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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着一张轮廓分明的黝黑面孔，男的穿一件金利来或者是港产“鳄鱼”的无领套衫，下面的休闲裤松垮垮地系在肚皮下，显得闲适而自在。女的穿色彩夸张的针织套装，脖颈和手腕上戴着光灿灿的金饰。很多人的嘴里还镶着金牙，说话的时候，如果迎着光，嘴巴里就会光彩夺目，整张面孔都会因此而生动和灿烂。
“窦氏妇科”的招牌是一块临时挂到门外墙壁上的木板，漆成棕色的底板上写着工工整整的宋体黑字，倒也有几分庄严。诊所的门关着，有人进去，必须敲门，里面的护士把防盗铁门拉开一道缝隙，问明来意，才开门迎客。挺神秘。但是又让人心生戒备，总觉得黑糊糊的屋子里似乎隐藏着罪恶，时时刻刻都有阴谋存在，毒蘑菇一样在角落里滋生，而后长大和惊爆。
诊所的医生是男性，小胡子，鼻梁上架一副半框眼镜，看人时有点不屑一顾，好像我和艾早不值得他亲自接待。他把我们扔给了他的助手，一个头发烫成鸡窝状、皮肤很粗、长得人高马大的北方女人。
“那啥，你俩先看看孩子。”她刚洗了手，在污渍斑斑的白大褂上飞快地擦着，转过身，一撩帘子去了里屋。
里屋传出嘀嘀咕咕的说话声，听上去仿佛是北方女人跟医生商量着什么。我和艾早一言不发地等在外屋，一边很无聊地看着墙上的挂图。挂图的内容全部与怀孕和生产过程有关，细致地描绘出了阴道、子宫和子宫里蜷缩的胎儿。最早的胎儿像一片豆瓣，临产前的胎儿就已经成了一只剥皮青蛙，一根粗粗的脐带从胎盘里衍生出来，连接在胎儿鼓突的肚脐眼上，看上去像一条不怀好意吮吸胎血的蛇。
北方女人又一撩门帘，肘弯里托一个襁褓出来。我们立刻凑上去看那个孩子。孩子的胎毛乌黑，小脸又红又皱，睡着时还在用劲地吮吸，弄出一副挺痛苦的模样。 ，“可要看仔细喽，孩子能吃能睡，啥毛病没有。”北方女人解开襁褓，很负责地给我们看婴儿的生殖器，肚脐眼，还有手指脚趾。她的一只大手随意地把孩子翻过来调过去，孩子在她的翻弄下依旧安睡，没有一点脾气。
“那妹子是湖南人，年轻，泼得很，生孩子跟下个蛋一样，一点没费劲。生完躺了一半天，打个车走了，留个电话号码给我，让找着人家给她打个电话。”
“多少钱？ ”艾早平静地问。
北方女人眯起眼睛，机警地看着我们。“你俩谁要领？ ”她问。
艾早指指她的鼻子。
北方女人把婴儿往襁褓中马马虎虎一裹，手指对艾早勾了勾。艾早会意，跟着她进了里屋。
片刻之后艾早一个人出来，神色依然平静，看不出有什么讨价还价的迹象。
“走吧。”她招呼我。
出了门，走在深圳冬天的阳光里，我问她：“他们想要多少钱？ ”
艾早说：“一点补偿费吧。他们不敢多要钱，要多了就是贩卖人口，要坐牢。他们才不傻。”她在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
晚上张根本回家，在水龙头下哗哗地洗手。回家洗手这个动作是我熟悉的，小时候我从外面回家，李艳华也总是盯着我洗手。医院里工作的人都有这个习惯。
“怎么样？ ”张根本在哗哗的水声中大声问。
我知道他问的是：那婴儿怎么样？ 艾早把一盘带着绿叶的沙塘橘端上桌，同时扭头看了我一眼。
“不怎么样。”她说，“残疾，手上长了六根指头。”
我猛地张大嘴，差点儿把一瓣刚放进嘴巴的橘子咽下去。
张根本扯下一条毛巾，走到客厅里擦手。
“怎么会呢？ 不说是一个很健康的男孩吗？ ”他的神色突然有些焦灼，目光狐疑地盯住艾早。
“六指琴魔。金庸小说里的人物。”艾早噗地笑起来，好像这件事情本身有一种很荒诞的意味。“张总啊，你不会愿意要个有六根手指的儿子吧？ 我听说六个指头不吉利，破财。你会要吗？ ”
她仰起脸，目光迎着张根本，有一点顽皮，又有一点坏坏的笑。
张根本转过脸，求救一样地看着我。他知道我从来不对他说谎，所以他在等待我的一句实话。
我只好含含混混地一笑，说：“几根指头都一样啊！ ”
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艾早开始征询张根本的意见：去哪儿吃晚饭？ 吃上海菜，还是再试试四川菜？ 之后，我们穿衣出门，再没有提起关于那个婴儿的话题。
我走了之后，事情又持续了一段时间，先后有三四个孩子进入过他们的家庭。最长久的一个呆了差不多三个月，都已经会喊爸爸妈妈了，还是被艾早坚决地送走。艾早说，那孩子长着一双贼溜溜的眼睛。想想看吧，一岁大的孩子就已经露出这副要命的贼相，·长大了会成什么？ 他是来继承张根本的家业，还是糟蹋张根本的名声？ 这个孩子送走之后，张根本终于偃旗息鼓，彻底地死了心思。
人世间的事情，有时候怪异，有时候诡秘，有时候呈现出球面的圆润，有时候凸显出立体的锥状，还有时候是魔方，你往哪面翻，看到的都是不同的组合，翻出一头大汗，也难以获得一整面相同的色块。
细想起来，张根本的这一生好像都是被艾早牵在手中的。这个混世魔王，这个在青阳城里呼风唤雨的公安局长，这个见色眼开的流氓，贪婪的无产者，心狠手辣的掠夺者，笑里藏刀的阴谋家，他可以对李艳华，对我的父母，对陈清风坏事做绝，但是他唯独对艾早无计可施。很早之前就是。在我们姐妹还梳着羊角小辫，满头大汗玩着“跳格子”的游戏的时候，张根本对艾早就有着莫名的惧怕和敬畏。他笑嘻嘻地接受艾早对他的白眼，享受着她偶尔露出的不屑和尖刻，帮助她收拾各种棘手的残局，从来没有反驳和违拗，从不。
在领养孩子的问题上，他们之间依然维持着这一神圣的格局：艾早说不，张根本就必须跟着说不。
1994年春节之后，我离开深圳的前一天，艾早带着我上街狂购礼物。
她给我买了一只深红色的带拖轮的“大使”牌旅行箱。给妈妈买了一件浅灰色薄呢大衣，一双英国产“奇乐”牌软底皮鞋。给爸爸买了一只“菲利浦”电动剃须刀，一瓶“轩尼诗XO”。甚至给长住精神病院的艾好买了一双很漂亮的“耐克”旅游鞋。她带给胡妈家人的是两盒包装精美的“金莎”巧克力。胡妈的家人太多，没法儿一个个地买东西。而她最想孝敬的胡妈本人，却已经在两年前患癌症去世。
带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我们坐在“新雅”酒店的咖啡店里喝咖啡。咖啡厅的窗外棕榈婆娑，紫荆花开得蓬蓬勃勃。一个穿白纱裙的年轻女孩在高台上低头弹琴，《致爱丽丝》，琴声清幽可爱。大厅里弥漫着咖啡和烤焙点心的混合气味，热烘烘诱人食欲。
我弯下腰，试图把所有的礼物装到那口“大使”牌的箱子里去。拿起那瓶“轩尼诗”的时候，我掂一掂分量，对艾早说：“你知道的，爸爸从来都不喝酒。”
艾早仰靠在椅背上，淡淡地回答我：“喝不喝是他的事，我买，是我的心意。”
我不说话了，把“轩尼诗”另放一个拎袋，准备上飞机时随身提着。
有一个男人从远处的旋转玻璃门进来，走向酒店服务总台。他穿着一件米黄色风衣，风衣的腰带没扣，有一端拖了下来，从我们坐着的侧面看，拖下来的腰带像一条尾巴。
“陈清风，他不是去美国了吗？ ”艾早突然直起身，微微地俯向前，问我。
我万万想不到她在此时此刻，如此突然地问了我这个问题。我有点发愣地看着她，思索着应该怎么回答。我想我不能告诉她，陈清风其实已经去了加拿大，那样的话，她会进一步问我：你怎么知道？ 不，我不知道他去了哪儿，我什么都不知道。
“他走的时候，说是去美国。”我口齿不清地回答，就好像嘴巴里含着一块方糖。
艾早刚刚亮起来的眼神又暗了下去。“我以为你知道。”她说。
“我可以打听。”我承诺。
“有可能的话，你帮我找到他。”她脸颊微微一红。“他已经走了四年多了。四年零四个月，是不是？ 他还不知道我到了深圳。”
我鼻子一酸，忽然地想哭。我赶快把咖啡杯端起来，装做要喝的样子，用杯子遮住脸。
晚上，跟贾铭通了一个电话，简单说了说跟律师见面的事。他安慰我说，想见艾早的确不可能，她现在是犯罪嫌疑人，按规矩，宣判之前不允许跟律师之外的人接触，怕串供。
“规矩？ ”我忍不住抬高声音：“你认为那些人是百分之一百按规矩办事的吗？如果是张根本，如果张根本在这儿，他一定能帮我见到艾早。”
贾铭沉默了一会儿。大概我的这句话有点刺伤了他。片刻之后他小心提醒我：“可是，艾早恰恰涉嫌杀害了张根本。”
“这不是真的！ ”我愤愤地冲着他叫：“不是真的！ 这里面肯定有事！ ”
贾铭连连劝慰：“好了，艾晚，律师会帮你弄清楚。要是能够保释出来，那更好，你可以当面问问你姐姐。”
我平静下来，觉得把火发在贾铭身上没有道理。案子发生在深圳，贾铭人在南京，如果指望他帮到我，他就必须有“通天”的关系，把电话打到北京，再从北京下达指令到深圳。可是贾铭只是个普通人。
“艾飞呢？ 他在吗？ ”我换了一种口气问。
“在，他在，晚上吃了一个麦当劳的汉堡。
一份薯条，还有一杯草莓奶昔，这会儿正看动画片。要喊他接电话吗？ ”
“要。”
艾飞拖延了好一会儿，好像有点不情愿中断他的动画片来接电话。“妈妈，”他开口就问一句，“深圳放《金刚》了吗？ ”
“什么？ ”
“《金刚》，今年的美国大片。”
“哦，宝贝儿，没有。……也许放了，我不知道。”
他有点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