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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青年经济学教授中直接提拔优秀人才到学校领导岗位，这在我国的高校中还是不多见的。按照我国先前的惯例，中青年经济学学者大多埋头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很少被提拔到学校高层，直接参与行政管理。
海闻和张维迎在上任之前，学校的财务由党委书记闵维方教授主抓，校办产业由副校长陈章良主抓，而闵书记主动让贤，陈章良调至中国农业大学任校长，于是，学校经过层层审核，决定让精通经济和管理的学人海闻和张维迎接替他们的工作。海闻本身就是北大中国研究中心的副主任，而张维迎则身为光华管理学院的副院长。尽管校长助理的官职并非顶尖，但却有相当的发言权，甚至可操控北大经济命脉；而且根据经验推断，校长助理几乎就是副校长的热门候选人，经过一定时间的磨炼，将会顺利提拔为副校长，跃入学校最高层。有消息称，北大的这种异乎寻常的大动作凸显学校领导着意将传统的“学术北大”打造成“经济北大”。
人们一定不会忘记，北京大学和它毗邻的清华大学在1999年就提出了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蓝图。北大还拟定了实现这一蓝图的时间表，即用17年的时间使北大与哈佛、牛津和哥伦比亚大学平起平坐，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一般来说，一流大学的标准最终是以学术来衡量的，但有识者认为，如果片面抓学术并不能带动大学的全面发展，也并不一定能有效地提高学术水平。从管理制度入手经营大学已成为各大学校长的共识，因而北大擢升年富力强的经济学家参与学校的管理，正是要利用经济学家的专长，打造全新的一流的高等学府。
有不少人担心，“以人为本”一直是北大精神之所在，但自学校有意打造“经济北大”后，校园的商业气息逐渐淹没了以往浓厚的学术氛围，这将无限伤害北大积淀百年的人文精神。
有记者直接将这个问题摆到海闻面前，海闻出人意料地肯定了这一现象的积极意义。他认为，大学培养人才不仅仅是学术方面的人才，优秀的企业家群体也是现阶段高校的培养目标之一，这是对社会变革需求的适应。向校园内延请优秀的企业家和各行业的成功人士对于大学生教育来说具有积极意义，可以给他们提供不同于以往的新的成功楷模。现在一个大学生成为优秀的企业家一点也不奇怪，这正是观念和现实变化所在，对于社会发展至为重要。
他同时认为，这一情况的出现在校园里尚属于“特殊现象”，或者称之为“过渡阶段”，之所以出现对于上述现象的抵触和非议，是因为我们以前没有在高校里培养企业家的传统和氛围，专心做学问或者入仕是过去普遍被认同的选择，现在有了新的观点，自然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随着将来高校中走出越来越多的成功企业家，这一现象会趋于正常和合理。
海闻是1982年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的，毕业后他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自费留学的大学生，前往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滩）经济系攻读研究生。1983年他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后进入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经济系学习，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美国他曾担任加州州立大学（旧金山）经济系讲师、加州大学（戴维斯）经济系讲师和福特路易斯学院商学院经济系讲师和终身职的副教授。
1993年，留美10年的海闻回到国内，中国市场经济的洪流感动了他，他与“海归派”经济学家林毅夫、易纲、张维迎共同发起并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心成立一年后，海闻也正式回到了祖国，受聘于母校北京大学，出任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心主任是曾供职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是一个集研究、教学和培训于一体的非盈利性实体机构，当时主要是帮助一些留学有成的人回国发展。多年来这个机构聚集了一批杰出的“海归派”经济精英人才，规模也不断扩大，研究成果丰硕，在中国经济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被称为国内经济学领域的科学殿堂，也令中央高层刮目相看。而取得这一切成就，海闻是功不可没的。
在中国经济学界，人们时常不经意中将海闻和张维迎相提并论，称他们是北大的两个“少壮派”教授。他们不但年龄相差不多，所学专业也相同，而且都有海外留学的经历。海闻当年从美国回到母校出任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张维迎几乎是同时从英国牛津来到北大，担任光华管理学院的副院长。两人在北大两个最重要的经济研究机构唱主角。因此当北大领导将海闻和张维迎双双提拔到学校高层的位置时，使好奇的人更加感到北大的这两个经济学“巨人”命运连在了一起。
目光前瞻：踏上自费出国深造之路
海闻1952年生于浙江杭州，当读完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在全国上山下乡的热潮中，他主动提出到农村插队落户。1969年海闻从春江水暖的杭州来到了地处北大荒的黑龙江省虎林县红卫公社落户。
那时虎林的知青都是屯垦戍边，一边种地当农民，一边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保卫边疆。海闻来到虎林的时候，“珍宝岛事件”刚刚平息。珍宝岛处于虎林和密山、饶河中间，海闻还记得“珍宝岛事件”过去后边疆上空那难以挥散的硝烟。
海闻在虎林一呆就是9年。这期间不少人通过各种关系回城了，也有人重新回到中学读书，可海闻因为复杂的社会关系只得默默地待在北大荒。
那个时候海闻特别崇拜英雄，而他心目中的英雄是《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他有一张插队时的黑白照片，其造型与杨子荣无异。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了北大荒，海闻就像枯木逢春一样看到了希望。他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高考。可他还是在9年前只读到初中二年级，所学甚少且遗忘得也差不多了，他茫茫然有些不知所措。
或许海闻天生就有一种挑战命运的本领，他下定了决心，不管有多大困难都要迎难而上。在离高考还有三四个月的时间内，他拼命地补习初中所学知识，又自学完高中的全部课程，加入了黑龙江省200万人的高考大军，竟然鬼使神差般考进了北京大学，成为经济系的一名大学生。
当时北大经济系主任是陈岱孙教授，他早年留学哈佛，1927年回国后一直活跃在我国的经济战线；现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则是经济系的老师。在名师的熏陶下，海闻的英雄梦在经济学领域得到了延续和张扬。
有人说，海闻天生具有一种超前意识，看问题总是具有前瞻性。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人们的思想还很禁锢，“文革”的阴影尚没有散去，中国的经济远没有形成热潮，他却选择了经济专业；当他读到大三时，留学潮还没有开始，他已有去美国留学的打算。
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出国留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名额本来就少，又都是公费，个人自费留学几乎没开先例。
有一天，海闻和同学们在一起议论老一代革命家当年出国勤工俭学的事。海闻突发奇想，说，当年周恩来、邓小平能到法国勤工俭学，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写封信，让中央也同意让我们去？我们可以自费学习，学成回来报效祖国。
海闻是个说了就做的人，他真的向学校申请出国读硕士，学校没有先例不知如何办理出国手续，于是他又向北京市有关部门写信，最后获得批准。他拿到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后，便到美国驻华大使馆办理签证。当他准备辞行时，陈岱孙教授劝他等到毕业再走，因为如果大学没毕业就走，到了美国很多课还要从头读起。这样海闻又在学校读了半年多，直到1982年毕业才出国，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申请自费出国的大学生之一。
关于这段经历海闻有过这样的“内心独白”：
“我在出国的第一刻起就有强烈的归国效力的愿望。在大三的时候我就决定要出国深造，作为一个年轻的毕业生作出这样的决定，在统分时代毕竟还不多。80年代初的社会背景和个人理想与现在还是有很大差别的。1977年‘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来自祖国四面八方、各行各业的年轻人到北大求学，大家都有一种忧国忧民的‘使命感’。我的大学生涯和改革开放同步进行，国家的每次尝试都在当时大学生的视线之内，对改革开放的思索和感受是我们怀有使命感的动力之一。实际上，同学们都非常羡慕老一辈革命家的风范和救世哲学：为什么他们有和常人不一样的、超前的眼光和办法？”
美国的学习和生活并不容易。海闻到了美国后才发现自己的英文水平根本不能应付基本生活，更别说听课了。为了完成学业，他不得不每天上课带上录音机将老师的讲稿录下来回来慢慢自学，其辛苦是可想而知的。不仅如此，为了赚出学费和生活费用，他还必须出去打工。刚到美国，一位不知情的朋友推荐他去做夜班接线生，工作是从夜里12点到早上6点，老板见他是大学里的研究生便认定可以胜任，可哪知他的英文不好，根本反应不过来对方说的号码，这样干了一周就被炒了鱿鱼。后来他的同学告诉他，这样的工作就是美国人都不一定能胜任，不但要反应快，而且英文要求特高。海闻听后出了一身冷汗。
由于英文不好，海闻不能在学校里当助教，只得到餐馆打工，或替侍者做助手，拼命挣钱，拼命读书。他在美国的最初几年真正体味到什么是艰苦和辛酸。
两年后，海闻度过了困难期，英文水平突飞猛进，还拿到了经济学硕士学位。这时候海闻真想回国。可是他的导师建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