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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儿子长进多了，这一年复读总算没白读。临和家里人分手时，母亲哭了，父亲不以为然，在一旁数落说：“又不是去当兵，哭个什么！”在路上，张英才一直想这个问题，怎么去当兵的就可以哭，大家不都是抢着去么？
舅舅是诚心请张英才的客，一路上逢卖吃食的地方就进去问，但大家卖的都是隔夜的油条。到上山前的最后一处店子仍是这样，舅舅只好买上十根油条塞进他提着的网兜里，却又将十只皮蛋塞进了张英才挎包里。
山路有二十多里远，陡得面前的路都快抵着鼻尖了。路不好走。又戴着很别扭的眼镜，张英才很少顾得上和舅舅说话。歇脚时，他问学校的基本情况，舅舅要他别急，等会一看就清清楚楚，他又问当小学老师要注意些什么。舅舅说，看见别的老师打学生时装作什么也没看见就行。张英才见舅舅对这类话不感兴趣，就不再问这些，回头问蓝飞的母亲年轻时长得漂不漂亮，等了半天不见动静，朦胧中他觉得有些异样，摘下眼镜一看舅舅正在揉眼窝。
之后没有再歇，一口气爬上界岭，一排旧房子前面一杆国旗在山风里飘得叭叭响，旧房子里传出一阵读书声，贴在墙上的两张红纸写着两条标语：欢迎上级领导来校指导工作！欢迎新老师！张英才摘下眼镜读了标语后，心里多少有点激动。这时，不知从哪里钻出一个中年男人，很响亮地叫：“万站长，怎么这早就来了，这可是杀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呀！”舅舅笑笑说：“还不是想来赶早饭！”说着就向张英才介绍，说这人就是校长，姓余。又将张英才向余校长作了介绍。
余校长招呼他们进屋弄早饭吃。余校长亲自动手炒了两碗油盐饭端上来，正吃着又进来了两个年轻一些的男人。经介绍，知道一个是副校长，叫邓有梅。另一个是教导主任，叫孙四海。张英才装着擦镜片上的水雾，想将他们观察得清楚些，看了半天，除了觉得他们瘦得很普通外，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舅舅这时吃完了，抹抹嘴说：“也好，全校的教职工都到齐了，我就先说几句！”张英才听了吃惊不小，来了半天没见到学生下课休息，他以为教室里还有别的老师呢。舅舅说的无非是些新学期要有新起色新突破之类的套话，说得很起劲，一本正经的，张英才听得一点意思也没有。他装作出去小便，走到外面遛了一圈，才发现几间教室里一个老师也没有，他猜不出哪是几年级，三间教室是如何装下六个年级呢？黑板上也辨不出，都是语文课，都是作文、生字和造句等内容。他回去时舅舅终于讲完了，接下来是余校长讲。余校长讲了几句嗓子就沙哑了。邓有梅见了毫不客气地说：“你嗓子痛就歇着，我来向站长汇报。”说着打开捧在手里的小本子，一五一十地说起来，刚说了入学率和退学率两个数字，舅舅就打断他的话，说这些报表上都有，说点报表上没有的情况。邓有梅眼睛一转，就说了几件他如何动员适龄儿童上学的事，还说他垫了几十块钱，给交不起学费的学生买课本，邓有梅说了半天，见站长既不往心里记也不往本子上记，就知趣地打住了。接下来是孙四海说，孙四海低低地说了一句：“村里已经有九个月没给我们发工资了。”然后就没话。
舅舅也不追问，起身说到教室去看，到了第一间教室余校长说这是五六年级，张英才看到大部分学生都没有课本，手里拿的是一本油印小册子，正想问，却听到舅舅说：“这些油印课本又是你老余的杰作吧？”余校长说：“我这手再也刻不动钢板了，我让他们自己刻的。”张英才看见舅舅抓着余校长那双大骨节的手轻轻叹了口气。第二间教室是三四年级，是孙四海带的，学生们用的却是清一色新课本。一问，学生们都说是孙老师帮他们买的。再一问，孙四海却说这是学生们自己的劳动所得。张英才见舅舅想追问，余校长连忙将话岔开了，要他们去看看一二年级，无疑，这个班是邓有梅带的，所以，一进教室，他就接上刚才汇报时的话题，指着一个个学生说自己动员他们入学的艰难。正说着，舅舅忽然打断他的话问：“今年招了多少新生？”邓有梅说：“四十二个。”舅舅说：“你数数看，怎么只有二十四个。”邓有梅说：“别人都请假了。”舅舅说：’连桌子椅子也请假了？老余，马上要搞施行《义务教育法》检查，不要到时弄得你我都过不去哟！”邓有梅红着脸不说话。余校长一边连连点头。孙四海嘴角挂着一丝冷笑。张英才把这些全看在眼里。回头整理余校长给他腾出的一间宿舍时，他瞅空问舅舅这三人之间是不是面和心不和。舅舅要他少管这些闲事，并记住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关系，舅舅说，在这儿他和他们算不上是一个民族的，他是外来人，他们会将他看成是一个侵略者。张英才对这话似懂非懂。
房间的壁上挂着一只扁长的木匣子。张英才取下来打开后，才知道这是一只琴，他没见过这种琴，一排按键写着12345671，底下是几根金属弦，他用手指拨了一下，声音有些沙哑，像余校长的噪门。他问：“舅舅，这是什么琴。”舅舅看也不看，边挂蚊帐边说：“那上面写着字呢！”他摘下眼镜细看，果然琴盖上印着凤凰琴三个字，还有一排小字是：北京市东风民族乐器厂制造。房间收拾好后，张英才将那本《小城里的年轻人》拿出来，端端正正地摆在床头边。
正好余校长来了，他看了看书说：“这个作者我认识，他以前也是民办教师，我和他一起开过会。他幸亏改了行，不然，恐怕和我现在差不多。”张英才正想问点什么，舅舅说：“老余，你这不是泼冷水吗？”余校长忙说：“我还敢摆弄冷水？我这身风湿病再弄冷水，恐怕连头发都要生出大骨节来。”
这时学校放学了。张英才后来才熟悉这学校的规矩，因为学生住得散，来得晚，走得早，所以一天只有两节课，上午一节，下午一节。一些学生往山凹跑，一些学生往山上跑。张英才不明白，邓有梅告诉他，上下都是去采磨菇，扯野草。余校长叫他们去吃饭。正吃着，学生们都回来了，将野草和蘑菇分别放进余校长家的猪栏和厨房里。张英才望着直纳闷，这不是剥削学生欺压少年么？正想着，余校长起身离座走进厨房。听动静，像是在里面给学生打饭，果然就有许多学生端着饭碗从里面走出来，到另一间屋子里去了，跟着余校长双手捧着一盆菜出来。舅舅开口叫：“老余，你等等。”说着转身叫张英才回屋去将那些油条拿来，交给老余，让老余分给学生。张英才看见学生们大口大口地吃着分到手的半爿油条，心里有些不好受。舅舅问余校长，哪几个孩子是他自己的，余校长指了三下，张英才连续三次想到电视里的非洲饥民。舅舅尝了尝学生们的菜后，脸色阴冷地说：“老余，你老婆已拖垮了，再拖几年恐怕你全家都得垮。”余校长叹气说：“我不是党员，没有党性讲，可我讲个做人的良心，这么多孩子不读书怎么行呢？拖个十年八载，未必村里经济情况还不会好起来么？到那时再享福吧！”
张英才听了半天终于明白，学校里有二三十个学生离家太远，不能回家吃中午饭，其中还有十几个学生，夜晚也不能回家，全都宿在余校长家。家长隔三差四来一趟，送些鲜咸菜来，也有种了油菜的每年五六月份，用酒瓶装一瓶菜油送来。再就是米，这是每个学生都少不了要带来的。
吃罢饭，张英才的舅舅要进房里去看看余校长的老婆。余校长拦住坚决不让进门，口口声声称谁见她那模样，准保要恶心三天。拉扯一阵，动静大了，惊动了房里的人，那女人就在里面蔫妥妥地说：“领导的好意我领了，请领导别进来。”作罢后，余校长就劝张英才的舅舅下山，不然赶不上太阳，黑了就不好办。舅舅说：“是该走，你们都陪着我，都不去上课，学生们都放了鸭子。”停了停又道：“我这外甥初出茅庐，就此托付三位了。”邓有梅抢在余校长前面说：“已研究过了，高低都不就，就中间，让他跟孙主任两个月，然后接孙主任的班，孙主任再接余校长的班，余校长腾出来抓全盘工作和全村的扫盲工作。”舅舅第一次笑了。邓有梅见缝插针，猛地问：“万站长，今年还有没有民办教师转正的名额？”张英才听了心里一愣，他见旁边的孙四海也竖起耳朵等回音，舅舅想也不想，坚决地回答：“没有！”大家听了很失望，连张英才也有点失望。
看见舅舅走运了，张英才忽然感到孤单。旁边的邓有梅忽然说：“快去，你舅舅在招呼你呢！”一看舅舅在招手，他连忙跑过去，到了近处，舅舅说：“忘了件事，他们要问你这眼镜是几多度，你就说是四百度。”张英才说：“我还以为你跟我说什么秘密事呢？”舅舅没理，走了。
剩下他和他们三个时，他们果然问他的眼镜多少度，他不好意思说，但最终仍说是四百度。孙四海借去试了试，然后说，“不错，是四百度。”张英才见遇上了真近视，不由得有些后怕，同时佩服舅舅想得真周到，这样的人，犯了错误也不会让别人察觉。
下午仍然只有一节课，张英才陪着孙四海站了两个多小时。孙四海怎么样讲课他一点也没印象，他一直在琢磨六年级分三个班，这课怎么上。中间孙四海扔下粉笔去上厕所，他跟上去趁机问这事，孙四海说，我们这学校是两年招一次新生。返回时，教室里多了一头猪。张英才去撵，学生们一齐叫起来，说这是余校长养的，它就喜欢吃粉笔灰，孙四海在门口往里走着说，别理它就是。往下去，张英才更无法专心，他看看猪，看看学生，心里很有些悲哀。
山上黑得早，看着似黄昏，实际才四点左右。学校放学了，没有走的留在余校长家住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