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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的时候，我们家里发生了大事：艾好从合肥回家的路上失踪了。
艾好事先曾写过一封信回家，说了他们放寒假的日期，还说学校里已经给他们买好了各自回家的车票。从合肥到青阳，一票到底，用不着转车，那边由学校送到车站，这边家里去个人接站，很简单的事，我们谁都没有认为会出问题。
是艾早去接站的。艾忠义要上班，李素清还在忙着改考卷，填学生的成绩报告单，闲下来的只有艾早。
从下午三点钟艾早就等在了出站口。那是一条从停车场伸出来的窄窄的人行通道，北风打着旋儿贴地尖啸，地上的纸片啦，花生壳啦，甘蔗渣啦，鸡毛鸭毛啦，全都像长了脚一样，在风中忽儿往东，忽儿往西，忙个不停。从栅栏里出来的旅客们都裹着厚厚的棉衣，男人戴着有毛耳朵的帽子，女人扎着色彩单调的腈纶围巾，婴儿们被紫花布的披风包成了粽子，很累赘地抱在母亲怀中，露一张傻傻的脸，没有表情地东张西望。很多人用扁担挑着大包小包的土产，从冻得硬邦邦的猪头，到咕咕哀叫的鸡，凡过年餐桌上的东西，应有尽有。偶尔也见到几个打扮洋气的人，穿墨绿色或者紫红色的毛呢短大衣，烫了头发，拎着标有“上海”字样的硬纸礼盒，鹤立鸡群地从人堆里不耐烦地挤出去，满脸都是对周遭环境的嫌恶。
艾早戴了一顶米色的毛线帽，脖子缩在艾忠义的一件老棉布大衣里，不停地用戴了露指手套的手搓揉脸颊，免得那儿冻得狠了要生冻疮。去年冬天她曾经生过一次，蚕豆大小，硬硬的，晚上一躺到被窝里就痒，春天冻疮消退之后，暗红色的疤痕到盛夏才平复如初。李艳华告诉她说，冻疮这玩意儿，只要生过一次，以后就要年年复发。艾早差不多从进入冬天就担心这事，她对冻疮尤其是冻疮留下的疤痕有一种恐惧。
旅客们络绎不绝地出站。城里人，乡下人，本地人，外地人。快要过年了，游子回乡的，走亲访友的，最后一批知青返城的……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急迫，喜庆，还有长途奔波的劳累。
艾早一直到天黑透了也没有等到艾好。栅栏门已经关上了，她扑上去问那个负责查票的人，得知最后一班汽车已经进站下客。
艾早整个人都掉进了冰窖里。她知道出大事了。艾好八岁被人带到南京时就失踪过一次，事隔多年旧戏重演。她飞奔回家，把凶讯告诉了正在炉子上煨鲫鱼汤等儿子的李素清。李素清当时手里拿着一把大号细瓷汤勺，猛一惊吓，汤勺掉在砖地上，碎成几段。她满脸煞白地望着地上的瓷片，很愚蠢地要蹲下身去捡。艾早一脚踢开那些瓷片，阻止了她。
接下来的事情，是艾忠义回到他的邮电局办公室里，守着电话机，给科技大学的校办公室打，给系办公室打，给合肥长途车站打。要一个长途电话很不容易，艾忠义摇着电话机喊哑了声音。好不容易要通对方，可是已经到下班时间，所有的办公室都无人接听。艾忠义佝偻着腰背，话筒举在耳边，长时间地聆听里面的铃声，眼神空洞，表情茫然。
只有求张根本。这样的事情总是要找张根本。谁让他是公安局的人？ 谁让他是李素清的妹夫、艾好的姨夫？ 张根本冷静分析情况，排除了艾好被人贩子拐走的可能。艾好是男孩，虚岁十五，又长得人高马大，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拐卖对象。劫杀之类事件更不会发生，谁会冒险去碰一个身上只带几毛钱坐车的人？ 那么，剩下的可能性便是，长途客车中途停下来吃饭上厕所时，艾好找不到他的车了，或者上错车了。找不到车没有关系，他会滞留在车站。上错车有点麻烦，但是问题也不大，汽车不比火车，走不多远，终点站总归是在附近百里之内，艾好到站后发现不对，也会老老实实呆着不动，因为他没有能力去独自解决返程问题。
张根本这么说了之后，全家人稍觉安慰。
但是想到漫漫长夜，寒风料峭，可怜的艾好饥寒交迫，心中恐惧，如何挨得过去？ 李素清又呜呜地哭成一个泪人。
赵三虎已经学会开车，拿到了驾照，自告奋勇连夜出发寻找艾好。邮电局的头儿不错，关键时刻肯伸援手，允许艾忠义借用局里的邮车。加上张根本自己开一辆车，三辆车分东路南路北路出发，沿途不放过每个车站。我、艾早、李素清、艾忠义，加上胡妈和她的几个儿女，我们分别跟车行动，任务是搜寻每个车站附近的饭店、旅店、小吃店，兼及可以容身的屋檐、窝棚、货栈。张根本有信心地说，这样撒网式的搜寻，不会无果而终。
我和李素清两个人跟的是张根本的警用吉普。我们两个人都裹着大衣围巾，还随身带了一件张根本借我们的军用大衣，防备找到艾好时他冻坏了。张根本开车很冲，吉普车在县级公路上大幅度地摇晃蹦跳，雪亮的灯光刺破黑暗，把前面的砂石路面晃得模糊一团。行道树、界石、坑洼的小泥塘、白天人们遗落在路上的垃圾，张牙舞爪地扑面而来，在快要撞上车身的一刹那，飞速地退后。我们坐在后面，不时地被弹到半空，脑壳磕在车顶帆布上，又咚地一声落回到座位。我妈妈死死地抓住我的手，仿佛这样就能够让她好受些。我们谁都没有开口求张根本把车速减慢，事实上，即便这辆车开得像鸟儿一样腾空飞起来，我们照样会一声不吭地咽下恐惧。
一路上我们找过了海安车站，泰州车站，江都车站。李素清还想在更小的像曲塘啊姜堰啊这些车站停一停，张根本认为没有必要，会耽搁时间。他说，合肥来的长途车只停大站，小站根本不会擦边。我们在海安、泰州、江都这些车站停下来的时候，李素清顶着呼呼的北风，像个村妇一样双手握在嘴边，哀哀高喊艾好的名字。空寂无人的路上，路灯昏昏地照着我们三个人的身影，李素清的喊声除了引出一连串的狗吠，没有任何回音。
张根本皱着眉头说：“小晚，你能不能让她别这么喊？ 深更半夜的，像什么话？”
可我不敢对李素清开口，怕说出这话之后她会变得歇斯底里。
我们到达扬州车站时，天已经蒙蒙亮，城市在灰色曙光中将醒未醒，勤快的卖早点的摊贩刚刚在街边升起红红的炉火，把炉膛拍打得啪啪直响，把油锅烧得吱吱叫唤。张根本停了车，打开车门下去，准备买几副烧饼油条果腹。
一夜折腾，我们都饿了，又冷又饿，面色青灰，眼角结屎，口舌生疮。李素清更是已经无法发声，跟我们对话全靠手势比画。
张根本买了三副大饼夹油条，左手抓着两副带给我们，右手抓着一副迫不及待往嘴巴里送，一口咬出一个月牙儿。忽然他那只举在半空中的手不动了，接着他的脖颈也僵直起来，眼睛盯住一个地方，脸上现出一种怪异的惊惧。然后，他忽然甩掉左右两只手里的东西，耸身一跳，山羊一般地蹦下路边，三步两步扑到一个小河沟里。
河沟里搁浅了一只小木船，很小很小的船，夏天人们采菱捞虾用的那种东西。船舱里堆了一些冬天牛羊吃的干草，还有些废纸破棉絮之类的垃圾。艾好缩在那堆破烂里睡觉，远看就像只肥羊，养得胖乎乎的、毛皮脏成了浅棕色的羊。
可怜的艾好，他倒不是因为下车之后认不得自己的车了，是他运气不好，坐的那辆车在中途出了故障，司机勉强把车开进扬州车站，然后赶人下车，换坐另一辆车继续往青阳。在这个乱哄哄的交接过程当中，茫然无措的艾好在车站进进出出的车辆之间搞昏了头，不知道哪一辆是自己该上的车。从合肥到扬州之间漫长的旅程中，他居然没有记住任何一个同车人的面孔，所以他完全不知道跟着谁走。
“那你同座的呢？ 同座的是什么人也没看清？ ”张根本皱着眉头问他。
艾好舔着肥嘟嘟的嘴唇：“是男的。”
“年轻的还是年老的？ ”
艾好歪头想了好一会儿：“想不起来。我谁都没看。”
“那你上了车干什么？ 打瞌睡？ ”
艾好咧咧嘴，羞愧地笑一笑：“不，我在想一个公式的求证方法。”
“我的小祖宗！ ”张根本叹息。
幸好艾好不算娇气，糊里糊涂钻进船舱的草堆后，居然酣睡一晚没有冻僵，甚至没有感冒。他只是饿得狠了，一手抓一副大饼油条，眨眼工夫吃得精光。
从那之后，家里人再不放心让他独自乘车来回。寒假结束时艾忠义送他到学校。暑假开始，李素清和艾忠义都腾不出工夫，拜托赵三虎专程去接。李素清说，起码要接送他到十八岁。“我们要确保艾好不再有闪失。”她对全家人下令。她又说：“科学家是不跟常人一样的，搞‘哥德巴赫猜想’的那个陈景润，生活中一点不比艾好聪明。”
这话让我们心服口服。我们都看过了徐迟的那篇报告文学，都认为搞科学的人就应该那个样，如果正常了，那倒是不正常。
这个寒假，我和艾早几乎是家里最辛苦最操劳的人，因为还有半年时间我们就要考大学了。我们的弟弟艾好已经考上了那么出色的一所大学，做姐姐的差距不能太远，否则外人会看笑话，自己心里也不平衡。
这是李素清时常对我们耳提面命的一句话。她说，这是她的人生经验，肺腑之言，我们得听。
李素清给艾早制订了一个详细到“小时”
的复习计划：寒假二十一天中，几点起床，几点到几点复习数学，几点到几点复习语文，然后依次是英语，历史，地理，政治……什么什么的。她把这份计划抄给我一份，让我回去也贴到床头，每晚睡觉之前看一眼。“艾晚，你也是我的女儿，我对你有责任。这是人生的关键时刻，别稀里糊涂。”
李素清经常会请几个教高中毕业班的同事回家吃饭，“顺便”对艾早点拨和指导。有时候我也会去听。但是我和艾早要考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