外地人防不了阿拉！固守方言除具有设防功能外，还有一条理由就是便于窥私。女人爱窥私这不算什么，上海的男人却也爱窥私。用方言窥私的确是再精巧不过的办法，它达到设防的目的，又可以让被窥者（外地人）既无奈又无从抵卸，只能乖乖受辱（这通常发生在有两个上海男人在场的情况下）。“结果自然是防范心更重，窥私心也更切，人人鬼鬼祟祟，个个皮笑肉不笑。这就难免让外地人尤其是豪爽的北方人看着犯恶心。”（①易中天：《上海滩》）上海的男人才不介意别人对他恶心不恶心，他介意的是在外地人面前他有没有吃亏。只要自己没有吃亏，外地人恶心“关阿拉屁事”！上海男人不仅窥私，而且还乐于传播别人的隐私。用方言当着外地人的面向本地人传播他所获取的外地人的隐私。方言的痈弊如此之多，还有什么值得夸耀的？然而上海男人始终奉行一条“原则”：只要是上海的，即使被他人看成痈弊，也是最好的；既然是最好的，就是值得夸耀的；沪语是上海的专用语，理所当然是最好的语种，固守它、夸耀它便也无可非议。尽管这只能仅限于上海。但上海男人觉得这已足矣。不是吗？在上海男人的努力下，眼下有一种很奇特的现象出现在上海：许多移民到上海的外地人因不堪听不懂上海话而受当地人欺负，不得花心思专心苦攻上海话，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爱上海，而是为了知道如何对付上海人。面对这种状况，谁能说得清——这是外地人的悲哀还是上海人的不幸呢？
弱点之二：何处寻觅阳刚之气
张爱玲说过，做人难，做女人更难。而我说，做一个阳刚的上海男人则比做女人还要难。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能符合世俗公允的男人一般都是不拂逆性别的自然法则而生存的，而上海男人似乎生来就不属于世俗，至少他们绝不认为自己不应该被列入世俗之伍，即使他们实际上是世俗的，甚至是俗不可耐的，他们也有足够的理由把这种俗解释为一种“雅”，一种外地男人永远学不到、因此只有“海派”性格的男人才配得上的“雅”。
作为褒词，“雅”本身并没有阴性和阳性之别，但在上海男人——这种“部落”里，“雅”却成了阴性的代称。世人所称颂男人的那种宽怀大度的高雅，那种处乱不惊的典雅，那种不拘小节的闲雅，那种镇定自若的优雅——在上海男人崇尚的“雅”中未必能找得到，因为他们所崇尚的“雅”正是以洋人为榜样、以女人为镜子的杂糅的“海派雅”。他们大都学会在其他男人面前如何“傲中做雅”和在女人面前如何“柔中做雅”，孰他们不知，这类的“雅”在外地人眼里早已被改称为另一种词叫“做秀”！男人“做秀”，这在一般人眼里似乎很难接受。因为“作秀”属阴柔之列，男人应该展示自己的阳刚之美才是，若也学着女人样在众人前“做”起“秀”来，岂不倒灶？然而上海男人却是例外。比如有的人分明不是贵族，但如若不在穷人面前摆一副富人相他们便会觉得自己连穷人都不如；比如有的人分明看着别人发财就会妒火中烧，但如若不贬人家“再富也是农民”之类的讥讽他们就难以找到平衡的支点；比如有的人分明是生来就是“见吵架就上，见拳头就溜”的料，但他绝对不会承认自己是那种只有口气没有底气的怕死鬼，反说别人“只有粗鲁的人才会用拳头解决问题”——诸如此类行为，表现在一个女人身上则不足为怪；但若表现在一个男人身上，人们难免就会惊异：咦，这人怎么这样，阴不阴阳不阳的？但这时候如果有人站出来解释说：“他是上海的男人。”，人们除了抱以一声叹息，定然不会再往下说什么。原因很简单：上海男享有阴柔的特例权！男人享有阴柔的特例权——这句话对任何地方的男人去说都意味着被骂，惟有上海男人可当作一种褒扬。因为男人一旦阴柔，说明这个男人缺乏阳刚气度。男人缺乏阳刚之气，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会受众人嗤之以鼻，而上海男人似乎个个身上都透着一种不可言状的阴气，所以当他们在一起时，大家都彼此彼此，很少有人被“本土”人诟病。然而上海男人不诟病上海男人并不是上海男人的性格主流，上海男人善于把自己的弱点包装成优点，那才叫上海男人的性格主流。还说阳刚之气：上海男人一提此话题，心里自然发虚，但他们经过七拐弯八抹角，又能包装成惟上海男人“天生才具备的雅皮气质”。上海男人视“省在肚里，花在身上”为美德，这一点和上海女人是一个胚，但他们却说“惟上海女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对“雅皮”并不领情，称之为“奶油小生”。上海女人也好生不知趣，对上海男人“沮丧失望，发出寻找男子汉的呼声，从而捧红了东洋明星高仓健。蓦然回首，高仓健也已七十岁了……上海前辈演员中叔皇，在《一江春水向东流》初露头角之际，魁梧阳刚绝不亚于高仓健外，更比他多一份雅皮之情，只是后来没有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