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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印不接受“新秩序”
（1941年2月3日）
松冈在日议会中曾谓“荷印似亟欲与日本成立谅解，以避免最不幸事件”；而前日荷兰政府致日的牒文，却声明“荷政府决不能承认荷印之地位将受“东亚新秩序”观念之精神所领导，或默认其最后实施之效果“，日本强令他人接受自己的意志之努力，显然已告失败。而荷印在英美协助下，也证明确有应付“最不幸事件”的决心。如果目前尚在进行中的芳泽谦吉与荷印当局的经济谈判终于无所成就，那也不能责荷印的“毫无诚意”，因为如果荷印接受了日方所提“自由管理日本移民事宜”，“对企业矿业享有特殊权利”，“扩张渔权”，“增加日货进口”，以及“敷设日本与荷印间海底电线及定期航空线”等项要求，则在我们看来，其“不幸”程度实较之松冈所恫吓的“最不幸事件”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夹缝中的贝当
（1941年2月3日）
在生死存亡主奴之间，决无折衷的路可走。就最近德法关系的发展及法国内部的变化来看，一面不敢开罪德国一面又想保持个人独裁权力的贝当，不仅失宠于希特勒，亦且无法向国人自圆其说。赖伐尔一派明目张胆的卖国政客，已经在主子的支持之下，组织新党，发动对维希政府的攻击。处身于夹缝间的贝当，倘不甘心臣服，伺候希特勒甚至赖伐尔的颜色，就只有毅然变计，与特戈尔将军的自由法军合流，重为民族解放而抗争，否则我们实在无理由可以相信眼前这一个小朝廷的局面，还有多少日子可以支撑。
神经战的反效果
（1941年2月3日）
轴心国发动的攻势，究将于三个月或两个月内或如另一传说的旬日之内实现，我们不得而知，但此种装枪上马的姿势，有一个好处是促醒民治国的加紧采取有效防御行动，独裁国家的宣传者在这点上似乎有些失策。
强卖“新秩序”
（1941年2月4日）
世间所谓“善意”，是一件具有限度的事物，超过了某种限度的“善意”，则必然另有用意而为受施与者所必须提神戒备的。日本是一个充满了“善意”的国家，也许因为善意太多，无法消化，乃非得强迫他人接受不可。自荷兰政府表示不愿将荷属东印并入“东亚新秩序”内以后，日方报纸即公然宣称“日政府必不理荷政府之不满，而继续实行其与荷印增进‘合作’之既定政策”。我们十分怀疑荷印能容忍此种挜卖性质的“善意”（或者就说是合作吧）。日本人民中如果有头脑较清醒的，一定会想到当未有“新秩序”之前，不仅东亚各民族享受比现在远为安定的生活，就是日本人民自己的生活，也要比现在好过得多。现在最切要的工作，似乎还是应该先在日本国内建立起一个名符其实的“新秩序”来，至于人家的“秩序”，则以勿劳顾问为妙。
已失时宜的武器
（1941年2月4日）
华盛顿“消息灵通之观察家”相信“日本如复得越南之军事让步，美国必将采取‘道义立场’以反对之”。我们不相信美国至今犹以为仅凭“道义”，即可以制伏顽暴。美国不希望阻止日本获得更进一步的南侵便利则已，否则就应以“自动的积极的步骤”，对野心者加以有效的打击。
掉不成样的枪花
（1941年2月5日）
日本目前手忙脚乱的情形，可于下列诸事觇之：对军租法案行将通过前夕的美国，即步武盟兄之后，大肆咆哮，希望吓倒美国，而为孤立派张目，一也。为着准备南进，急于脱离中国泥淖，故一面妄冀中国政府“与汪组织合流”，以便将三年半来的糊涂账告一段落；一面再将久蛰的疲师衰旅，勉强集合起来发动一次所谓“攻势”，二也。对于反共公约对象的苏联，则用最大的耐心刻意求欢，希望成立商约及长期渔约，三也。对泰越则俨然以“东亚盟主”自居，借调停战事坐收渔人之利，四也。对荷印则摆出一脸孔天王老子神气，强迫加入“东亚共荣圈”，五也。
在上述的五路攻势中，除了泰越在其手掌之中，只好悉听摆布外，其余至少有三路已经碰了壁：美国决不因任何恫吓而中止其对于民主国家的援助；中国不仅决心作战到底，且已实际上予蠢动的日军以致命的打击；同时荷印政府也已明白拒绝日方的要求。至于苏联会给日本何种程度的“满足”，则事实必将证明之，大概至多也不过是虚与委蛇而已。
结果如此，还不是庸人自扰！
美国孤立派之失态
（1941年2月5日）
民主国家言论自由，任何互相反对的意见均可并存不悖，但全然违反民主自由精神的言论则不足以语此。我们不能不认为反对援助民主国法案的拿福力脱氏所谓“美政府发言人既已允许不遣派美人赴英作战，为英国计，最聪明之办法莫如求和”，实在是异常重大的失态，因为这样说法，无异推翻了自己的立国精神。
综合反对派阻挠军租案通过的理由，不外导入战争及恐惧总统变成独裁领袖二点，议论卑卑，了无新意。殊不知美国卷入战祸的危险，即使停止一切对民主国的援助也无法避免，美国如不设法与并世各民主国共同消灭侵略轴心势力，则侵略势焰伸张的结果，不久的将来必然会侵袭到形势孤单的民主政治最后堡垒的美国；而使美国变成独裁化的最适宜于利用的基础，也许就是今日恐惧总统成为独裁领袖的这批人。
然而孤立的言论，充其量只能供独裁国家作为宣传的资料，美国全国的民意，终会把它掩盖下去的。
日本考虑“对华宣战”
（1941年2月9日）
路透社华盛顿电，谓日本又将考虑对华正式宣战，大概这也是“结束事变”的另一别开生面的方式吧。过去日本避免宣战，用意无非在取巧，一面进行实际的战争，一面仍可无限制取得英美的物资。虽然这样并未帮助他们达到征服中国的目的，可是所占的便宜确已不少。现在重新考虑宣战，并不表明他们自觉过去的偷天换日，不足为训，而恰可证明自从英国集中力量对德作战美国扩大对日禁运后，日本已无便宜可占，于是过去自甘放弃的“交战国权利”，现在又觉得有一加利用的价值了。
然而日本倘果欲援引“交战国权利”，实行拦截英美运华货品，则结果除促令中美英三国加强合作，共同抵御日本外，并无第二个结论。即令中缅运输因此而受打击，但第一中国通苏联的西北路线决非日本所能为力，第二中国赖其艰苦卓绝的人力，另行开辟其他的路线，过去事实已证明并非不可能。至于日本谋诱苏联停止援华，恐将永为无法实现的梦想。
最重要的问题是，日本曾一再宣称现在重庆的中国政府仅为一“地方政权”，现在它有无勇气收回这句话，而以之作为宣战的对手？那时候对于有堂堂“大使”驻在东京的南京组织，又将何以处之？
走还是不走？
（1941年2月10日）
贝当出走非洲的传说，由德方传出后，复由德方自斥为荒谬离奇，无论如何，扰乱人心的责任，还是应当由德方自负的。然而我们为贝当设想，现在出走虽然已嫌过迟，确尚不失为最后的机会，倘再继续对赖伐尔软化下去，必将无以自解于国人。当初他向希特勒妥协，虽然根本走错了棋子，但犹可原谅为情势所迫，不得不委曲求全。自从罢黜赖伐尔后，世人对他怀疑者，印象为之一变，倘能以国家主权为重，始终坚持不屈，则即令被迫下台，其光明磊落的态度，必能振奋全国民心，博得举世的钦佩，乃计不出此，竟因不胜德方压力，甘心卑躬屈节，恳请赖伐尔返任要职，而结果仍不能获得赖伐尔“谅解”，其尊严殆已扫地无余。今日之贝当，是否尚能取得法国人民的信仰崇敬，诚然是成为问题了。
敌我不并存，汉贼不两立，妥协的结果，必为自取灭亡。贝当能作最后的觉悟吗？
可望而不可即
（1941年2月10日）
德国全力支持赖伐尔压迫维希政府，亦即反映出德方对于意大利连续惨败溃不成军的焦急。意军在北非溃退愈速，德国企图攫取法国舰队及殖民地亦愈亟。目前英军不仅在非洲各线长驱直进，海军且已着手向意国本部进攻，而德国吹擂已久的闪电攻势，至今尚不知如何下手，故其加紧对法压迫，实为应有之文章。
然而借手赖伐尔，是否便可达到攫取法国舰队及殖民地的目的，这也是一个问题。法舰队及海外殖民地之迭次表示效忠贝当，乃因信任其不致出卖国家的利权，倘贝当完全屈服于德国压力之下，或被挤而由赖伐尔掌握政权，则傀儡政权的号令，恐难为彼等所接受。魏刚否认将以比瑞德港割让德国，当不仅为“法国政府”的意志，德方压迫过甚，除了使他们投奔英国，重新揭竿抵抗外，未必会有其他的收获。
美国已准备就绪
（1941年2月13日）
罗斯福总统谓：“美国纵被迫而加入远东战局，然对英之战具供给，不致稍受影响”。这句话从反面看来，也就是说明美国的对英援助，并不影响美国抵御远东侵略的准备与决心。轴心国家如以为在东西两方同时发动攻势，即可使美国顾此失彼，左右为难，那显然是一个错误的估计。
在远东方面，美国固然决无对日挑战的意向，然日本的行动，已经不是任何理智的力量所能控制，故今后局势的发展，将全以美国是否能制其机先为断。美国倘能于此时一面加紧对华的实力援助，一面迅速完成英美太平洋联防，则不战而使日本屈膝，尚非绝不可能，即使美日战争终于爆发，也已占了日本的先着。目前美日之间，除实力的抗衡外，殆已无外交可言，罗斯福已经暗示日本：美国刻已准备就绪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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