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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进出出的把戏，而不拣一处足以予华军致命打击的据点而永久占领下来，这是始终使我们莫测高深的一点，显然这对于“解决中国事变”的日本基本国策，绝对是无益而有害的。
有人说，日军又在准备进攻滇缅路了。如其他们果有自信与能力，那当然早就可以发动这方面的进攻，早不发动而直到现在才想起，可见这就不是一件有把握的工作。我们希望日方三思而行，因为要是进攻失败了，再向外宣称“滇缅路已失去政治军事经济上重要性”，那是会笑掉所有人们的下巴的。
日报对泰国的恫吓论调
（1941年11月2日）
日军发言人虽否认日军越入泰境的传说，但日本报纸的评论，则正以富有威胁的字句，暗示日本即将对泰采取军事行动。《日日新闻》以为“泰国目前之国家思想，与中日战事爆发前之中国相似……泰国之局势，较当时中国政府所遭遇之局势尤为严重”，而要求泰国领袖以中国为殷鉴。我们认为应该引为殷鉴的，是日本而不是泰国。固然以泰国的力量，不足以敌压境的日军，然而日本若因此而引起对太平洋整个民治阵线作战的危机，则其所付代价之惨重，必将更倍于绵延四年余的中国战事。如果中国战事的教训还不能使它猛醒，那么一个更大的教训正在等待着它呢。
谁首先射击？
（1941年11月3日）
德当局宣布寇尔奈号事件的发生，系因该舰在大西洋护航时，接获另一正在与德舰作战的护航队的呼救信号，乃驶往该地点，以深水炸弹袭击德国潜水艇，德潜艇乃加以还击，由此事实可证明并非德艇袭击美舰，而系美舰袭击德艇云云。
上述论据显然不能成立，因为即如德方所叙述，寇尔奈号的袭击德潜艇，系因援助另一遭德舰袭击的护航队，则造成此事件的责任者仍为德方。然而这一点还并不重要，德方早已宣布在其所任意指定的所谓战区内，不问何国船只皆将袭击之，则美舰为了自卫起见，当然可以先发制人，而无须在被击后始行还手。
德方此种宣传的用意，除了如有人所指出，为催促日本履行三国盟约义务外，另一目的是在支持美国孤立派反对美国参战的主张。美国人民应该认识清楚，事实上并不中立的美国，不应再抱回避卷入战祸的态度，德国并不希望美国对它宣战，因为此举对它自己并无利益，但美国若仍以中立法自缚，则无疑适中德国的下怀。
土耳其与泰国的中立
（1941年11月4日）
土耳其是德国南进时的一块踏脚石，正象泰国是日本南进时的一块踏脚石一样。二国的处境相同，遭受的威胁相同，而他们严守中立，坚拒“任何方面”侵略的决心，也都已由他们的负责当局一再郑重声明过。
没有人不对这两个国家坚决保卫自身独立的精神肃然起敬，但也没有人不对他们的命运深抱忧虑。侵略者所以至今尚未向他们染指，不是尊重他们的中立，更不是畏惧他们的抵抗，只是因为时机尚未成熟。
以自己的力量抵御外侮，固然很好，然如执着于中立的观念，而视友敌为一体，则徒然削弱了抵抗侵略的力量。
单单警告侵略者勿得作非分之思是不够的，只有切实与民治友邦加紧合作，才可以使这警告发生力量。
以行动评断日本
（1941年11月4日）
苏联外次罗索夫斯基说，对于日本政府的评价，须以其行动为根据。然则最近的边界冲突事件，当然是日本政府真意的最好测验。
罗氏表示苏联政府“愿意相信”这不过是一队不守纪律的日军的妄行，希望日本政府能将肇事者加以惩处。我们以为日本政府倘果有尊重两国中立条约的诚意，则此种手续是最低限度应该办到的。
然而关东军当局轻描淡写地认此种“微细事件”为不足重视，而东京则根本诿为不知，甚至形式上的彻查也未敷衍一下。
这是日本政府“诚意”的最明白的表示，也是对它下评断时一个最有力的事实根据。
华盛顿的对日态度
（1941年11月5日）
将在本月十五日召集的日本特别议会，本身的意义虽然不值得特别重视，但在对外作用上，显已被日方利用为对美威胁的新武器。前晚美京高级官员声称关于对日谈话，美国不愿遵从东京所发警告中的时间限制。可见前传日方所提“协定须于十五日前为之”的“最后通牒”，的确是有这回事儿。
日本的手段是软硬兼施的，一面以“十五日后将有新行动”的威胁造成恐怖空气，一面又表示它愿作“避免冲突的最后努力”，以引诱他人入彀。据传日方已在考虑一种“有限制协定”建议，以避免轴心同盟义务及不干预英美荷南洋利益，作为美国松弛对日经济压力的交换条件，这比之侈言信守同盟义务及不顾一切阻碍建设“东亚共荣圈”的狂妄声调，诚然已经有了相当的让步，倘日方果有此项建议，而美国也确有绥靖日本之意，那么这未始不可暂作初步的谈判基础。然而美国既强调两国现所进行者，仅为“谈话”而非“谈判”，复表示不欲自既定立场退却，决不放弃中英荷之太平洋利益，则美国所要求于日本者，决不是局部的退让，而是全部侵略政策的放弃，自无疑义。
我们所欲建议于美国的，她不但应将日方所提出的“时间限制”置之不顾，且应表明她在认为谈话无法继续的时候，随时可以停止，而现在就已经到了这个时候。她应该扫除一切“极愿避免太平洋海军交绥”的示弱论调，而坚决宣布在必要时准备予日海军以打击，能如此，则事实必将证明畏惧交绥的，究竟是美国还是日本。
所谓柏林压力
（1941年11月5日）
在美国有一种见解，认为“日本之威胁系由于柏林之压力”，此语颇可斟酌。日本推行其扩展政策，根本无须任何方面的压力，柏林的压力倘果能生效，日本也早就行动起来了。“决定东京行动者，乃军事局势而非轴心条约”，如果德军攻陷莫斯科或侵入高加索，则吾人可以断言日本不待压力之来，就会义不容辞地“援助”它的盟国的。
美日“妥协程序”
（1941年11月6日）
日本《广知时报》这次又有了新玩意儿，它替美国设计了七点“妥协程序”，建议应由美国向日本提出。如果《广知时报》认为美国不是自己有主张有立场的国家，而必须由它借箸代谋的话，那么我们以为不妨更彻底一点，索性由该报代表美国政府将该项程序献呈于日本军人之前，也免得再在华盛顿作纠缠不清的谈话了。
该七点程序中，特别着重“中国事变”的解决，它主张美国及其他列强停止援华（第一点），而且不仅不应阻碍中日和平（第二点），且应竭力促成中日和平（第三点），在中日“和平”以后，日本在中国境内所造成的局面，美国必须默认，而且“无人能加以改变”（第五点承认满洲国）。这是一个设想得非常美满的好梦，可惜它不曾考虑到美国如能同意此种“建议”，那就不成其为美国了；而且单凭美日两国的同意，也决不能迫令中国停战，然则“中国事变”的解决还是一场空。
解决“中国事变”是日本目前最亟切的目标，然而解决“中国事变”的终极目标则为建设“东亚共荣圈”，因此该报复在第四点中主张美国须承认“共荣圈”及日本在西太平洋之领袖地位，在该范围中美国不得妄加干涉；换言之，解决“中国事变”还只是要求美国以中国为牺牲，而这里则更进一步要求美国退出远东了。
而且，美国为了帮助日本建设其“共荣圈”起见，应该“无条件”溶解对日资金冻结（第六点）与恢复日美商约，并解除一切“经济及军事方面之错误行为”（第七点）。至是，日本解除了中国战事与美国经济压力的双重镣铐，确立了东亚霸主的地位，便可更进一步而与纳粹瓜分全世界了。
美日尚未开战，而上述程序则即使是战败国的城下之盟，亦无如此苛刻。《广知时报》为代表日本外省的报纸，而其论调如此，则美国对日尚有何谈判之可能！
来栖赴美
（1941年11月7日）
野村谈不成功，再来了一个若杉；若杉谈不成功，索性再来了一个德日结盟的功臣来栖。如果有人以为日本如此“迁就”，可以表示它确有与美修好的诚意，那实在是大谬不然，因为尽管使者络绎于途，而其霸力扩展的政策依然坚持不变，则一切谈话依然是时间的浪费。
美国严正确定的立场，绝不容我们稍有怀疑，可是美日间所谈的，既都是与太平洋上每一国家有关的问题，则我们以为美国应该告诉日本，此项问题由美日两国单独谈判，无济于事，必须由太平洋上全体有关国家举行圆桌会议解决之；而在举行该项会议之前，日本必须先归还一切用武力攫取所得的他国领土，撤退在中国境内（当然包括东北四省）及越南的全部驻军，并立即脱离轴心集团。必如此，谈判前途方有希望。否则日本既无须再“忍耐”，美国也用不着继续敷衍。集太平洋上一切爱好自由的国家的力量，对付一个精疲力尽的日本，当然是绰绰有余的。
希特勒主义无分东西
（1941年11月8日）
罗斯福总统在前晚国际劳工局大会中所发表的演说，正象他过去所作多次演说一样，并未显明提及日本，然而也可以说处处提及日本。他在述及英国苏联及欧洲各国人民反抗纳粹暴力所作的牺牲时，同样提出了“吾人亦未能想及中国人民在其反抗侵略争取自由的奋斗中所作牺牲的程度”；他又说，“诸君来自欧洲沦陷国与中国者，已向大会详言诸君奋斗及惨淡经营而致的社会进步，如何为‘野蛮人’所摧残之事实矣”。然则罗总统所大声疾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